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有一首诗，未入全集，佚失在外，却写得极好，可与《甲申三百年祭》媲美

前几年，我奉命采访原《远东经济画报》总编辑、百岁寿星黄正岩同志，黄当时是上海新闻界最年长者，曾荣获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评选的“上海新闻界十大寿星” 暨“老新闻工作者精彩人生奖”提名奖。在采访之中，看到黄老客厅的正面墙壁上，醒目地挂着郭沫若先生于抗日战争时，写给他的一首七绝诗：

宇宙犹难甘寂寞，

横教风雨打山林；

欲飞无翼鸡鸣死，

独坐跫然有足音。

款为“甲申四月书以正岩雅嘱郭沫若”。用的是阳文“鼎堂”两字之印（见）。墨迹遒劲豪放，报国之情洋溢。

郭沫若写于抗战初期的那首七律《归国杂吟之二》：“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血泪，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励，同心同德一戎衣。”一经发表，就传遍大江南北，可谓脍炙人口。尤其是开头那句 “又当投笔请缨时”，不禁让人们想起1915年，青年郭沫若就曾立誓“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1926年，诗人投笔从戎，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当年卢沟桥的枪声一响，祖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作为一个有着强烈民族情感的热血男儿，自然是“又当投笔请缨时“。

而这首写于1944年的七绝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查1982年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在1939-1947的诗集《蜩螗集》中也未收录。1995年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说，这是郭沫若的一首佚诗，希望黄正岩复印一份给她。

其实这首七绝诗透出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可与《归国杂吟之二》媲美。这首七绝诗注明书于 “甲申四月”,为我们理解此诗提供了钥匙。1944年,抗日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日寇已露败象, 中国已显胜利的曙光。还有 一层是19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300年前的甲申年，也就是1644年，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王朝相继消亡，一个是朱明王朝，另一个则是李自成领导的大顺王朝。朱明王朝的覆灭，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由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政权，则是在取得重大胜利的情况下，刚刚建立即宣告败亡。这一段让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对有识之士来说，都是不能不重视的前车之鉴。因此，在当时的重庆知识界，围绕着“甲申三百年”这一主题，积极筹备着各项活动。当年1月15日，由党在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委派乔冠华，约请翦伯赞等人，来到郭沫若在重庆天官府4号的寓所，具体商讨此事。被誉为当时革命文化界旗手的郭沫若主动请缨，承担了主要文章的写作。

郭沫若（1892一1978年），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以诗人的激情和历史学家的沉静，写出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此文一万多字，从朱明王朝的腐朽统治和李自成农民起义兴衰始末的对比叙述中，夹叙夹议，深刻地揭示了朱明王朝的必然灭亡之路。3月19日， 正是明王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的死难之期，《新华日报》开始刊发这篇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一经发表，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轰动重庆，1944年3月24日，为蒋介石执笔撰写《中国之命运》的陶希圣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纠正一种思想》，指责郭沫若“为匪张目”，“将明之亡国的历史影射当时的时局”。其后，进入4月，《中央日报》又连续发表社论，表示不能“听其谬种流传”，指名道姓要“共同纠正这一种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一个名叫叶青的人，还在4月20日的《政治月刊》上发表长篇专论《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评议》，别有用心地说什么“这篇文章对共产党的宣传十分和合，共产党要反对政府，这篇文章就尽力指责明朝，企图唤起人民的联想作用。共产党要煽动人民叛乱，这篇文章就以明末大乱为题材，希望三百年前的甲申重演于今日。共产党要在‘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以延安为根据地来‘取天下’，这篇文章就歌颂流寇，尤其那‘同隶延安府的李自成、张献忠’（郭沫若语）而陈述胜利”。可以说，叶文编织罪名，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面对国民党的种种指责，郭沫若理直气壮地回击道：“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

共产党方面对《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片叫好，延安《解放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文章，并加编者按，称赞文章“充满爱国爱民的热情”，同时反击了国民党对郭沫若的围攻，说“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中央又决定将其作为全党的整风文件，在解放区广为印发，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全党对于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我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并亲自写信给郭沫若,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郭沫若一气凝成了这首七绝诗，以诗明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研究馆、中国郭沫若纪念会秘书长李斌研究员对此诗评介很高，认为“郭沫若的旧体诗很多，但很少表露心迹的，这首诗是其中之一。”因此 此诗显得“很珍贵”。

据黄正岩说，他1916年出生于上海崇明，卢沟桥事变后，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他毅然投笔从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经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学习后，被党指派到重庆从事地下青年工人的进步运动，任我地下党重庆城区区委组织部部长。1944年（甲申）4月，读到郭沫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甲申三百年祭》后，带着一些疑问，与战友徐敏两人，上门向郭沫若求教。据他回忆，那天郭老兴致很高谈兴很浓，郭老“要我替他磨墨，替他抻纸，然后沉思片刻，濡笔挥毫，把自己的一首七绝诗作，写成了条幅，送我留作纪念。”据此分析，这首诗一是郭沫若的当场之作，郭本是诗人，“沉思片刻”，一挥而就；二是郭老此诗原已写就，成竹在胸，挥毫书写赠人。不论何种情况，这首诗写于“甲申四月”，是郭沫若当时近作。

对于这幅墨宝，黄老视若拱壁，当年战争环境，他精心保管；新中国成立后，南下北上，几次工作调动，长途跋涉，他也不离身。因此虽历经一个多甲子，墨宝依然保存完好。他指着这幅墨宝，笑着说：这是我家的镇室之宝，革命传家宝。 有人出了几十万元，我也不卖！

(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上海作家协会会员，本文原载《解放日报》；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