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历史老照片背后的发掘、透视，我收集整理了从李大钊、赵纫兰先辈，到李葆华、母亲及其弟妹们的这些旧事轶闻，感觉自己绝不仅是经历了一次穿越时空的回眸，更是体验了一次触动灵魂的洗涤。

 

早过花甲的我不能容忍我们这一代淡忘那些为了新中国英勇捐躯的革命先烈和奋斗终生的志士仁人！同样也不能允许儿孙们漠视无数革命前辈的理想信念和不朽业绩！

 

——刘立强（本文作者，老一辈革命家、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之子）

 

前些日子，我根据二姨陈舜玉的小女儿张希玲提供的线索，从网上高价购得了一份1927年5月15日出版的北京《晨报》，只因上面有母亲陈舜英与三个本家妹妹在万牲园（今北京动物园）的合影。这令我兴奋不已。

 

在这张老报纸上，我同时还发现了李大钊烈士夫人赵纫兰和三个子女的两张照片。 

 

李大钊烈士的夫人赵纫兰 （林琳修版）

 

记者的文字说明是：

“【李大钊遗族】左方卧在病榻者为李夫人赵氏。下方自右而左：为李之长女公子兴（星）华，年十七，次女公子艳（炎）华，八岁，及仲子光华。五岁。”

 

照片上的赵纫兰老人病重侧卧炕上；三个孩子面带戚容。母子们分别沉浸在烈士英勇就义后丧夫、失怙的巨大悲恸中。

 

李大钊烈士的三个孩子（林琳修版）

    

看罢，我的心在颤抖。下决心首先一定要查出照片拍摄的时间、地点。

                                                                   

查阅史料后得知，李大钊烈士于1927年4月28日壮烈牺牲后，夫人赵纫兰“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对于手无缚鸡之力的孤儿寡母，反动当局并没有善罢甘休，仍继续派人进行监视。李大钊妻小因经常受到流氓、打手的滋扰，只好阖家转移到李大钊同窗好友李青峰在南池子葡萄园十号的宅中居住。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命令下属警察署名曰“保护”，实则派暗探跟踪盯梢。侦缉处长吴郁文亲自屡屡报告监视行动”。5月20日，吴报称：

“李大钊之妻女，于本月十一日下午七时余，经李青峰用汽车一辆……送往东车站，乘京奉通车出京。”（引自祝力军《先烈遭残害眷属受株连》，《北京档案史料》1989年第3期等资料）

 

我随即向乐亭县的李大钊纪念馆副研究员刘晓艳老师求证，她确认这两张照片应是《晨报》记者四月末至五月上旬间，于李青峰家拍摄的。

 

记得我小学语文课学过李星华回忆父亲的文章；十八岁入党时，自己也曾在入党申请书中引用过烈士的名言：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但当我凝视着尘封了近一个世纪的老照片时，心中倍觉愧疚，深感自己虽然对父母那一代革命者的生平有所了解，可对先驱李大钊烈士的精神世界和家世家风却了解得如同飞鸿雪爪、吉光片羽般，真是太少、太少了。

 

接下来，我除了继续向刘晓燕等专家请教，又看了若干研究李大钊烈士的文章，使我对先烈及其家人有了更多、更深的认知： 

 

出身寒门的“海归派”

 

1889年10月29日，撞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晨钟的李大钊（字守常），汉族，诞生在河北省乐亭县的大黑坨村 。他从小孤苦伶仃，“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姐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 （引自李大钊《狱中自述》）

 

因祖父年过古稀，家中缺少帮手，就想早日为孙子完婚。1899年，10岁的李大钊和本村已满15岁的姑娘赵纫兰成亲。从孩童之时起，李大钊就得到了比自己大五六岁的“兰姐”的关心呵护。婚后最初几年，他在妻子那里感受更多的是姐弟之情，甚至是他一直渴望而无从得到的慈母之爱。

 

赵家和李家是世交，家境稍好。赵纫兰从小缠足，粗通文字，能看懂小说。她正直朴实，温顺贤惠，过门后操持内外，女红、农活样样拿得起来，给祖父减轻了很大负担。她对李大钊的多年求学更是给予了很大支持，东挪西借地支撑丈夫读完十年私塾、二年中学和六年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1913年，李大钊东渡扶桑，次年秋进入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本科专业。1916年2月，他因积极参加国内革命运动，被校方以 “长期欠席”为由“除名”。

 

李大钊就义前在《狱中自述》写道：

“我家贫……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使得勉强卒业。”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妻子的感激之情。

 

赵纫兰与李大钊共同生活了28年，忍受了多次分离之苦。她共生了9个子女，4个夭折，余下5个主要由她一手抚育。她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为了丈夫，为了丈夫的事业奉献了一生。所以，李大钊曾经感慨说道：

