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中国围棋事业保留了种子”

——从父亲刘建勋的体育情说到围棋缘

1974年，刘骆生作为临时组成的宁夏围棋队选手到河南进行赛前训练。他除了对当时郑州的绿化好和物价低而大发感叹之外，还详细写道：我们“和河南省运动员一同吃运动灶。只记得每天交不到一元钱。到了河南才知道什么叫体育大省，河南的足、兰、排、乒乓球等都在国内居上游，他们的体育训练馆占地相当大，都连成片，至少有七八座之多，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足球场。宁夏体委与之根本无法相比。运动员伙食也比宁夏强多了，早上的牛奶放在大桶里随便喝，菜有十几样随便点，根本不会出现抢不到肉的局面……”

“1962年，我国乒乓健儿在前一年第26届世界锦标赛上取得了骄人战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志气，中央决定我们分成3个代表团在全国巡回表演。郑州是华南地区第一站。团长是国家体委科研所所长赵斌，团员有容国团、周兰荪、王志良、胡道本、王健、曾传强、谭卓林、陈协中……

我们被安排在当时郑州最好的中州宾馆。入住不久，听说有领导要接见。大家毫不在意，三三两两、嘻嘻哈哈地来到会议室，只见一个普普通通的瘦老头，年纪约五十岁上下，身穿中式蓝布褂子，裤子上面打着补丁，坐在角落里。大家还以为是宾馆的工作人员呢。等人都齐了，经介绍才知道是刚从乡下赶回来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

当时，在团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和胡克实恰在广州。二人结伴来看父亲。父亲就与胡耀邦叔叔下起了围棋，胡克实则在一旁观看。看着、看着，胡克实叔叔的哮喘病突然发作，可他忘带“喘定”（药名）了。父亲急忙撂下棋子休战，跑出去找负责保健的李士峰医生拿药让他服下。好在最后是有惊无险。（引自《刘建勋 陈舜英画传》中《树功为人民 建勋垂青史》一文，第38页，中国展望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发行）

“文革”的中后期，父亲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时，一般都住在京西宾馆。各省市、部委和大军区的领导同志们基本都住在这儿。那时主持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叔叔等人就常来与他对弈，引得不少人在一旁观战。对手中还有其他省市或各部委如体委爱好围棋的领导同志。广东省委的某位主要领导同志虽然不大懂围棋，可他常常在走廊上来回散步，也会时不时地驻足看上一会儿……

【刘建勋晚年在南沙沟国务院宿舍与老战友陶希晋、陶鲁笳对弈手谈。】

“刘厚原籍北京，自幼家贫，曾在小茶馆当过小役，因生性聪慧偷学了一点棋艺，以后又受我地下工作者的影响，常以下棋为掩护，在茶馆酒肆探听消息，由此便和棋艺结下不解之缘。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开封工作，由于他热衷棋道，在邓子恢、金明、刘建勋等老同志的支持下，调到省里积极开展围棋活动，在他的努力下，河南又重金礼聘天津名手庞凤元先生前往培育新秀，又连续举办1965年、1966年邀请赛和1966年全国大赛，到“文革”前，河南已是全国颇有影响的棋艺活动的先进地区。老刘侠骨热肠、心直口快，办了不少好事，也得罪了不少人。在“文革”中，他首当其冲，饱受其苦，他本是一个普通的教练，但河南体育界第一个被游斗的就是他，他被迫北上京津，南下苏鲁，最后成为从重庆被押送回来的通缉犯。在全国围棋界，一个普通棋手受到这样不公平待遇者，全国不复有第二人。可敬的是，一身傲骨的刘厚在重大压力下，没有攀扯过一个好人……”（引自黄希元著《一个围棋职业棋手的江湖四十年（二）》）

聂卫平也曾评价道：围棋界知名前辈刘厚“为河南围棋和中国围棋作出了很大贡献。”

