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鲁迅逝世85周年】
鲁迅思想，经历了早期、前期（中期）和后期。对于早期和后期思想，学界似无大的分歧，而对于鲁迅的前期思想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鲁迅的前期思想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赫胥黎的存疑论”；有的说是资产 阶级的“进取的争斗解放的个性主义”；有的说是“运用方法是从自然科学的观察方法运用到人文科学方面”；有的说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当前认真学习“四史”，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正确认识鲁迅的前期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鲁迅前期撰写的杂文《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等为主要的文本，试就鲁迅的前期思想作一探讨。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为了说明鲁迅的前期思想，有必要先回顾一下酿成鲁迅这一思想的社会政治环境。鲁迅的前期思想，一般是指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到1927年第一次国内战争结束这一时期，即鲁迅36-46岁这一时期，是鲁迅告别青年，进入壮年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处于“觉醒年代”，是一个社会大变局的时期。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列强重新开始瓜分中国，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正是在十月革命曙光的照耀下，马克思主义的东风吹进了古老的中国，从而引爆了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发生，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一定的文化思想是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这种政治、经济的大变动必然深刻地反映到文化思想战线上。毛泽东在其名著《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 ，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仅是最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 的革命家。”他还在此文《十三 四个时期》中着重指出：“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只要我们深刻领会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就不难看出鲁迅在十月革命这一“新世纪的曙光”的指引下，开始大量接触并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时《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是宣传反帝反封建的主要阵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最初的酝酿，其源头就在《新青年》杂志编辑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新青年》又成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鲁迅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成员，与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关系密切，耳濡目染，深受影响。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杂志上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声呐喊。由此一发不可收拾，先后写了50多篇作品。正是在这里，周树人开始成为“鲁迅”，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战友。“觉醒年代”的炉火，铸成了鲁迅的前期思想。因此，我们从鲁迅这一时期的言行中，可看出他是一个“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现在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事情很清楚，既然在“觉醒年代”的五四运动之后产生的崭新的文化生力军，不是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理论，比如资产阶级的进化论作为指导思想，而是以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作为战斗武器，那么作 为这一崭新的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和“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迅，当然应是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份子”。否则很难设想，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新军，那走在队伍前面、高举战旗的旗手，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思想上是资产阶级的进化论的信徒。旗手高举的旗帜代表着前进的方向；如果鲁迅当时 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那怎么能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呢？历史证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和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诚然再激进，他们也只不过是文化新军的盟友和同路人，而决不可能是什么旗手和主将。请注意这句话“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就是说，衡量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两条标准，一是政治上赞成俄国革命，二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下面 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来谈谈鲁迅的前期思想。毛泽东有句经典名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鲁迅就是这样的先进分子。他热烈地赞美十月革命，我们可从三个方面来认识。正如李大钊称颂十月革命是《庶民的胜利》一样，早在1918 年7 月，鲁迅在其生平第一篇杂文《我之节烈观》中就热烈地赞美十月革命：“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的眼前，早已闪出曙光。”到了1919年，鲁迅更热烈地欢呼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明确指出：十月革命是“新世纪的曙光”。他揭露北洋军阀诬篾马克思主义为“过激主义”的反动实质，号召中国人民学习“有主义的人民”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的精神，走俄国革命“这样的路”，去迎接新世纪的曙光的到来。十月革命的曙光，深深地映照到鲁迅的心坎上，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对前途充满了信心。这从鲁迅1918年年8月20日致友人许寿裳的信中可以看出：“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
