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朋友张雨生自打生病，一晃就是多年了。

这些年，我老觉得雨生会逐渐好起来，还会重操他的杂文旧业，拿起如刀之笔，为这个社会的许多问题提供疗救的良方，奉献他独具特色的犀利又颇具文采的杂文随笔篇章。遗憾的是，数年过去，雨生虽在他夫人刘素英的精心照料下有所好转，但是要恢复到十几年前笔耕不辍的写作状态，据说已经是很困难的事情。作为他的好友，我只能叹老天不公，为他身体过早染上可恶的疾病，为再不能读到他那隽永流畅又极具个性的杂文，时时在心里心疼惋惜。

至今我还在期待和想象着他有一天真的能够恢复身体，再能听他带湖北黄梅口音的幽默谈笑，看他一如既往重新投身他心爱的杂文事业，我们的队伍便可再现这样一位杂坛老兵的战斗者身影。

我喜爱雨生的杂文，而且超乎寻常的喜爱。

作为他的老部下和心心相通的老战友，他的做文做人都可以堪称楷模。他曾经这样告诉我，他说他佩服和敬仰的老作家中，孙犁应该排在第一位。他喜欢孙犁，是骨子里那种带有崇拜的喜欢。他说孙犁的语言不夸张、不做作、不文过饰非，力求准确地表达思想。读起来隽永流畅，娓娓道来。他对孙犁这样的尊崇，自然必然体现在他自己的创作中。所以每每读他的作品，我总能第一时间联想到孙犁，他很得孙犁为文的章法。

但是，杂文要求犀利尖刻，下笔如刀，直击要害。这与孙犁先生那种文笔优美的散文风格怎么有机融为一体呢？还怎么具有批判的效力和功能呢？但是雨生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把杂文这种集匕首、投枪、手术刀功能于一体的体裁，用散文式的笔法非常流畅地表现出来。这样写作影响杂文的战斗力吗？不仅没有，反而具有更强的教化作用。很多人以为杂文就是尖酸刻薄，或者就是骂人或者用文学方式委婉骂人。但雨生杂文可不是这样，读他的杂文，就像是作者给你一剂喝起来上瘾的汤药，虽然稍微微有点苦，但确是苦中有甘怡，在不知不觉中疗救了你内心的病殃，从而有醍醐灌顶、心灵开窍之效，我认为这才是作者的本事。

因此在我看来，雨生杂文是集散文杂文随笔于一体的风格，有一种独具品格的文风。他有影响的作品很多，在我印象深的，他的《虎皮鹦鹉之死》《神医哪里去了》等名篇，在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虎皮鹦鹉之死》被教育部还编为中学教材，对全国青少年产生巨大影响。而那篇《神医哪里去了》也被评为属于国家政府奖的新闻奖全国一等奖。不在其中的朋友，大概不知道这个奖的分量。各省级单位那是把这样一个大奖看得与“五个一”同样重要的国家奖。

记得有一年我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中国新闻奖颁奖仪式，那是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奖的。我问身边《文汇报》来的上海一位代表，问他得了政府一等奖上海该如何奖励。他毫不掩饰地说，回去可能政府给作者奖励一套房子。我顿觉惊讶，因为雨生文章也是同类奖啊。当然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上海是否落实也无从知道。我意在说明这个奖对雨生的重要。因为雨生身在领导岗位，又是中央军委的机关报，不可能像上海那样重奖，到最后也不过仅仅一张证书而已。但是在雨生看来，比得奖更为重要的是他用手中之笔对这个社会发挥的影响和对问题的针砭。

就拿那篇获奖作品《神医哪里去了》来说，这的确是一篇针砭时弊、极具针对性的应时之作。

当时全国原因不明性非典肺炎正在流行，可以说人心惶惶，很多行业已经停摆，传言也很多，到了“谈虎色变”的地步。而就在这之前，一批流行的神医在国内几乎一窝蜂，成为从秦岭的终南山到河南的商丘都顶礼膜拜的发疯程度。这些神医可以说包治百病、无所不能，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奉若神明，今天看来都是笑谈了。著名的时评家司马南还曾经因为反对这些极其荒谬的东西受过这样一些坏人的毒打绑架。

而就在这个当儿，非典发生了。人心惶惶之中，恐怕谁也没有想到关于神医的那档事情。可张雨生想到了，他立即挥笔成文，草拟了一篇题为《神医哪里去了》的短文。文章在《解放军报》发表后，全国反响极其强烈。是啊，那些包打天下、百病能治的神医，那些被一些人甚至包括一些昏庸的领导干部吹捧宠爱的神医哪里去了？这篇短文引起了全国人民的理性思考。于是各种媒体转载转发，呈一时之盛。

有人说，一篇短文，超过任何一种对神医迷信歪风的批判。这篇文章的威力，胜过多少个领导同志那些破除迷信的讲话和动员。如果就文章本身来说，作者娓娓道来，说理充分，像是屈膝谈心，又像是忧心天下，一些被群众百思不解的问题顷刻间拨云见日。