【1983年初刘建勋病重时，刘厚到北京医院看望他。这也是他与围棋界朋友们的唯一合影。】

【1989年10月，黄进先（左）、刘厚（中）、杨光辉（右，国家围棋队领队）参加第一届七大古都职工体育文化节】

父亲坚决执行了周总理“要为围棋保留种子”的指示

“关于中国围棋——“文革”中，国家围棋队被解散以后，陈祖德、吴淞笙给我来信。他们的信，我后来到北京开会，就转呈给了（周）总理了。我把福建、江苏、广西、湖北等省（区）的一些队员、教练给收容到了河南，还批钱盖了楼，成立了棋院。后来，还把他们有的人的家属也给调进了郑州。”（引自《刘建勋 陈舜英画传》，第246页，中国展望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发行）

【2009年2月7日，陈祖德、罗建文、刘小光在收到《红星照耀的家庭——共和国开创者家事追忆》后，与刘建勋的儿子、儿媳合影】

陈祖德：“只有刘建勋同志给我回信并转信给周总理，也只有河南贯彻了总理的指示”

“文革”中，周总理两次明确表示：围棋有对外交流的任务，不能绝种。围棋不是撤消的问题。但围棋还是被强行撤消了，我和吴淞笙、王汝南等六名棋手被分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当了工人。我要为围棋事业的恢复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和同伴们为此给不少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写信。

这些信件基本上都是石沉大海。

我只收到一封回信，那是我和吴淞笙两人给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的信。他当时处境还可以，因此还能过问围棋事业。他希望我们推荐些棋手去河南开展围棋活动。我马上和各地的棋手联系，结果有4人愿去河南，他们是福建罗建文、江苏陈锡明、广西黄进先和湖北邵福棠。他们为了围棋事业，远离家乡和亲人，只身前往河南，精神感人。河南的围棋活动基础很差，水平也低。自他们4人去了之后，有了较快的发展，涌现了不少有希望的青少年棋手，包括获得1980年全国围棋冠军的刘小光。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说的“围棋不能绝种”这句话只有在河南才算得到贯彻。

“人只有在动荡中才能显现他最本质的一面，人生也只有在动荡中才能展现出丰富深刻的内涵。”

“刘建勋同志还帮我把信转给了周总理。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围棋得到恢复。这件事后来被收入中共党史出版社的《红星照耀的家庭——共和国开创者家事追忆》一书里。”

【刘小光细说自己的成长经历。（摄影：刘卓）】

在陈祖德老师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我常去协和医院看望他，陪他聊天解闷以求能够减轻他的病痛。有时，他想吃手擀面了，我就做好给他送去。陈祖德老师生命中最后一句虚弱难辨的话，就是将《中国围棋古谱精解大系》这部巨著的审稿工作托付给了我。

在病笃时，陈祖德老师对在刘书记的帮助下，周总理批准他参加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后的第一个代表团和刘书记答应他的请求，在河南举办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性围棋比赛这两件事，一直挂在嘴边念念不忘。他充满感情地说：“那时只有刘书记一个人挺身而出，给我一个普通的运动员回信，支持我的建议，并兑现了他的承诺，收容了那么多的围棋人才。后来，刘书记将我的信转给了周总理，还向周总理进言献策。他在中国围棋遭受厄运时，发挥了无人能及的作用。”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陈祖德老师一生为围棋做了太多、太多的事儿，在自己生命垂危之际，他始终不能忘记刘书记，这正说明了刘书记在他心中的位置和分量。在陈祖德老师去世后，接替他担任中国棋院第二任院长的王汝南老师曾用一句话概括陈祖德老师的为人：“只要是有人求助，他都会尽力去帮助。”我认为，反观反思，陈祖德老师也是同样，他至死都没有忘记曾经尽力地帮助过他本人和中国围棋事业的刘建勋书记。

【上世纪90年代，王汝南与黄进先合影。（黄进先提供）】

王汝南：“刘书记邀请我们到郑州调养、恢复身体”

在我的印象中，刘建勋书记是一个很随和的人，没有官架子，也非常支持和关心围棋事业。由于他的重视，河南将1966年的全国围棋比赛安排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下榻过的省委第三招待所。

令我记忆犹新的是，1973年上半年国家围棋队恢复后，我们几个人刚从工厂回到队里。刘书记就代表河南省委和省革委，正式邀请我们到郑州住了一个星期，名义上是边训练、边疗养，实际上让我们住在条件最好的中州宾馆，目的是希望我们调养一下早已疲惫不堪的身心，尽快从长达七年的动荡不安之中恢复过来。因为我比较瘦，陈祖德他们还开玩笑说，我应该趁机补补，争取长点肉。