以后，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鲁迅在实践中更加深了对十月革命的认识。他在1926年热情讴歌说：“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算不得一个大风暴；到十月，才是一个大风暴，怒吼着，震荡着，枯朽的都拉杂崩坏”。后来，鲁迅在谈到十月革命对自己世界观变化时曾说：“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新的起来，但不知道‘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 ，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曙光，使鲁迅看到了人类的希望是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从而一扫鲁迅先前由于看不到前途和力量而悲观、苦闷的情绪。
赞成十月革命，必然拥护领导了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鲁迅正是这样。当时军阀当政，豺狼当道，践踏民主，镇压革命，视共产党为最大的祸害，正如鲁迅指出的，反动派把共产党、社会主义，看作“是最不好的名词，象洪水猛兽一般”，倾全力严加防范，横加杀戮。在中外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当时知识界不少人或认识不清，或迫于反动派淫威，对共产党加以谴责。但是，鲁迅慧眼识金，从十月革命的火花中瞥见了人类的希望，始终站在红色大旗下同情共产党，向往共产党，支持共产党，遵奉革命前驱者的将令，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如他后来自己宣布的：“我所遵奉的，是那些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鲁迅善于从反面的事实中看出正面的道理，中外反动派憎恨共产党，这从反面证明共产党是正确的。当反动派以反“赤化”，反“暴动”为幌子，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时，鲁迅就拍案而起，对其阴谋加以揭露；当英帝国主义为其制造的“五卅”惨案的暴行辩护时，他立即予以回击；当北洋军阀以共产党“暴动”为名，为“三•一八”血腥罪行开脱时，他有力地给予驳斥；当发生“四•一二”大屠杀时，他愤怒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他悲愤地写道：“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比如，有人觉得一个人可恶，要给他吃点苦罢，就有这样的法子。......若在‘清党’之后呢，要说他是以CP或CY，没有证据，则可以指为‘亲共派’。那么，清党委员会自然说他‘反革命 ’有罪。” 像这样驳斥国民党反动派，坚定维护党的声誉的言论，仅从1925年到1927年，这短短的两年，鲁迅的杂文中，就有近20处之多。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一文中声称“共产党思想”并不可怕，而应加以吸收。从这些言行中，我们可清楚地看出鲁迅跟党是同心同德，步调是一致的。因此，当鲁迅晚年，宣布自己把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称作“同志“，并引为光荣的时候，难道这不是势所必然吗？！社会如何改革？是改良还是革命？对此，鲁迅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艰苦的过程。早在日本留学时代，鲁迅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认为改革“根柢在人”，“人立而后凡事立”，把发展个性，唤起人们的觉悟当作“第一要著”。为实践自己 的主张，他为此弃医从文。这比起那些“洋务派”、“改良派”来，自然高明了许多，但是毕竟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色彩。1919年他在《写在〈坟〉后面》一文就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对其的影响“这不过是我生活中的一点陈迹”。因此他当时就主张“旧象愈摧破，人类便愈进步”，已经含有社会革命的因素。在这之后，也就是在他写出上面所引之话的三个月，就以极大的热情称赞十月革命的胜利。还有就在这年年底，鲁迅在《随感录五十六 生命的路》中，指出：“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这种披荆斩棘、勇开新路的精神，不就是十月革命的生动写照吗？这绝不是进化率所能解释的，恰恰相反，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映，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论的表现。1925年之后，在鲁迅的思想武器中，社会革命论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成为他的主导思想。就在这一年，鲁迅忿恨地指出，当时的社会好似“人肉的筵席”，因此大声疾呼：“扫荡这些食人虫，掀掉这筵席，毁坏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1926年，他进一步指出“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的。”到了1927年，他更是大力支持冲击旧制度的革命行动，他在《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中明确指出：“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他坚定地站在革命人民一边，热烈称颂“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敏锐地指出“中国现在的社会情况，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 这些社会革命论的思想在1927年4月12日写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得到了更加清晰的论述。它标志着鲁迅在十月革命曙光的照耀下，已经完全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者了。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论》中指出，共产主义思想，也即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我们说前期的鲁迅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首先表现在对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鲁迅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初步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他有意识地阅读了不少马列著作，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积极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呐喊。早在1920年鲁迅就曾收阅了陈望道翻译的我国第一本《共产党宣言》中译本，1925年在他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上发表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部分章节，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他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更是公开大段引用列宁的教导，鼓动人们“永远进击”，已俨然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了。