“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北洋军阀为何悍然杀害李大钊？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在讴歌党的伟大和辉煌之余，不禁会想起当年那些挺身立党，在白色恐怖中夙兴夜寐，筚路蓝缕，为党的生存发展而殊死奋斗，为传播马列主义真理而奔走操劳的早期共产党人。
【李大钊同志】
若以传统忠烈祠而论，那么在中国共产党的忠烈祠里，名列首位的，当非李大钊莫属。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出生，河北乐亭人。他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和日本早稻田大学，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两大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是一个早慧之人，在少年时代已然心忧天下。1907年夏天，李大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遂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就读。这是当时中国北方一所有名的学堂，总教习是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进步律师江庸先生。
【二排左四为李大钊】
1913年冬，李大钊得天津绅士孙洪伊先生资助，东渡日本，考入江庸先生的母校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安藤彦太郎在其撰写的《架向未来之桥——早稻田大学与中国》一书中不仅展示了李大钊的成绩单，还详细整理了李大钊上学时履修的11门科目及对应的执教老师。
1916年5月，李大钊回国，参与新文化运动。1918年1月，经时任北大文科研究院教授的章士钊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又兼任经济、历史等系教授，参与编辑《新青年》，并和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推动共产主义。1919年7月，李大钊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产生了极大影响，一大批爱国青年就是通过学习李大钊的这篇文章，转而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1920年初，李大钊和陈独秀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发起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同年10月，和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一同在沙滩红楼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其办公室，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又亲自创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的思想觉悟得到迅速提高，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21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聚会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1922年6月16日，备受孙中山倚重的粤军将领陈炯明部下叶举出兵围攻总统府，并炮轰孙中山寓所，意在驱逐孙文离开广东。这让孙中山感到震惊，于是在困境中加速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李大钊和孙中山见面】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指派李大钊和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等五人组成主席团，轮流担任大会主席。在这次会上，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回到北方，李大钊帮助国民党建立起北京市党部、天津市党部和直隶省党部，同时领导中共北方党组织配合五卅运动，配合北伐行动。那段时间，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李大钊身兼国共两党，成了国共两党北方地区的最高负责人，为国共两党共同推重，其声望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就在这个时候，李大钊浑然不知，他因为被人出卖已经陷入险境之中，而出卖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学生张国焘。 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在上海举行，李大钊因故未去，派遣张国焘、刘仁静与会。开会时，张国焘便刻意强调受李大钊委托而来，理应担任领导。原来的召集人李汉俊不想争夺权位，加之大家敬重李大钊，结果张国焘就作为大会主席主持了会议，并当选为中央局三人团成员，分管组织工作。这样，张国焘就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上及创党初期，占据了重要地位。张国焘一生中，曾经两度变节：第一次是1924年，第二次是1938年。其中，第二次叛变是公开的，为国共两党众所周知；但第一次却是暗中变节，具体情形鲜为人知。1924年5月，张国焘一度被捕，5个月后获释出狱。在回忆录中，张国焘自称他被逮捕后“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使敌人“一无所得”。按其所写，他俨然是一位意志坚定、不屈不挠的革命者，无愧其革命者和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身份。不过一份解密档案，却无情地揭穿了张国焘的谎言。1924年5月13日，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军警分别包围汉口的湖北共产党组织的秘密机关和刘芬律师事务所，共产党员许白昊、刘芬和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等人被捕。杨德甫被捕后叛变，向敌人供出了在北京由共产党领导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机关和张国焘等人的住址。随后，湖北方面将此情由京汉路局密函北洋政府交通部。5月21日凌晨，京师警察厅派出3个侦缉队，前去全国铁路总工会所在地搜捕。当时张国焘并不在那里，敌人只抓走了彭子均、李凤林两名干事。随后，侦缉队在腊库16号杏坛学社抓住了张国焘及与他新婚不久的妻子杨子烈，同时搜获许多党的文件和信件。张国焘对这突如其来的搜捕毫无准备，遂和另3位党员一道被抓入狱。中国共产党在《向导》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声讨北洋政府的反革命暴行，并开展营救活动。李国珍等19名众议员致函内务总长程克，要求释放张国焘；彭汉遗等15名众议员也致函程克，要求释放杨子烈。张国焘等4人被捕后，先被关押在鹞儿胡同侦缉队中，敌人每日对他们进行严厉的审讯，但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口供。5月25日，张国焘等人被押解到京师警察厅。从5月26日起，警察厅开始对他们进行野蛮的拷讯，每天拷打三四次之多。张国焘开始时不承认自己便是张国焘，也没有供出党及工会的组织。敌人就拿出在张国焘住处查获的一些信函、文件等，其中有一份委托状上列有总干事张特立的名字，敌人质问张国焘这是否就是他的别名。张国焘支吾否认，于是敌人又拿出其他一些信函，然后对他大施酷刑。张国焘为了苟存性命，最终还是向敌人屈服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中的共产派，但辩称自己并无任何职务，属于挂名党员。