当年的11月底，因为有陈祖德老大哥出面找刘建勋书记，罗建文等从中撮合，最后得到了刘书记的大力支持，一个名为“十省市围棋邀请赛”的全国性比赛在郑州举行。这次邀请赛办的非常圆满、成功，接续上了中断八年的全国围棋赛事，也圆了我们期盼许久的梦，重新燃起我们心中的希望之光。

在那个特殊年代，中国的围棋事业甚至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其他各省的围棋队都被取消了，专业人才的训练、培养和群众性的普及、推广，基本都处于瘫痪、断代的状态。只有在河南，由于刘建勋书记勇于担当，坚决执行了周总理“要为中国围棋保留种子”的指示，才使得围棋能够在中原大地逆风而行，快速发展。这对全国围棋事业的复苏中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示范效应，也开创了围棋文化传统的接力先河。

同时，河南还充分发挥收留围棋国手们的作用，积极开展对本省后备力量的系统培训和为兄弟省市的无偿代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河南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全国围棋活动的副中心。这就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围棋事业能够如同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并真正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刘建勋书记对中国围棋事业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纪念。

【聂卫平慨言：刘书记是中国围棋界的恩人。（摄影：刘卓）】

聂卫平：“刘书记是革命老前辈，更是中国围棋界的恩人”

我的父母都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母亲在延安鲁艺时，与李伯钊、江青、叶群等是同班同学；父亲比刘书记年长两岁，他俩是河北老乡。虽然他们不曾在一起共事，但他们那一层级的领导干部，又同是围棋爱好者，可以肯定他们是有过交往的，所以说我们两家是世交。

刘书记同我个人的关系也不错。我跟他一块下棋、闲聊时，他骂“四人帮”骂多了，而且骂的很难听，特别是对江青，“王八蛋”都骂出来了。他亲口对我讲过一件事，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吃饭，江青带着浩亮、刘庆棠等人远远地进来，江青开始讲话，一派胡言。刘建勋说，当时他听了都在那儿发抖，这不是公开给毛主席丢人吗！

上述的这件事，我在2000年出版的自传《围棋人生》中就写到了。

我记得，刘书记是在河南棋院刘厚老师的小屋里，与我、罗建文和刘厚边聊天、边喝酒的时候，说的这些话。对刘书记来说，把憋屈、积郁在心里多年的话讲出来，对他自己是痛快的宣泄，而对我们则是极大的信任。我当时听了震动很大。虽然我反感、腻歪江青，但不敢说出口。从那一刻起，我觉得自己长大了，因为刘书记不仅把我们当作他的棋友，更是当作他的同志和知心人。我们是平等相待的平辈人啦！自此，我与刘书记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了，彼此的关系也发展为可以交心的忘年之交。

这是我对刘书记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文革”结束后，我曾多次去看金明叔叔（曾任国务院秘书长和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他不止一次地与我谈及对刘书记的印象。他说道：“‘文革’中，刘建勋同志在台上坚持工作时间比较长，难免会说错话、办错事。但他绝对是个好人！”

对金明叔叔的这个看法，我也是深有同感的。

我认为，刘书记对中国围棋的贡献太大了！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刘书记起到了无人替代的作用。他收留了分散到各地的围棋国手，这不单单为中国围棋保存了火种，同时这些人也为河南围棋注入了活力，培养出一大批出色棋手。当年郑州、洛阳、开封都成了围棋重镇。

刘书记在危难中保护了我们，让大家有饭吃、有地住、有棋下，这是功德无量的善义之举。同时，他对整个围棋事业的发展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还必须一提的是，刘书记虽然与我们交情匪浅。可他从来没推荐过一个人到中国棋院工作。“走后门”绝不是他的为人之道。

刘书记调回北京养病休息后，我和围棋队的同志们曾多次去南沙沟国务院宿舍看望他。他家在一层左侧，三层分别是时任广东省委第一、第二书记的习仲勋和杨尚昆同志的宿舍。我记得还去看过在清华大学就读和中央办公厅履职的习近平同志。“文革”初期，他与我在北京25中时是同一个班的同学，我们算是共过患难的“发小”。