诚然，鲁迅前期没有专门文章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他所写的文章中，马克思主义词句也很少，但是判定一个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单看他嘴上是否高唱拥护马克思主义，是否说过多少马克思主义词句，而是主要根据他的行动，看他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据此，我们从三个方面 ，来谈谈为什么说前期的鲁迅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鲁迅在前期思想中，对许多问题，就持有朴素的唯物史观，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因素。比如，对于认识和实践、思想和存在，鲁迅就认为：“我想，照着境遇，思想言行当然要迁移，一迁移，当然会有所以迁移的道理。” 他主张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他在《记“发薪”》中就说：“但这不过是一个大意，此外的事，倘非身临其境，实在有些说不清。比如，一碗酸辣汤，耳闻口讲的，怎不如亲自呷一口的明白。”这同毛泽东所说的要知梨味，就得亲口尝一下，有异曲同工之妙。鲁迅还运用唯物主义的思想来分析社会和历史现象。早在1923年，对于妇女解放问题，他就认为“为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并针对那种脱离实际的论调指出“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关于爱情，他对那种认为爱情是天赋的东西，是持异议的。他在《寡妇主义》一文中说：爱情“倘没有相当的剌戟和运用，就不发达。比如同是手脚，坐着不动的人将自己的手和铁匠挑夫的一比较，就非常明白。在女子，是从有了丈夫，有了情人，有了儿女，而后真的爱情才觉醒的；否则，便潜藏着，或者竟会萎落，甚且至于变态。”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他在《文艺与政治的岐途》中指出：“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响到文艺中去。“至于他在《钟楼上》一文中说的：“那结论只好是这样：有余裕，未必能创作；而要创作，是必须有余裕的。故‘花呀月呀’，不出于啼饥号寒者之口，而‘一手奠定中国的文坛’，亦为苦工猪仔所不敢望也。”这中间闪发出唯物主义的异彩，阶级分析的光芒，那更是非常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了。特别在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上，鲁迅有了飞跃的进步。1920年，他在《一件小事》中，就满腔热情地歌颂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认识到知识分子应向劳动人民学习，这样才能提高前进的“勇气和希望”。1922年，鲁迅进一步看到了人民群众中“包着人类的希望”。由原来认为群众落后，而变成”惭愧“。“这种惭愧，往往成为我的怀疑人类的头上的一滴冷水”。这点晶莹的冷水，使鲁迅清醒了头脑，看清了革命的动力。因此，到了1926年在厦门的时候，他就认识到“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 因此，他盛赞十月革命所造成的“平民的世界”，神往“平民时代”。说前期的鲁迅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还因为这时他已初步掌握了革命的辩证法。鲁迅当时对许多问题已经能够一分为二地分析，比如对天才问题，他认为“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样的民众，就没有天才。”一扫在天才问题上的唯心史观，接着他又充满辩证地分析说：“做土的功能，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会像一碟子绿豆芽。” 他对文艺批评家的分析，也已经是两点论了：“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佳花，——佳花的苗。”当时鲁迅也已经冲破形而上学的羁绊，学会了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分析问题。早在1919年，他在谴责“现在的屠杀者”北洋军阀时，就认为“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到了1926年，他已经看到“但历史虽说如同螺旋，却究竟并非印板，所以今之与昔，也还是小有不同。” 以至到了1927年在《黄花节的杂感》一文中，提出了“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 这已经成为至理名言了。事实同样清楚，鲁迅的前期思想决不是资产阶级的“进化论”所能包含得了的，而应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想，虽然说是“初步的”。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鲁迅对此逐步吸收，化成自己的思想武器。1918年他发表的《狂人日记》，撕下了封建社会的罪恶嘴脸。他借着“狂人”之口，愤怒控诉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这个“吃人”的结论，正是几千年来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历史的深刻总结。以后他又认识到，有史以来的中国社会，“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明确指出，吃人者是“阔人”，初步意识到社会有“吃人”与“被吃”两个集团。在1925年写的《编完写起》中，更是明确提到“阶级”两字，他洞察到：“呜呼，人和人的灵魂，是不相通的。”感到阶级对立宛如高墙鸿沟，他说：“在我自己，总彷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他还进一步指出：“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同时，鲁迅还能初步运用阶级分析观点，来分析和研究社会和历史现象。比如，当时有些洋人极力宣扬中国人的礼仪好，中国人肴馔好。而某些中国人也附和着，鲁迅就《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事和民众有甚么关系？车夫就没有钱来做礼服，南北的大多数的农民最好的食物是杂粮。”并挑开灯红酒绿筵席上的帷幕，尖锐指出：“筵席上的中国菜诚然大抵温厚，然而并非国民的常食。”这样，使人猛然醒悟，奋起反抗这不平等的社会。对于迷茫混沌的历史，鲁迅也能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拨开迷雾，看清真相。他在《学界的三魂》中就告诫那些“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是“在乌烟瘴气之中，有官之所谓‘匪’和民之所谓‘匪’，有官之所谓‘民’和民之所谓‘民’，有官之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之所谓‘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分析是多么深刻，眼光是多么锐利，若不是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是根本无法写下如此文字的。也许有人会说：毛泽东同志这里分析的是“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说的是党成立之前的五四运动时期，而你在论述鲁迅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时，说的是他的整个前期，即延长到1927年，岂不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因为毛泽东同志这里分析的是文化革命的战斗经历，分析的是五四时期国内各阶级的情况，分析的是党诞生之前的状况。这一分析，就整个革命情势和五四运动的革命力量的组合来看，无疑是十分精确的。但是，这毕竟不能替代对某个特定人物思想演变的详细分析。事实上，在党成立之前，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党成立之后，这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参加了党的队伍，积极投入到党领导的各项活动中。然而不可否认，其中有一部分人，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履行入党手续，进入党的大门，这在当时那种烽火四起、兵戈连年大动荡、大革命时代，是不可避免的。