他的新婚妻子杨子烈被捕与张分开关押，也屈服于敌人的酷刑，对敌人写下了亲笔供词：“张国焘是研究共产主义学说的。他既是我的丈夫，他所研究学说，我因好奇心，所以也想研究一下。可是因为我们结婚的日期不久，同时我们学校的功课很忙，虽然把关于此类的书籍看看，凭心说话，一本也未看过。不但如此，老实说连共产二字的意义何解也是茫然的。但是，我的丈夫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迷而研究这种邪学说，而得像现在这种结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脱不了干系的，我也不愿意脱离干系。政府诸大人是人民的父母，人民做了错事，是应该求老大人的宽恕，使其有改过自新之余地。……至于我的丈夫张国焘，此次做错了事是应该受惩罚的。但是青年阅历尚浅，诸大人素来德量宽宏，许人改过迁善，故敢请诸大人念张国焘初犯，特别加于宽恕。那不但张国焘和我铭感不忘，就是稍有知觉的人，也当感德无涯矣。”京师警察厅审讯后认为事关重大，随后把张国焘等4人押解至京畿卫戍司令部。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发现张国焘是个软骨头，下令加重刑罚，逼其供出更多情报。张国焘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张昆弟（号芝圃）等领导同志和北京的全体共产党员的名单一股脑全都供给了敌人，还供出了71位铁路工人党员的名单，其中京绥路工人党员7人，京奉铁路工人党员21人，胶济铁路工人党员3人，正太路工人党员2人，京汉铁路工人党员8人，津浦路2人，粤汉路1人，通清路2人，陇海路1人，广州工人党员24人，并详细向敌人提供了这些人的具体姓名及通信地址。张国焘因变节坦白得到了优待，住进了单间，伙食也改善了。5月30日，王怀庆密信给内务总长程克，请求捉拿张国焘供出的北京“中共首犯”李大钊，李大钊闻讯迅速转移，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军警查抄了李大钊在北京铜幌子胡同的住所，不获。然后又赶到李大钊的老家河北乐亭追捕，当时李大钊化装成商人，在儿子李葆华的帮助下，逃到昌黎五峰山，使敌人两次抓捕都扑了空。6月11日，北洋政府内务部发出了对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并把通缉令下达到各省。此前，李大钊在避居地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委派他为中共首席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李大钊就化装成商人，秘密回到北京，然后去了莫斯科。临行前，他给赵纫兰写信：“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也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而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李大钊因赴苏联得以脱险，但其他被张国焘出卖的同志，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比如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在石家庄被捕，范体仁、吴鹏九、叶云清等同志也都被反动军警逮捕，北京、天津、保定、郑州等各地铁路工会负责人陆续被捕、被通缉、被开除的达40多人。我党领导的北方铁路工人运动因此受到严重破坏，而张国焘恰恰是北方工运的主要领导人。尽管张国焘变节出卖同志，但王怀庆鉴于张国焘系中共要人，依然把此案上报给直系北洋政府总统曹锟，要求枪毙张国焘。但另一名军阀齐燮元则有些奇怪地提出了一个建议：“给他一个永远监禁，让他瘐死狱中。”张国焘这才保住了性命。张国焘在狱中出卖了自己的恩师李大钊，而毫不知情的李大钊却为营救张国焘四处奔走。李大钊与齐燮元系河北同乡，齐燮元保张性命的那个建议，极可能是出自李大钊的所托。同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的统治。因冯玉祥钦敬孙中山，也同情共产党，李大钊便以自己在教育界的影响力为张国焘担保，张国焘夫妇才得以出狱获释。直系军阀在各地抓捕的其他共产党人，也陆续获释。获释让张国焘高兴极了，他挽着妻子杨子烈的手走出了监狱大门。张国焘背叛革命的事情，当时并没有人发现。故其出狱后，回到中共中央继续就任要职。他不但对组织隐瞒了自己叛变的事实，还多次宣扬自己在狱中如何绝食，和敌人做着坚决的斗争，只是被敌人强拿着他的手按了红手印。但是，被同张国焘一起营救出狱的同志们也不是没有疑问：为何在狱中，后期只有张国焘一人得到了优待？张国焘巧舌善辩，说：“敌人想要把我永远监禁，老死狱中。”这个解释现在看来很是勉强，但当时还是让张国焘蒙混过关了。李大钊被张国焘出卖，虽然当时敌人未能抓到他，但其后依然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李大钊的秘密身份由于张国焘的出卖而暴露，被北洋军警记录在案。1927年4月，执掌了北洋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李大钊全家被捕。李大钊是张国焘的恩师，更是中共高层仅次于陈独秀的领导人，其被捕和就义，是惊动全国和中共全党的大事件，张国焘却在回忆录中一笔带过，明显避讳不谈，恰恰说明了其心中有鬼。1951年，新中国组织人力对北京大量敌伪档案进行查看。工作人员在查阅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的档案时，意外发现了1924年张国焘被捕后的供词及相关文件，证明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被捕后都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并供出了当时北京的全体共产党员的名单与全国铁路系统党员名单，其内容与张国焘的自我标榜大相径庭。张国焘在供词中写道：“铁路总工会，即为实行共产主义行为之通讯机关。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李大钊为北方首领。（中共）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姓名一时记忆不清。辅助进行党务者：南方有谭铭三（平山）等，北方有张昆弟等。”由于1924年张国焘的变节出卖，北洋政府已经知晓李大钊的共产党领导人身份，故于1925年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为由多次下令通缉他，李大钊被迫进入东交民巷俄国兵营暂避。不久，他又走出东交民巷，继续领导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奉系、直系北洋军阀的斗争。那时，以日本为后台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崛起，大有夺取北洋政府控制权的可能。为了阻止奉系军阀的统治，李大钊投入巨大精力去联合冯玉祥国民军反奉；策反张作霖部将郭松龄起兵反奉；动员张作霖主要幕僚杨宇霆密谋反奉；还积极联络山西的阎锡山，试图组建反奉同盟。李大钊所做的这一切，被张作霖恨之入骨，张一口咬定李大钊是苏俄间谍，必欲除之而后快。1925年月12月21日，张作霖与日军联合，在巨流河、新民屯一带击杀了郭松龄，将郭曝尸奉天城；随后与日军联合围堵冯玉祥军，将冯玉祥逐回西北。李大钊试图构建反奉联盟未能成功。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领导北京各界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竟遭到段祺瑞政府的血腥屠杀，是为三·一八惨案。李大钊的头部和双手负伤，但他仍不顾危险，镇静地指挥群众撤退。