刘书记去世多年了。可是直到今天，只要提起刘书记，我们围棋界的所有老人都会竖起大拇指，交口称赞说：“他是个好人！”

对中国围棋界来说，刘书记不仅是一位革命老前辈，更是我们的恩人！

我说的这些轶闻故事，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应该保存下来，传续下去！

罗建文：“建勋同志保护和支持的是全国的围棋事业”

罗建文曾任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和中国棋院围棋部副主任。陈祖德在《超越自我》一书中，对他评价道：“建文的年龄比我大将近一岁，在新中国的围棋手中，他和我都属资格最老的。他平时落拓不羁，坐着没个样，站着也没个样，甚至公开讲棋时人也站不直。但他恰恰正直、豪爽、狭义、始终如一……”

早在1999年，罗建文就应约撰写了回忆父亲的文章，收录在《刘建勋纪念文集》中，全文如下：

刘建勋同志与围棋

罗建文（遗作）

我第一次见到刘建勋同志，是在1964年。那年冬天，我回福州探亲，应河南体工队的邀请，绕道郑州。在与当地的一些负责同志下棋时见到了刘建勋同志。那时，我只知道他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是个大官，喜欢并支持围棋。为了开展河南的围棋活动，他把刘厚、庞凤元二位老棋手调到郑州，仅此而已。

1966年4月，全国围棋比赛在郑州举行。显然是由于建勋同志的关心，比赛被安排在中共郑州会议的会址——省委三所进行。那时，“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但是由于建勋书记忙，我们没有能见到他。

我与建勋同志熟悉起来，是在1973年。1970年，国家围棋队被林彪反革命集团派来的军管会解散了。棋手们都被分配到工厂当工人。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后，围棋又有了生机。为了恢复这一项目，首先必须将棋手们集中起来。留在北京第三通用机器厂的陈祖德、吴淞笙、王汝南等七名棋手还比较好办，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棋手该怎么办呢？陈祖德同志首先想到了建勋同志，他给当时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建勋同志写了信，并很快就得到了回音。于是邵福棠、陈锡明、黄进先和我分别从湖北、江苏、广西、福建调入了河南省体工队。来到河南后，建勋同志对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棋手十分照顾。不仅爱人的户口、工作，甚至住房都亲自过问。领导的关怀，使得我们工作的劲头更足了，二十多年来我们为河南培养了刘小光、汪见虹、丰云等一大批棋手，使河南的围棋水平，由原先的落后地区，一跃为名列前茅。这一变化，显然是与建勋同志的努力分不开的。

建勋同志喜欢下围棋，但却几乎从不跟我们这些专业棋手下棋，与他下棋的都是一些六、七岁的小朋友，即使输了，他依然兴高采烈。事实上，他支持的是河南乃至全国的围棋事业。1973年，围棋项目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虽然已经恢复，但国家体委依然没有恢复全国围棋比赛的计划。于是，我们又想到了建勋同志。当祖德同志向建勋书记提出，希望河南能办一个全国范围的围棋比赛时，刘书记很痛快地答应了。

1973年12月，由河南体委出面，主办了十省市围棋邀请赛（据查《河南日报》，邀请赛举办的准确时间为当年11月19日至12月4日——笔者注），这一比赛实际上就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全国围棋比赛，比赛分成年组、青年组和少年组，当时有名的棋手几乎都参加了。或许就是由于这次比赛的举办，重新燃起了各地体委培养少年棋手的热情。于是，后来又出现了马晓春等一大批如今已经成为我国围棋界栋梁的著名棋手。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件事：1977年，福建围棋队已经恢复，福建体委希望我能回到福建队去。那时，我是河南队的主力队员，团体赛的第一台棋手。当我提出这一请求时，自然遭到河南省体委领导的反对。当建勋同志知道这件事后，他说：“当初把他们调来，是为国家保留人才，现在福建队恢复了，就应该让人家回去，要顾全大局。”就这样，我又回到了福建队。原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叶飞同志知道这件事后，不止一次地在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面前称赞建勋同志：“刘建勋同志的风格就是高”。

在河南的几年，我与建勋同志接触较多。每当我从北京到郑州来，他常让秘书打电话说：“告诉小罗，晚上我来看他”。这种语气，就好像他不是省委书记，我也不是棋手，我们之间完完全全就是朋友。