“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既是我的妻子，又是我的母亲，还是我的姐姐。”

 

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

 

少年时代的李大钊熟读四书经史，辛亥革命又使他深受影响，开始产生忧国忧民之心。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敏锐地认识到这将对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之光。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他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19年5月4日，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这是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李大钊领导并参与了“五四运动”，他发表鼓动演讲，奔走营救被捕的北京学生。之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在知识界、思想界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仅1918年9月至次年7月的十个月中，他在备课教学、政治活动的同时，就分别撰写发表文章至少有67篇，且多为重要的革命文献。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李大钊可称厥功至伟、功不可没。

 

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商讨了建党事宜。3月，在他的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北大19名学生先后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及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他还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

 

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北大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成立。成立时缺乏活动经费，李大钊当场宣布从每月120元的薪水中拿出80元充作经费，同志们都非常感动。他回家向妻子说明后，赵纫兰完全赞同。他们夫妇此举，既博得了政治信仰相同者的敬重效仿，也令那些意见相左人士极为钦佩。

 

中国共产党筹建之初，陈独秀建立的中央党支部在上海活动，与李大钊建立的北京支部保持相对独立。中共党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即源于此。在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心中，李大钊就是他们的精神领袖。   

 

 李大钊烈士

 

连年长他10岁的陈独秀也曾自谦道：

“‘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

 

同年春，陈独秀来信询问党名是否称“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

“叫共产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李大钊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党的“三大”、“四大”上，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李大钊多次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后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著名爱国将领、“坚定的民主主义战士”（周恩来语）冯玉祥就曾盛赞李大钊：

“教授一夕谈，胜读十年书。” 

 

在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的组织领导下，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如火如荼、蓬勃发展。

 

中国革命的“传薪人”

 

从1918年至1927年牺牲前，李大钊先后在北大任图书馆主任、政治系和史学系的教授，加上其他学校的任课费，最多时每月约有200余元的收入。按时价，两银元可买远不止25公斤的面粉，李大钊和家人本可过上非常富裕、安逸的生活。但据学生回忆：

“他每天上下班不坐车，中午不回家吃饭时，自带干粮，有时是一张大饼，有时是两个馒头或窝头就点小菜和白开水下肚……”而将薪金和稿费几乎都用作了革命经费。

 

他家中的陈设简单，唯一不同的是给爱妻砌了一个土炕方便起居。全家人的生活简朴，连家人自娱的军棋，也是年少的长子李葆华亲手刻画的棋子和棋盘。就这样量入为出、省吃俭用，作为女主人的赵纫兰竟难以支付全家度日的最低开支。

 

北大校长蔡元培得知后心生一计，亲自叮嘱会计人员：每月直接给赵纫兰送去李大钊的一部分月薪，以安排家用。

 

究其原因，正是因为李大钊经常倾家纾难、扶危济困，千方百计地帮助、接济贫寒的学生和工友，支持他们投身革命。

 

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开国领袖的毛泽东。

 

1918年8月19日，为组织湖南青年和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

 

“10月经北大杨昌济教授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与李大钊同志会见，并在图书馆和李大钊同志一起工作了四个多月。” （引自《李大钊传》）

 

1936年中，毛泽东在延安向斯诺回忆道：当年在北京大学时，许多教授“大家都不理我”，“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据文献记载，起初唯有李大钊、陈独秀对毛泽东的态度例外。李大钊对毛泽东经常登门请教表现出极大的热心，不仅有问必答，还经常推荐新书，并介绍了胡适等名师。经过接触，不少教授感到这个操浓重湖南乡音的图书馆助理员的志向和见解非同常人，此后便也乐于与之交流。

 

1949年3月25日上午，毛泽东率中央机关从河北涿县出发进北京。当他远远看到古都的城垣时心情十分激动，说道：

“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说完，毛泽东陷入沉思，脸上浮现出无限怀念之情。（引自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

 

坚守初衷的“献身者”

 

人们熟知李大钊烈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名句，实际是他应章士钊之妻吴弱男之请所写的条幅。李大钊推陈出新、化古为奇，将“丹心照千古”的明代忠臣杨继盛临刑前写的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只改动了一个字，并身体力行、贯彻始终。这激励了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

 

李葆华晚年居住在北京的南沙沟国务院宿舍，客厅中就悬挂着李大钊烈士的这件条幅和正面遗像。                 

 

 晚年的李葆华

 

今天，当我们回溯、寻觅李大钊烈士92年前为共产主义英勇、悲壮、惨烈献身的过程和场景，禁不住血脉喷张、悲愤难抑！

 

1927年4月6日凌晨，李大钊连同国共两党工作人员共60余人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把持的北洋政府派军警逮捕入狱。  