三·一八惨案的第二天，段祺瑞政府就下达了对李大钊的通缉令，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3月底，李大钊接受苏联同志的建议，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秘密迁入位于东交民巷的苏联驻华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1926年4月18日，张作霖奉军以“安国军”名义占领北京，随后加紧对共产党人及倾向共产党的革命者进行迫害，李大钊的处境更加危险了。以足智多谋而被北京大学同仁戏称为“鬼谷子”的沈尹默，匆匆赶到孔德中学，悄悄把正在听课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叫了出来，神色郑重地对他说：“转告你的父亲，要他一定加倍小心，张作霖这个红胡子是杀人不眨眼的啊!”鉴于北京的形势日趋紧张，国民党在北方的领导干部纷纷离京南下，中共也将部分干部调离北京。在明知自己已经暴露、北洋政府已紧急下令抓捕的情况下，李大钊却毫不犹豫地坚持留在北京为党工作。大家都担心李大钊的安危，一再催促他离开北京暂避，他却平静地说：“要离开北京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走的。”“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怎样的重要，哪里能离开呢？”夫人赵纫兰也为他担心，多次劝他暂避一下，他总是说：“不是常对你说嘛！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李大钊不顾生命危险，尽最大努力开展秘密工作，使北方革命力量不断壮大。自1926年“三一八”惨案至1927年2月，仅北京一地，共产党员就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国民党员也由2000多人发展到4000多人，共青团员也有了很大发展。同时，李大钊组织国共两党深入农村，建立农民协会和武装，使直隶、内蒙古、山西等地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他还努力为南方的革命运动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他坚决支持当时主要在南方一些农村蓬勃兴起、同时也开始波及北方的农民运动，并著文论述开展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也注意在军队中扩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对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李大钊作为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学者和革命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尊崇，名重当世，这是他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多方面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时，他的名声也让他的处境更加危险。奉军进占北京之后，围捕之网越收越紧，李大钊处境危殆。他以往的办公室、宿舍、会议室、刊物编辑部及其他革命活动场所，均陷入奉系军警的盯梢和监控之中。1926年9月的一天，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司法科长沈维翰接到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命令，让他们马上派人到北郊警察署审理共产党的案子。侦缉二队队长王景有和四队队长杨恩华带人赶到北郊警察署，看见警察正在审问拷打一名在街上散发传单时被抓捕的人。这个人就是曾经在李大钊身边工作过的中共地下党员李渤海。李渤海经不起拷打和诱惑，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将李大钊隐匿于东交民巷的情报及其他党员名单供出。后来，李渤海还充当了奉系军警进入苏联使馆区的向导。为了抓捕李大钊，张作霖派出大批军警和特务化装成车夫、小商贩，天天在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国兵营门口窥视。凡是兵营出来的人，都有特务盯梢，直至拷问逮捕。在李大钊身边负责交通工作的地下党员阎振山和厨师张全印，就是这样被特务秘密逮捕的。为了弄清俄旧兵营内部的情况，他们还利用兵营内招用工友之机，派遣四名暗探化妆打入内部。据当时北京《晨报》报道，这几名暗探在在旧俄兵营中经过3个月的侦探，“所有当中的一举一动，俱已调查明晰，并经绘图报告”。按照国际法和外交惯例，一国对其驻外使馆是具有主权管辖地位的，驻在国军警无权擅自闯入。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军警更是不得随意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张作霖得知李大钊隐匿于苏联驻华大使馆，于是派人先找西方列强驻华公使团团长、荷兰公使欧登科，接着又与英法等国公使交涉。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苏联的仇视，签订《辛丑条约》的八国公使专门开会讨论，默许奉军派人进入东交民巷苏联使馆区搜捕李大钊等人。政治上几经转变的民国名流杨度先生，对李大钊的安危十分关心。他在为国民党开展工作的过程中，结识了主持北方革命工作的李大钊。此前，他读过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的许多关于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对李大钊钦佩有加，两人一见如故，结为挚友。面对杨度政治主张失败后内心的苦闷，李大钊语重心长地说：“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几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后，杨度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共产主义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似乎在李大钊身上看到了那座指引自己前行的灯塔。他表示愿意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为共产党做些有益的工作。1927年4月5日，杨度在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北洋政府前总理熊希龄女儿的婚礼，碰巧遇到北洋政府前外交总长汪大燮。一番寒暄之后，杨度无意从汪的口中得知张作霖准备大肆扑杀共产党员的消息，杨度大吃一惊，忙问：“那是俄国人的地方，在外交上是不允许我们进行搜捕捉人的，这不要惹出外交事件来吗？”汪大燮从容地答道：“今天张大帅已经派我和另外几个人去跟各国驻北京的使馆打过招呼了，声明我们将要进入东交民巷搜查俄国兵营。理由是前方战事吃紧，后方共产党人在进行破坏活动，影响京师的治安。希望各国公使馆谅解并协助。”杨度得知事态如此严重，急出一身冷汗，便借故中途退席回家，让长子杨公庶速去章士钊公馆，向章先生报告情况。章先生闻讯，立即将消息告诉了李大钊。但此刻为时已晚，苏联使馆已被奉系军警重重监控，李大钊来不及转移了。1927年4月5日夜，按照张作霖的密令，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郁文等人秘密开会，制订抓捕李大钊的行动方案。吴郁文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他把抽调来的540名警察、宪兵和特务分成12个小组，按照叛徒提供的名单，分头捕人。4月6日清晨，吴郁文率大批军警如狼似虎般直扑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实施蓄谋已久的疯狂搜捕，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儿，连同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人员和苏方人员共60余人一同被捕。所幸，李大钊大儿子葆华与同学结伴外出，小儿子寄养在他处，因此躲过了一劫。4月6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父亲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外走。我紧跟在他身后，走出院子，暂时躲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亲。