1976年10月8日，聂卫平正在河南代训，那天吃过晚饭，建勋同志突然来到我们的住处河南省体育场。由于主席的去世，我们已有一阵子没见到他了。见面后，他告诉我们一件惊人的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由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我和卫平都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因此，听到这一消息后，自然是十分振奋。而建勋同志的振奋程度更甚于我们。那天，我们聊到很晚，由于高兴，还喝了点酒。我心想，“四人帮”倒台了，以后刘书记可以更加支持我们的围棋事业了。

我们再次见到建勋同志，是在他搬家到北京的南沙沟以后。那时，他赋闲在家，每次见面，我们只谈过去的朋友，只谈围棋，关于别的问题，他没有说，我们也不便问。

直到他去世的前三、四年间，我和祖德、卫平、小光等围棋界的朋友常常去看他。虽然对于建勋同志的事，外面的传说很多，但我们想：建勋同志和我们一样，是 厌恶“四人帮”的；他过去支持过围棋，而现在，当他卧病在床时，依然关心着中国围棋。 

 

1999年12月15日

【1982年，黄进先（右4）与河南省围棋队的领队、队员在围棋楼前合影。（黄进先提供）】

黄进先曾任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和河南省棋队总教练，现为河南省管专家、省老年学会副主席。2015年12月28日，他与夫人王蕾经过四次修改，共同署名撰文。现摘录如下：

我是1963年进的国家围棋集训队。1965年11月，国家围棋队正式建队。那些年，我与陈祖德、王汝南三个人同住在一间宿舍里，彼此非常投缘。

 

国家围棋队解散后，我和陈锡明第一批离开北京。陈锡明在建国初即已成名，梅兰芳大师曾夸赞他和陈祖德是当时中国围棋的“天才少年”。他回无锡老家当了工人。我被分配到广西邕宁县一个镇上的糖厂，做了一名重体力工人。

在我的工作调动之初，广西方面说必须要经过自治区领导人同意，他们才会放我。于是，刘建勋同志就找了自治区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同志，请他放人。韦国清同志很快就同意了。我到今天还清楚记得，在我的调令上，异乎寻常地白纸黑字写着“经自治区革委会首长同意”的字样。

我一个普通工人的工作调动，居然惊动了两位省、自治区的“一把手”。

1972年6月，我结束了近两年半的工厂生活，与爱人同时顺利调入河南省体委。我恢复了围棋运动生涯；我爱人分到机关财务处工作。而且，我们的住房问题也很快得到了解决。

我们夫妇调到河南后，刘建勋同志依然非常关心我们。1973年底国家围棋队恢复后，我被调到北京参加集训。到了春节前夕，我想回郑州与家人团聚过年，可当时我的月工资才35元5角，两个孩子尚小，生活比较拮据。正巧刘建勋同志碰上了我爱人。他知道我爱人也是桂林人，就与她一道聊起桂林的风土人情，他还关切地询问我爱人：当年桂林卖三分钱一碗的马肉米粉还有没有啦？等等。当刘建勋同志得知我们的想法后，就痛快地表态，请体委领导特别批准了我回郑州探亲。此事虽不大，却至今都温暖着我们的心，让我们难以忘怀。

刘建勋同志在北京住院时，我曾经代表我们两口子去看望过他。在他的夫人陈舜英逝世后，我们得知噩耗，还以省围棋队的集体名义送了花圈，以寄托哀思。

待我和罗建文、陈锡明、邵福棠四人都安定下来后，刘建勋同志仍不忘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围棋队看望我们。

刘建勋同志自1961年调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后，就非常重视河南体育事业的发展。他曾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自己负责“看球”，请第二书记何伟同志负责“看戏”，两人分别牵头抓体育和文艺。他还请贺龙元帅两次从国家体委的机动经费中拨款，资助河南改善体育设施。

就这样，河南省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和竞技体育项目得以逐渐恢复和兴盛起来。但由于体育人才的培养有其特殊的后延性，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以后，河南省的乒乓球、射击、围棋等竞赛项目才冒出头来，不少个人和团体的比赛成绩开始跃居全国前列。