这就是文章的特殊力量。

雨生写文章有个特点，一张白纸铺开，他先是想起了一句，这一句不一定是开头，也许是某段结尾，也许是文中的一句点睛之笔。然后就写下这一句，如果再想起上一句，便写下来。而后再想起后边某一句。等稿子写完时，纸面上密密麻麻都是圈来圈去的杂乱页面，这就是初稿。而后他再细细誊写出来，誊写过程便是再改写的过程，这样一篇稿子便也就完成了。这篇稿子的每一句每一段都是他精雕细刻出来的，看着好像不是一气呵成，其实文脉联系紧密，读起来朗朗上口。老实说，我是第一次见过这样写文章的人。他好像是一个雕刻家，第一刀随意为之，而后在品评中不断完善作品。在他看来，一件作品就是他“精雕细刻”的工艺品。对他写文章的这种方法，我至今都认为是个为文之谜。

雨生是一个凡事用心思考的人，一次我们俩有机会同去北京附近的怀柔，他说这个地方有一个村子，他六十年代初刚刚当兵时，曾经就在这个村子住过，与房东很有感情。他很想念这个村子，说睡梦中多次回到过这个村子，要我一起跟他去寻找拜访一下。我们两人便凭着他几十年前的记忆一路问着摸了下去。但是他只是知道大概方位，要找到谈何容易？最后很不容易找到了他说的那个村子，其时模样大变，但到底是不是，也很难说。因为几十年了变化太大，很难找到他说的那个房东旧宅。可是他忽然告诉我，不管怎么变，一般乡村的老井不会变，只要找到了那口老井，便一切迎刃而解。于是我们就围绕老井开始了寻找。真奇怪，居然找到了那个旧时老井。找到老井，自然找到了房东，找到了当年的许多故事，找到了自己的士兵记忆，当然也找到了雨生的青春年代。后来便有了他关于《老井》（文名大概）的脍炙人口的名篇。热爱生活，永远都是属于雨生的特别之处。

那一年，我们俩一起去河北万全县207师采访，这个师的二连以讲故事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很有成效。雨生说，这是很好的一个可以在全军推广的经验。因为当时中央军委正在为如何对部队进行传统教育探索一条政治工作新路径。雨生就说个大概思路，让该师的政治部干事立即动手写，这个师的政治部主任是名气不小的笔杆子，他说他要亲自动手。晚饭前，稿子出来了，雨生一看，说这个根本不行，写的啥都不是，不能用。我心里话，你老张怎么一点面子也不讲，人家好歹是个师政治部主任。再说了，给这么热情地招待你，总得先肯定一下吧。他说，这个事不能说假话，客气不得，这样的稿子，拿到报社夜班也通不过。怎么办？这晚饭吃得有点沉闷。雨生说，别等了，我们自己写吧，你来动手，我们一起研究思路。饭也差不多了。他说个大概思路，我开始写，他最后统稿改定。八点来钟，稿子出来了，立即连夜发往报社夜班。可以说是一篇急就章。

真没想到，夜班领导当即决定，换下原来的稿子，此稿上头版头条，并且加编者按语，隆重推出，说报社就等着这样的典型经验。这一下，这个部队实实在在引发了轰动。后来，这个稿子还成为新闻写法的一个改革，不断在新闻记者培训时当作经验介绍。其实我明白，就文风说，就是雨生驾轻就熟的那个什么“孙犁风格”。记得稿子发表第二天，那个师的主任说他要亲自陪我们周边转一转，顺便还可以打个猎什么的，休息休息。我和雨生都不是爱玩的人。我们说到二连看看，赶紧回去吧，还有不少要干的工作呢。

再后来，这个师的主任逐级进步，再后来当上了我们报社的社长。一次闲谈时依然没忘提及这样一件去他们部队采访的往事，说雨生是一个老实说话实在的好人。可惜的是，雨生此时已经早调离报社，到了河北保定军分区工作了。人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像雨生这样不迷官场，说话心直口快，不会跑不会要的人，居然阴差阳错地跟上边一个领导干部的起伏跌宕无辜牵连上了，冤枉得有点离谱，把他一下子调离了他十分热爱的新闻报业。我一直认为，不管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不公的。人生的命运有时真的冥冥之中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左右着。

我还认为，他如果不离开报社，中国杂文随笔一定不少十分有影响的好作品。如果不是这样，即使当初不调离石家庄陆军学院，那他一定也成为一个出色的教授，至少技术三级四级的级别待遇没有问题的。或者早做了陆院的领导。很多人认为，这个不必假设，是十分有把握的事情，因为那时他已经在全军很有名气了。不过，或许雨生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些，他本来就是一个豁达开朗的性格。似乎从来没有过什么私心或者内心里的小九九。我叹服雨生的性格。

眼下，雨生根本不会想到这些了。我们都已经进入老年，唯一的愿望，祝福雨生身体能够好起来，这至少能够让素英主任少一点劳累。也希望他能够坦然面对病后新的生活。文坛上的事情，文字上的事情，任随它去吧，等着有一天好起来，再说那些其它。由参与者变为观赏者，这都是命运安排。

我为雨生祈福，祝福雨生不断康健起来。

（作者系著名文艺评论家、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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