“不要放走一个！”窗外一声粗暴的吼声。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在军警中间，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工友阎振三。他的胳膊上拴着绳子，被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拉着。
那个满脸横肉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三：“你认识他吗？”阎振三摇了摇头。他那披散的长头发中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显然是受过苦刑了。“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侦探冷笑着，又吩咐他手下的那一伙，“看好，别让他自杀，先把手枪夺过来！”他们夺下了父亲的手枪，把父亲全身搜了一遍。父亲保持着他那惯有的严峻态度，没有向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残暴的匪徒把父亲绑起来，拖走了。我也被他们带走了。在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的院子里，我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被带来了。我们被关在女拘留所里。由于李大钊是北京大学知名教授，论著颇丰，声望很高，名重京华，各方都有人试图营救。——4月10日，北京大学等国立九校推定北大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为九校代表前往拜访张学良军团长，提出如下意见：（一）未放学生请速放；（二）认为情节重大之学生，请从轻发落，取宽大主义，不再株连；（三）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四）李大钊之妻女，请即释放……此后两天，国立私立25所大学的校长也召集会议，就李大钊被捕一事，议决发表一篇建议书：“希望奉方取宽大主义，一并移交法庭办理。”——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先生，也出面游说奉系要员杨宇霆向张作霖说情。——为营救李大钊，杨度甚至毁家纾难，卖掉了在北京的“悦庐”公馆，用所得4500块大洋积极疏通关系，为李大钊奔走呼号。杨度还设法促成北洋政府“政治讨论会”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向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建议，将此案移交法庭裁判，依法办理。——4月15日，《世界日报》报道，公民李公侠致书张学良，请宽赦李大钊，书中列举了10条宽大的理由，其中第8条写道：“且李氏，师德尚醇。如冬不衣皮袄，常年不乘洋车，尽散月入，以助贫苦学生，终日伏案，面究各种学问……此论奖掖行德，而宜主宽大。”——《晨报》就李大钊被捕一事发表了题为《共党事件，应交法庭》的社论，认为当局应采取宽大精神，党狱万不可兴，处罚不宜过重，建议将李大钊等人移交法庭处理。——国民军统帅冯玉祥此时也拍了电报，向奉系军阀提出警告。——得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逮捕入狱，苏联报刊立即作了详细报道。9日的《真理报》说：“6日上午11时，一队奉天士兵，还有宪兵和暗探等共约500人，包围了苏联使馆区，切断了使馆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后闯入内部，逮捕了70多名中国人，其中包括李大钊教授和一些学生、妇女和儿童。所有当时在场的俄国人，包括武官处的警卫和职员等共22人，都遭逮捕。”同一天的《真理报》刊登了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处，向北京政府提出的抗议照会。10日的《真理报》报道了李大钊第二次被审问时的情形。报道说，“李大钊同志在被审问时镇静自若，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学说的追随者。他说，他所以参加共产党（此处可能不确，李大钊在狱中只强调自己是国民党人--作者注），是因为他愿为党的原则和纲领而奋斗。”这一天的《真理报》，还刊登了李大钊同志的全身照片。——同时国外的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也对李大钊等人进行了声援。东方社莫斯科12日电：“本日下午，莫斯科10万工人职员，举行示威游行，发表演说，抗议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军阀策划的这一阴谋事件。”凡此种种，都让张作霖面临着巨大压力。但他反复掂量，最终还是决定处死李大钊等20人。不过，各界营救的压力也并非完全无用，一同被捕的家属、孩子和苏联人还是陆续被释放了。暗中出卖了李大钊的张国焘，此时正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位重权高，却没有为营救李大钊付出任何努力。这进一步印证了其此前变节的事实。就在李大钊被捕的六天之后，蒋介石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及外围革命群众。4月15日，广州也发生反革命政变。一时黑云滚滚，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南北。李大钊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百般折磨，但他坚韧不屈，总以“概不知之”来回答敌人关于中共信息的审问。张作霖也曾安排杨宇霆出马，企图劝降李大钊，杨说：“守常兄，咱们是多年的朋友，只要你肯为张大帅、吴大帅效劳（那时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正处于合作时期），保你官职在我之上。”李大钊轻蔑地回答：“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在监狱中，李大钊仍然坚持宣传共产主义，并继续通过各种渠道领导指示党的工作，不但狱中犯人大为感动，即看守的士兵也愿替他传递消息，充当监狱中的交通员。在监狱中，在法庭上，李大钊始终大义凛然，泰然自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心里想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如何保护同时被捕的其他同志。为此，他用血迹斑斑的手写下了《狱中自述》。《狱中自述》涉及一个后人不太明白的问题——为什么李大钊不以共产党而以国民党的身份署名这份材料？这是因为，此时李大钊并不知道张国焘早在三年前已经将他共产党人的身份出卖了。在生死抉择面前，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避免党的组织再次遭受破坏和如何保护一同被捕的同志。这就需要在恪守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鉴于张作霖极端仇视共产党，自己如果亮明中共领导人的身份，其结果可想而知。考虑到孙中山曾与张作霖结成军事联盟，国民党在北方处于半公开地位，张作霖正在拉拢国民党这层关系，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与敌周旋，则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被捕同志、掩护党的组织。所以，李大钊在狱中绝口不提共产党，而只以国民党的身份说话。但是，这个策略并无用处，在逮捕李大钊之前，张作霖从北京警察厅留存档案的张国焘供状里已经确切地知晓了李大钊是中共北方首要领导人。《狱中自述》全文约二千七百字，写得干净利落，有条不紊，没有一丝的慌乱和畏惧。这篇文献，是李大钊对救国救民的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见证，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依然坚守信仰毫无动摇的见证：