下面，我重点回忆有关围棋的情况。

在刘建勋同志的支持下，河南省上世纪60年代初期就正式组建了围棋队，将刘厚和庞凤元两位前辈从基层调进省体委。他们二人后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功不可没。

在“文革”中，为了更好地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给中国围棋事业保留种子，刘建勋同志排除各种干扰，竭尽所能地挽救绝境中的围棋事业，扶持河南围棋的发展。

刘建勋同志选派颇懂围棋之道的陈琪同志担任了省体委副主任，让他主抓围棋等竞技项目的训练和比赛。陈琪同志不计较职位高低，不负所望，兢兢业业地替我们保驾护航，为河南围棋的崛起起到了积极作用。后来，陈琪也当选过中国围棋协会的副主席。

1974年中国围棋代表团访问日本。行前，河南的少数派性分子闹到国家体委，反对由陈琪担任代表团团长。刘建勋知道后，立即打电话予以严词痛斥，坚持与有关方面交涉，绝不妥协，确保了陈琪顺利率团出访。

刘建勋同志还批准给省围棋队设置了20个运动员的编制，另配有领队和教练员，由刘厚总负责。1975年又成立了半专业性质的省体校围棋训练班，让庞凤元担任教练，专门对少儿棋手进行“选苗、育苗”。刘建勋同志对这些后备人才的培养工作也特别上心，有时还会抽空过来看看他们的训练。当时丰云和于梅玲才十岁上下，两个小女孩学起棋来都很有天分，但肤色稍有差异，刘建勋同志就亲切地分别叫她俩“黑姑娘”和“白姑娘”。大家听了都觉得挺可乐的。

1975年10月，我和陈锡明就都担任了省围棋队的教练。

刘建勋同志于1974年批准盖了一栋二千六百多平方米的四层楼房，给围棋队和省体育场共用。这不仅改善了我们的训练环境，也为培训兄弟省棋手创造了良好条件。

当时，河南省的围棋事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涌现了刘小光、汪见虹、丰云、王冠军、李亚春等一大批新秀，还无偿为二十多个兄弟省市自治区和行业体协代培了百名以上职业棋手。其中不乏俞斌、张璇、周鹤洋、王檄等众多名将。当年围棋界就曾盛传“河南围棋队是国家二队”的说法。

如今，从河南走出来的围棋职业棋手的总段位早已远远超过了两百段，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我虽然已经年过古稀、退休多年，但是每每回忆往事，无论是想到我个人的成长经历，还是看到河南围棋乃至中国围棋的今日辉煌，我觉得都绝不应该忘记刘建勋同志的名字和付出！

刘小光曾任中国棋院围棋部副主任，是国家一级教练员，曾先后被授予国家体委“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国务院“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体育总局“跨世纪中青年优秀教练员”。他在自传《风雨棋魂》里和与我多年交往中说道：

我父亲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后就参加了革命。但在“反右”中，担任中学党支部书记的他被划为了“右派”。我母亲也受到株连，我大哥和二哥被迫回到农村老家，我快9岁时才上小学。整个家庭都被打入了社会的另册。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酷爱围棋，非常关注围棋运动面临的困境。在国家围棋队被迫解散，队员各奔四方、改行谋生的情况下，周总理曾深为痛心而又无可奈何地嘱托说：“围棋要留种子。”刘建勋同志立即积极响应，他多次指示：“河南要留围棋种子，将来还是要发展的。”结果，原国家队的四名国手调到了河南。郑州成了与北京呼应的另一个围棋中心。河南也是当时全国唯一保留棋类专业队的。

我在进入专业队之前就认识刘书记了，在开封、郑州都与他下过棋。后来我长棋了，就一个人对他和刘厚老师两个。记得刘书记告诉我说，他是在上学时学的围棋，属于“野棋路子”，不如陈老总和金明等人。可我觉得他的话有自谦的意思。我看他的水平不见得会比陈老总低多少，如果放开手下起来，应该是棋力相当、胜负难料的对手。否则陈老总也不会“惺惺惜惺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将日本友人赠送的一副磁性旅行围棋转送给他。而他与我知道的老同志相比，有的确实难分伯仲，有的还可能是他略强一点。