何况，我们这里分析的是鲁迅世界观的转变问题，是研究其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分析研究一个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确立，组织上入党，当然 是一个重要标志，但是更主要的是其思想上入党，即从其言行实践来判断其是否从思想上真正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鲁迅的情况正是这样。因为从组织上来说，鲁迅一生并没有履行过入党手续，我们称其为“共产主义战士”，是从思想上来分析的。从世界观转变上来研究，鲁迅是经历了一场破旧立新、脱胎换骨的演变过程，才最后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并在斗争中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这一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完成的，具体来说，是经历了从早期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前期的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后期的共产主义者——最后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传人。对于鲁迅思想这一演变过程，特别是其前期思想的转变过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第十三节中所分析的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所经历的四个时期，为我们提供了指导性的线索。按照毛泽东的分析，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党的成立，以五四运动为主要标志。这一时期虽然没有中国共产党，但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前如述，我们认为这一时期鲁迅应是从早期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前期的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从1921年到1927年，以党的成立和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为标志。毛泽东指出：“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很明显，毛泽东说的“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这“各地报纸”中，就有鲁迅当时主编或参编的报纸，如《国民新报》、《晨报副刊》等，鲁迅是坚守了这些阵地，英勇投入了这一战斗的。这一时期，应是他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到比较成熟的共产主义思想，也就是共产主义战士的过度时期。第三个时期是从1927年到1937年的土地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是革命深入时期。这时期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革命深入。......而共产主义者鲁迅，却正是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这里告诉我们两点：第一，1927年后，鲁迅已经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即已经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第二，鲁迅是在与反革命的文化围剿的斗争中成为文化革命的伟人的。明确了鲁迅前期思想演变这一过程，那么，对于有些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比如，有人说既然鲁迅在五四时期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那为什么1924年前后还会在思想上出现彷徨和苦闷？我们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说鲁迅的前期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里请注意“初步”两字，这就是说，还不成熟。思想上已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因素，但还残存着不少“进化论”和个性主义的观念。这种新的共产主义因素与原先的旧观念处在不断的斗争中，从总的发展趋势而言，新的共产主义因素不断克服、取代和最后战胜旧的思想残余。但是这并不能排斥在某一阶段，斗争的势均力敌和艰苦剧烈。这就形成了这个阶段鲁迅思想上的矛盾复杂的状况，出现“彷徨”和“苦闷”的情况。其实，这种 “彷徨”，不是“失望”，而是对战斗的追求；这种“苦闷”，也决不是“颓唐”，而是思想突变前的预兆。这在世界观转变过程中是常见的现象。它反映了世界观改造的曲折性和长期性，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又比如有人说，既然当时鲁迅是在十月革命这一“新世纪的曙光“照耀下，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那为什么他自己还说：“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鲁迅这句话是在《答国际文学社问》里说的。在这句话的前面他明确指出：十月革命后使他知道取代“腐败”了的旧社会是“无阶级社会”；新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因此使他“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但是正因为是“初步”，还处在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而且还“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故而“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这不是很正常吗？当时处于那种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白色恐怖中，不能设想一下子就洞察真理。从认识论的角度讲，任何新的知识，总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是要经历一番波浪式的发展过程的。但是，鲁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所经历的过程比较短暂，却是千真万确的。就是上面所说的“冷淡”、“怀疑”，在他所写的《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中有一段很好的说明：1922年以前，“看见一幅关于十月革命的漫画，画着法官，教师，连医生和看护妇，也都横眉怒目，揑着手枪。这是我最先看见的关于十月革命的讽剌画，但也不过心里想，有这样凶残吗，觉得好笑罢了，后来看了几个西洋人的旅行记，有的说是怎样好，有的又说怎样坏，这才莫名其妙起来。但到底也是自己判定：这革命恐怕对于穷人有了好处，那么对于阔人就一定是坏的，有些旅行者为穷人设想，所以觉得好，倘若替阔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坏处了。”——这说明：当时的“冷淡”、“怀疑”，既是反映了鲁迅思想上对十月革命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的讽剌，而且在浓重的迷雾中，“到底也是自己判定”是非，这倒真正说明了鲁迅当时不愧为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作者系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浦东新区杂文学会顾问；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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