惟吾中国，自鸦片战役而后，继之以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之变，甲午之战，庚子之变，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中国民族尚困轭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代之政策，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族；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则。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狱中自述》通篇无一言提及家庭私事，无一语关乎自身安危，字里行间所关心的全是国家民族的命运，阐述的全是他救国救民的主张。其女李星华在《回忆父亲李大钊》一文中写道：“父亲在狱中十几日绝口不提家事，尽管当时对父亲的这种冷淡我做梦也没想到，但在事后还是非常能够理解我所敬爱的父亲。他永远爱我们，可是在他坚强的心中，革命事业所占的位置，却要比个人的利益和安危重一千倍！重一万倍！”既然落到了死敌张作霖手里，李大钊自度难免一死，于是向法庭要求对自己实施绞刑而非枪决。张作霖对法庭前来请示的人说：“只要杀掉他就行，绞死、毙掉有什么两样？你们答应他！”请示者为难地说：“我们从没有实行过绞刑啊，连个绞刑具都没有。”张作霖听了，不屑地说：“这还不好办？我自掏腰包，你们从法国进口一个绞刑架不就得了？”这时，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北方铁路工人计划劫狱，杨度表示赞同。但李大钊得知信息后坚决反对，他说：“他说这种行动，自然是工人们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和对于党对于我的爱戴，今天完全没有可能实现这种计划，因为不只是囚室武装警卫，即监狱亦处于重重武装戒备中。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做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在狱中关押22天之后，1927年4月28日上午，也就是在处决李大钊的当天上午，李大钊和赵纫兰母女获准在法庭上相见。十几天（应为二十多天）过去了，我们始终没看见父亲。有一天，我们正在吃中饭，手里的窝窝头还没啃完，听见警察喊我们母女的名字，说是提审。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女孩子。""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不要多嘴！"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法官命令把我们押下去。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我们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第二天，舅姥爷到街上去买报。他是从街上哭着回来的，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着"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昏倒在床上了。母亲伤心过度，昏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叫醒又昏过去了。过了好半天，母亲醒过来了，她低声问我：“昨天是几号？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我又哭了，从地上捡起那张报纸，咬紧牙，又勉强看了一遍。我低声对母亲说：“妈，昨天是4月28日。”母亲微微点了一下头。实际上，在赵纫兰母女尚未回到家中时，李大钊已经牺牲。当时的具体情形是这样的：4月28日上午，由张作霖操纵的所谓“特别法庭”仅用了半天时间，即判决李大钊等20人死刑。下午2点，李大钊等20人被秘密押解到北京西交民巷地方看守所刑场的一台进口绞刑架前，处决他们的罪名是“和苏俄里通外国”。当时在北京任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的何隽曾亲历现场，据他回忆，在受刑之前，行刑官曾询问过李大钊对家属有何遗言，表示可以书函转交。李大钊答道：“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份也，何函为？”没有为家属留下任何遗言。行刑开始，李大钊轻挽袍襟，头一个走出队列，迈步登上绞刑台请死。他新剃了光头，身着棉袍，神色自若，站在敌人的绞刑架前留下了最后一张照片，并转过身来，对着十九位同志意味深长地说：“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李大钊，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北洋画报》一篇题为《处决李大钊等琐闻》的文章里，特别提到了一个细节：当绞刑架绳环放下的那一刻，行刑刽子手要求李大钊伸长颈脖，以方便绳套套入颈中，李大钊依言而做，视死如归，毫无惧色。有记载说：“李神色未变”，“厥态殊从容”。但是，刽子手事先得了张作霖的指示，不能让李大钊速死，为了让他多受折磨，使用了惨无人道的“三绞处决法”：把李大钊推进长方形的铁架子中，一共施行了三次绞杀，时间长达28分钟。——第一次，把李大钊绞昏气绝，然后放下来，用冷水浇醒，厉声喝道：“你悔过罢！”李大钊醒来后，徐徐睁开双眼，嘴里吐出了一口鲜血，愤恨地说：“快把我绞死！我的肉体虽殒，精神不灭！”——第二次，吊起再绞，李大钊的眼球已经突出，口鼻淌血，刽子手再次将他放下，浇以冷水，李大钊犹如死后还魂，醒来后牙缝里只吐出四个字：“力求速办！”这是李大钊留在人世间最后的四个字，掷地有声，摄人心魄。——连刽子手也被李大钊的大无畏所震慑，不敢再说话，连忙第三次绞紧绳索，结束了李大钊的生命。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日，此时牺牲的他，只有38周岁。其人格与气节，和变节出卖同志的张国焘相较，简直判若天壤，如隔云泥！随后，刽子手将与李大钊一同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张挹兰共19人，挨个绞杀。在敌人的行刑报告上，我们看到了20位英烈就义后的情景：“行刑既毕，尸身20具并列于绞台之侧，男尸19具，女尸1具即张挹兰也，面皆俯向下，皮肤惨白，颈或有红痕者，头发无不蓬乱，衣多布衣，履多布履，一望固知其为寒士也。”29日一早，报纸上刊出消息：“李大钊等二十人执行死刑矣”，甫一看到，赵纫兰立刻晕倒。《晨报》记者赶来了，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实事求是地说，在李大钊的事情上，周作人不但体现了深厚的朋友情义，而且展现了一点民族气节。若周作人能够一贯地坚持这个立场与节操，后来也不至于沦为文化汉奸。李大钊被捕后，国内各界营救甚力，呼声极为强烈，苏联方面也向北洋政府发出了抗议，这给了张作霖巨大压力，但最终还是未能挽救李大钊等20人的生命。那么，张作霖为什么置广大社会舆论于不顾，悍然杀害李大钊呢？一是张作霖对李大钊极为仇视。张作霖发现，主要幕僚杨宇霆和自己的矛盾、最善战将领郭松龄的起兵反叛、冯玉祥国民军的反奉等等，都有李大钊策动的影子，因而对李大钊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二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纵容。