1974年10月，我被选进河南省围棋队。我那时一心喜欢下棋。历经磨难的父亲教育我们四个儿子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学本事，将来争取离开河南”。可在那个年代，参加工作都是需要“政治审查”的。刘厚教练选中了我，但体委有人却因为我父亲是“右派”而产生了顾虑。刘书记知道后发了脾气。他说：“什么‘右派’不‘右派’！更何况小光才还是个孩子嘛。应该收，必须收！”

多亏了刘书记的表态，我才能够进入专业队。没有他，我的人生轨道肯定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打那时起，我就老想着如何才能够回报刘书记。在我心里，从来就没有把他当成领导，而是始终视他为自己的长辈和亲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加认识到，刘书记所关心绝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他对河南乃至全国的围棋事业都非常关心，从中原大地上培养出围棋国手更是他的宿愿。

后来，河南培养的新人在全国专业队中最多，播撒的种子也最多。天津、河北、广西等省市区的围棋队教练都来自河南。康占斌在新加坡当了国家队总教练。曾获得女子围棋世界冠军的丰云现定居美国，培养了不少学生。就连奥巴马总统送给胡锦涛同志的围棋，也是美方委托丰云挑选的。

当年，刘书记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会到队里来过过棋瘾。在对弈中我们也成了忘年交的朋友。

1976年，我15岁。刘厚老师力主将我送进了国家围棋队代训。刘书记见到陈祖德老师时，还特意叮嘱他：“把小光托给你了，这孩子将来会有出息的。”

有一次，国家体委李梦华主任陪刘书记到围棋队看我们。他俩既是老乡又是棋友。刘书记半庄半谐地对他说：“你可要对围棋队好些，否则我可不答应呀！”我们听罢都乐了，他自己也乐了。

刘书记回到北京后，我们常会大掉角地从龙潭湖跑到钓鱼台东的国务院宿舍去看望他。陈祖德、罗建文、聂卫平、丰云、汪见虹等都去过。我与罗建文老师去的较多。我们陪刘书记下棋、聊天，有时还看他与陶希晋、陶鲁笳、郑绍文、聂真、张林池等老同志之间的博弈。

那时，刘书记因为患有严重的肺心病和骨癌，身体已大不如前，但他依然十分关注围棋队的训练和比赛，还经常询问他喜好的乒乓球、足球等运动项目。他非常关心河南籍乒乓球运动员张立、葛新爱等人的情况。在闲聊中，他甚至对国家队运动员队服的样式和颜色都很留意，还热心地提出改进意见。

我们每次去看望刘书记夫妇时，老两口都特别高兴，热情招待我们。有时还留我们在家吃饭，让阿姨给我们包饺子。到今天，我还记得猪肉韭黄馅的饺子好吃极了。

我对刘书记夫人陈舜英阿姨的印象是既慈祥又和蔼，她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身体非常虚弱消瘦，可听说我们来了，必定会慢慢地从卧室走过来，陪我们在客厅说话、看电视。记得有一次，她还特别叮嘱我：年轻人要一心一意地下棋，千万别分心，不可轻易介入人事或政治纠纷中去。

陈阿姨的这番话，多年来我始终牢记在心。

1982年元旦后陈阿姨去世了，我和罗建文老师等人赶到家里表示了哀悼。随后也都参加了陈阿姨的告别仪式。

刘书记的告别仪式举行时，国家围棋队送了花圈。还安排了专车，让我、汪见虹、丰云等人作为代表前去参加。

1985年11月，我国取得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首胜，打开了三连胜之门。围棋成为了那个年代激励亿万人民为中华民族腾飞、开启新长征的榜样和动力。

当时，庆功宴会安排在北京饭店举行。参加宴会的中央领导同志有叶飞、张劲夫、金明、唐克、李梦华等。席间，我和队友们都听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叶飞同志非常感慨地讲道：“不管怎么说，刘建勋同志对中国围棋是有很大的贡献的！”金明同志随即接茬道：“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30年的光阴过去了。时至今日，我始终认为叶飞和金明同志当年说的话，也完全代表了我和众多围棋人心底的声音。

后记：

清明时节倍感思亲，

追忆先贤故人老友。

牢记《红色棋魂》，

祈望国运棋运昌盛！

（作者系老一辈革命家、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之子；来源：昆仑策网【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