动员群众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李大钊，早已被帝国主义列强所愤恨，同时社会主义苏联也被他们所仇视。在抓捕李大钊之前，张作霖已经派人接洽西方列强驻京使团，得到了他们的默许。所以，当奉系军警违反惯例闯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搜捕李大钊等人时，帝国主义使团非但没有抗议，反而宣称：“俄国不在《辛丑条约》签约国之列，外交团已无法制止中国军警搜查其在东交民巷区域内所设立机关。”他们采取的是名为中立实为纵容的态度，这就为张作霖的暴行打开了绿灯。三是国内反动派的支持。国内营救李大钊的强大舆论使张作霖有所畏惧和迟疑，为此他给蒋介石、阎锡山、孙传芳及张学良、张宗昌等六人发电征询意见，除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几人都主张将李大钊立即处决。虽然李大钊担任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但正在密谋屠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国民党右派首领蒋介石，也从上海发来密电，建议张作霖将李大钊“速行处决，以免后患”。两个在北伐战场上相互厮杀的军阀，在屠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问题上居然达成了默契。特别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更是对张作霖起到了示范和催化的作用。军事上接连受挫，已陷入不利境地的张作霖，甚至想以屠杀共产党来博取蒋介石好感，拉近与蒋介石距离，以谋求与国民党右派的妥协。作为军阀鹰犬的中国青年党砸毁《晨报》馆，到处张贴标语，主张处李大钊以极刑，也对张作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口气绞杀了李大钊等20人，张作霖觉得大解心头之恨，很是高兴和得意，当晚还特地设置酒宴以示庆贺。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的死期也将来临——就在第二年的6月4日，张作霖即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而和他一起被炸死的奉系军政官员也不多不少，恰好是20个人，真可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报还一报。1949年1月21日，据守北京的国民党军傅作义将军宣布接受《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书》，命令所部25万人陆续出城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1月31日，解放军在莫文骅将军指挥下，从西直门、德胜门、复兴门入城接防，宣告北平和平解放。2月2日，北平市公安局郊七分局局长朱文刚奉命带领8名警察和中央警卫团1个班前去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外七分局管辖的功德林监狱。当他们走进一间大房子里，朱文刚看见靠墙处摆放着一座绞刑架，便问道：“你们用这个洋玩艺处决过死刑犯?”一位留用的旧警察回答：“听说用它绞死过贵党首领李大钊，那以后好像再没用过……”“谁？你再说一遍，绞死过谁？”朱文刚闻听心中一惊，马上追问。旧警察见朱文刚瞪着双眼紧盯着他，有些害怕，不敢再往下说了。朱文刚已经清晰地听见了“李大钊”三个字。他对在场的旧警察厉声喝道：“你们把它给我看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动！听见没有?！”说完，朱文刚骑上自行车，匆匆赶往市公安局汇报。北平市公安局长谭政文听了朱文刚的汇报，马上报告了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彭真立刻意识到，杀害李大钊烈士的绞刑架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文物，应予妥善保管。他指示谭政文，由市公安局文保组民警配合市政府文物接管组的同志，把绞刑架从功德林运送到北平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这座绞刑架是北平市文物接管组接收的第一件文物，编号0001，摆在陈列室最醒目的位置。杀害李大钊烈士的凶器被意外发现，紧接着杀害烈士凶手的信息也来了。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侦察处长冯基平收到一封来自铁道部公安局的绝密信函，信中写道：
“本部房产管理所中统特务分子阎振郎反映：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长吴郁文，化名博哉，现住在北京鼓楼湾菖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为荷。”
冯基平马上叫来副处长狄飞，把信递给他说：“你来负责这项工作，一定要抓住杀害李大钊同志的凶手！”狄飞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调查科侦察员温振海。第二天，身着便衣的温振海骑着自行车直奔鼓楼派出所，在民警的帮助下，从户口底册上查到一个叫吴博斋的人。登记显示，此人69岁，汉族，北京密云县人，无职业，住旧鼓楼大街4号。温振海心中暗想：“吴博斋”与密函中提到的“吴博哉”谐音，只差一个字，年龄也差不多，极可能是同一个人。于是，他决定前去探个究竟。来到旧鼓楼大街4号房前，见屋门未锁，温振海借口找人走了进去，看见屋里有一张床，床上歪躺着一个老头，很瘦，满脸病态。温振海走上前去，关切地问：“老人家，您病了吗？身边怎么没人伺候您呀？”“唉！老了，活不了几天了。”老头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用机警的目光死死盯着温振海，似乎感到不安。老头机警的目光，让温振海察觉出他不是一般人。为了不打草惊蛇，他若无其事地退了出来。从老头的邻居那里，温振海得知这个老头就是吴博斋。为慎重起见，狄飞又安排侦察员查阅了接管的敌伪档案，提审了在押的国民党北平市的中统、军统特务，证实吴博斋就是吴郁文。1951年6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将吴郁文抓捕归案。经审问，吴郁文对策划、抓捕李大钊的罪行供认不讳。人民法院根据他所犯罪行，判处其死刑。之后，杀害李大钊的主要刽子手陈兴亚、雷恒成、王振南等，也相继落网，逐一伏法。至此，连同被日寇炸死的张作霖等人，抓捕和屠杀李大钊等革命志士的凶手，均未落得好下场。这是对李大钊等20位革命先烈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赵纫兰，别名阿兰，生于1884年，和李大钊是同村人。她从小缠足，善良贤惠，和李大钊十分恩爱。她不仅是李大钊的结发妻子，也是李大钊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贤内助。据李大钊的朋友透露，仰慕并追求李大钊的优秀女性相当多，而李大钊不为所动。赵纫兰自知没有什么文化，生怕给丈夫丢脸，每当客人来访她便自觉躲避。李大钊明白她的心理，每次都主动把她从内屋请出来介绍给客人。还教她读书认字，让她能写简单的信件，能够读懂《红楼梦》。李大钊长期在白色恐怖中为革命奔走，不惜自掏腰包赞助革命、救济穷人，以致家中拮据，生活贫苦，而赵纫兰毫无怨言，总是勤勤恳恳地操持家务，抚养孩子，不让李大钊有后顾之忧，而且支持几个孩子追随李大钊参加革命。因各地青年慕名而来，家庭生活常被打乱，但赵纫兰始终热情接待。看到青年学生衣裳单薄，她就把刚为儿子做的新棉衣拿了出来。对她的深明大义，李大钊非常感动。赵纫兰，堪称伟大的妻子、杰出的母亲、革命的芳魂。中共地下组织、李大钊北大同仁和亲友们按照她的遗愿，将她安葬在了与李大钊并排的一块墓地里。得知母亲的噩耗，正在家乡一带做党的秘密工作的李葆华失声痛哭。1936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召开会议，鉴于赵纫兰多年的表现，特别是在李大钊牺牲后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培养教育子女投身革命的壮举，决定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决议，刊登在中共北方局的内部刊物《北方火线》上。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在得知赵纫兰的事迹后，感动得为她题写了“忠魂铁血”四个大字。
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曾用名赵升阳、赵振声，化名杨震。1909年10月2日出生于河北乐亭大黑坨村，1921年入北京孔德学校学习。1927年4月6日，张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钊时，碰巧李葆华与同学周丰一（周作人之子）同去城外燕京大学沈士远教授家聚会，而躲过一劫。在父亲李大钊的引导和影响下，李葆华少年时期即投身革命。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7年4月在父亲被杀害后，根据党组织指示并得到周作人的帮助，李葆华的名字成功被列入公派赴日留学名单。原本生活极为窘迫的他，学业和生命都有了安全保障。到日本后，他进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31年5月，李葆华在日本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6月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
【李葆华（左一）与叶剑英（右一）合影】
回国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后调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安徽省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委。在安徽，他实事求是大力平反右派，坚持发展工农业，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日夜操劳，被人民群众亲切地称为“李青天”。1973年，出任贵州省省委第二书记，同年中共十大被选为中央委员。1978年，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组书记。是第八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82年起，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5年2月19日，逝世于北京，享年96岁。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1911年11月21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作家。1920年夏，随全家到北京定居。1927年4月6日，张作霖下令逮捕了李大钊，李星华与母亲和妹妹一同被捕。获释后，返回河北老家。父亲牺牲后，辍学在家，照顾母亲和妹妹。一直到1931年的暑假，才又带着弟弟和妹妹回到北京复学。第二年，她升入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高中部。生活无法维持时，她在父亲朋友的关照下勤工俭学、给学校刻印法文讲义蜡版，每月补贴一点生活费用。1932年春天，她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同年夏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她借给学校刻印讲义为掩护，为党刻印革命传单，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1937年从中法大学毕业，1940年与妹妹李炎华、弟弟李欣华一起辗转奔赴延安。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周作人沦为文化汉奸。不过，在此期间他也不是一件好事没做，李大钊牺牲后他就曾尽力保护过李大钊的儿女们。在护送李星华、李炎华离开北平前往延安时，周作人特意告诉李星华：“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李星华到达延安后，先入延安鲁艺文学系学习，之后在延安中学教书。1942年，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北京，分别在师大女附中和马列主义学院第二分院任教，并从事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1979年11月27日逝世于协和医院，享年68岁。她的主要作品有《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白族民间故事集》《十六年前的回忆》（选入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第十课），其中《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在她去世后不久出版，为读者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李大钊的次子李光华，1923年在北京出生。在李大钊牺牲时才只有4岁，1933年母亲病故时，也只有10岁。他在党的地下组织和亲友的关怀抚育下成长。1938年7月，参加中共冀热辽特委发动的冀东大暴动，头部受伤。1940年随姐姐辗转赴延安。解放后，曾任中共乐亭县委宣传部长、唐山华新纺织厂厂长等职务。1956年调任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卒年不详。
次女李炎华，1919年生。李大钊牺牲时，她8岁。从小学习勤奋刻苦。在大黑坨小学任教多年。全国解放前夕到冀东建国学院工作，后调北京，从事民间文学研究。1979年去世。
李欣华是李大钊的小儿子，李大钊牺牲的1927年，在乐亭大黑坨出生，未能与父亲见过面。1933年母亲病故时，他只有5岁。后在党组织和友人的帮助下，接到北京读书。1940年，跟随姐姐赴延安。从学校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1948年奉调北平市军管会，先后在北京八中、九中任教。1954年，他主动要求到贫困山区门头沟从事教育工作，曾任北京市大峪中学校长，门头沟师范学校党委书记兼教师进修学校校长。1989年病逝于北京。李大钊的五个孩子，都深受李大钊的影响，先后投身于中国革命；也都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性情温厚，朴实刻苦，勤奋好学，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突出成绩，没有给父母丢脸。在李大钊牺牲22年后，他参与创立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剿灭了所有的军阀和土匪，废除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不平等条约，执掌了全国政权，成立了新中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李大钊生前的伟大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李大钊，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
当年像李大钊一样闹革命的共产党人，许多是不缺吃不缺喝的，可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玩命呢？是吃饱了撑的，还是嫌自己活得太长？都不是。是因为他们深爱着这个国家，却又极不满于国家的现状。个人和小家庭的安逸富足不是他们的追求，他们的情怀与目光所及，是我们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幸福。目睹国家衰弱屡受列强欺凌，百姓苦难常常食不果腹，他们就是要立志改变这种现状。为此，他们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甚至不惜献出生命而义无反顾。正如李大钊所说的“爱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而“牺牲的精神便是爱”，也就是用自己的牺牲去爱护自己的国家。为了改变国家衰弱的状态与百姓贫苦的生活，他们树立了“奋发有为的人生观”，他们引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相信马列主义能够救中国。但是，这样做就动了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的奶酪，它们绝不允许共产党人这样做，而共产党人一定要这样做，于是艰苦卓绝的斗争和无可避免的流血牺牲就必然地发生了。李大钊就是一个血的例证，他以自己的生命实践自己的理想，在理想的黎明还遥遥无期的至暗岁月里，就倒在了血泊之中。38岁的年纪，正是风华正茂的岁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9500多万人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新中国诞生了，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了，人民生活提高了，国家实力增强了，中国的发展方向、世界格局与力量对比为之改变，甚至人类的未来也极有可能为此受到有益的、深刻的影响。这一切，正是李大钊们当年为之流血牺牲的理想；这一切，都与李大钊们当年的奋斗与作为有关。因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的一切伟大与辉煌，都是从他们那里发端的。陈独秀之子陈乔年牺牲前，狱中的战友为他即将被害而难过，陈乔年却乐观地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他们甘愿献出风华正茂的生命。饮水思源，吃水不忘打井人，今天无论是处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是享受着和平幸福生活的人民群众，都不应该忘记李大钊及所有和他一样奋斗牺牲的革命英烈、民族英雄。今天的我们，却很难想象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的弱小与艰辛，其救国救民的社会环境是何等的残酷与危险。由李大钊的被绞杀，让今天即使不太了解那段历史的我们，也可以真切地感知当年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斗争是何其艰险不易。在这个伟大的党还处于弱小之势而不得不面对强大敌人的时候，她连自己的领袖的生命都保护不了，甚至连为死去的领袖举行一个葬礼都难以办到，这是何等的辛酸、屈辱与无奈！但幼小的共产党并未被恐怖和牺牲所吓倒，她并未停止英勇的斗争，而是继续赴汤蹈火，继续流血牺牲，继续砥砺前行。最终，她胜利了。因为，她的信仰、理想与路线、方针、政策，符合时代的要求与人民的期望，时代和人民最终理解了她，选择了她。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无疑是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救国救民的政治力量中理想最无私、信仰最坚定、政治最进步、方法最对头从而也最得民心的政治力量。她的成功与胜利，绝对不是白来的，其中没有一点点侥幸。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艰苦性、危险性和复杂性，还来自于革命阵营内部的叛徒。相比于富贵阶级中会有人背叛本阶级而投身于人民革命，那么艰苦卓绝、险恶丛集的革命阵营中出现叛徒和变节者，则是更加常见的现象。信仰的不坚定、思想的不纯粹和性格上的软弱，使得他们往往经不起危险和艰苦的考验，经不起敌人的诱惑和严刑拷打，不惜背叛革命、出卖同志，以变节苟存自己的性命。他们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巨大牺牲，也给普遍的社会道德造成极大损害，他们作为革命的叛徒、人格的丑角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同时也从反面衬托了李大钊们的伟大、坚韧与壮烈。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还可以通过两个参照系来加以论定。在国外，是苏联共产党；在国内，是中国国民党。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大哥。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时候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挥。而共产国际，只是苏联共产党指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总部机构。现在，共产国际早已解散，苏联共产党已经不在了，其余部俄罗斯共产党已沦为在野党；而中国共产党却发展成为9500多万党员的世界最大执政党，正在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国民党，也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大哥，因为它成立早、规模大、地位高，国共合作不能平等进行：第一次只能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第二次只能是红军改变番号、压缩编制、更换军装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那时的国民党，是居高临下俯视共产党的，或是挥舞屠刀屠杀共产党的。但最后的结局是，国民党在大陆丢了大陆，到台湾丢了台湾；而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而强，打败了国民党，她领导的新中国日益强大，已经从西方列强手中收回了香港、澳门，收复台湾也将为期不远。这个结果，也反过来证明了当年李大钊们挺身立党、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的伟大意义。李大钊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然而与他亲密友好者，在他死后依然关心着他的家人者，却并不限于其革命同道，还有他的北大同事、法政学校同学及各路社会贤达与普通群众。尽管后者未必都赞同其政治追求，却认同他的人品与节操。比如，北洋政府内务部警政司长李青峰，北大校长蒋梦麟，北大教授钱玄同、周作人、沈尹默、刘半农，政界与文教界朋友章士钊、杨度、蔡孑民等，国民政府官员马叙伦、邵元冲、蒋伯诚等，德昌杠房掌柜伊寿山，以及李大钊生前同乡好友白眉初、李凌斗等等，都在李大钊牺牲后，纷纷给他处于困境中的妻子儿女以各种形式的弥足珍贵的帮助。这并非是他们熟悉李大钊的妻子儿女，也不是他们都认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出于他们对李大钊人品和气节的认可钦敬。这说明，崇高的人格操守可以跨越思想立场的界限，而在“人”的意义上得到普遍认同。这也是“党内圣人”李大钊的一生，给予我们的另一个启示。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李大钊不光是共产党人和各方革命者的光辉榜样，也堪为全体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和普遍意义上的“人”的共同榜样。
（作者：林治波，人民日报社四川分社社长；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 “人民日报客户端四川频道” ，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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