 

六天后的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动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 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入狱共计22天。敌人对他进行了多次审讯，可他自始至终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为了保护被捕的同志，他在《狱中自述》中表示由自己“负其全责”。同时他自豪地写道：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面对各界人士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张作霖曾一度犹豫。蒋介石便亲自出面，给张拍来密电，要求其“速行处决，以免后患”。据专家查证，杀害李大钊烈士的幕后指使为蒋介石，台前决策人物则为张作霖等。

 

4月28日上午11时，北洋政府的所谓“特别法庭”公然宣判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死刑。下午1点，他们分坐6辆囚车，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解到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里一个庞大的绞刑架下。

 

敌人“从提审到宣判用时2小时，从公布‘罪状’到执行也仅2小时，不容许有任何的反驳与上诉，怕出现意外而戒备森严……在受刑之前，指挥行刑官曾询问过李大钊对家属如何处分？李大钊说道：‘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引自刘晓艳《张作霖为什么要杀害李大钊》，《文史精华》2017年第9期（上））

 

李大钊身着棉袍，镇定自若地在敌人的镜头前留下了最后的一张照片，只见他“目光和悦，泰然自若，宛如平日。”

 

此时李大钊要求：“以纸笔来，书一遗嘱”。遭刽子手拒绝。虽已被“反接两手，缠缚全身，并折结环，”可他依旧“神色自若不变”。他从容地看了看在寒风中摇摆的绞索，第一个登上了绞刑架。   

                             

接着，李大钊的举动更令人惊心怵目、心裂泪奔：刽子手让他“颈稍伸长，李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充分体现出烈士那视死如归、舍生取义的高风亮节，彻底践诺了其生前“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的豪言壮语。   

 

李大钊烈士就义前最后遗照

 

凶残、卑鄙的敌人把李大钊推进从德国进口的刑具里，那是一个发亮的金属长方形架子，正中有一环卡在颈中，旁边有一把柄，刽子手握住把柄，用力缓缓绞下去，直到受难者舌头吐出，眼睛凸出，眼角流血。如是特别单独地使用的“三绞处决法”，前后反复三次，整整进行了28分钟，只为折磨烈士，延长痛苦。  

 

灭绝人性的敌人就是用这种野蛮到极点的手段杀害了李大钊烈士。 他英勇就义时尚未满38岁。遗体入殓的棺椁和衣裳都是朋友帮助提供的。其灵柩停厝于宣武区的妙光阁浙寺长达6年。

 

“李大钊牺牲后，家贫如洗，一无所有，殁后生活所需皆为北大同仁及亲朋捐赠。” （引自刘晓艳《张作霖为什么要杀害李大钊》，《文史精华》2017年第9期（上））

 

资料显示：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人约为5．7万人；大革命失败后仅剩1万多人。

 

“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赵纫兰就是这支前赴后继的革命队伍中一员。她绝不仅仅是李大钊的结发妻子，也是李大钊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贤内助，更是对革命事业做出特殊贡献的人。

 

得知烈士牺牲的噩耗，赵纫兰“伤心过度，昏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叫醒又昏过去了”。她最后醒来时压低声音，坚强地对大女儿说：“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1928年初，赵纫兰请弟弟“代笔修书一封给周作人，再次恳请周作人帮忙筹划，解决李星华、李炎华等姐弟的读书问题，以求完成学业，不负先烈。”他们的几个儿女长大成人后都非常优秀，不愧为革命的好后代。

 

1933年春，赵纫兰又请求周作人协助出版《守常文集》。鲁迅也应曹聚仁之请，专门撰写了《〈守常文集〉题记》。

 

当年4月22日，李大钊烈士的公祭活动在妙光阁浙寺举行，有700余人参加了祭奠 。“李星华姐弟四人环立在祭堂一侧，向祭者答礼拜谢。赵纫兰因为连日来悲伤过度病情加重，倒卧在灵堂侧，坚持参加公祭”。

 

次日，烈士的棺椁下葬万安公墓。大批闻讯赶来的民众或夹道送别，或自发加入队伍。一路上，“虽有如虎似狼的国民党宪兵三团镇压，甚至向送殡队伍开枪，市内各界自发参祭者却越聚越多，所举花圈挽联在西长安街连绵达一公里。” 上午“九时半启灵，直到黄昏时分才到达墓地，由北大同仁扶灵下葬。”

 

因为当时斗争环境残酷，中共北方党组织是以河北省革命互济会之名参与的仪式全程，还特为烈士书写了“革命导师李大钊之墓”的墓碑。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当时墓碑与棺椁一起埋入地下，直到半个世纪后的1983年为李大钊修建烈士陵园移灵时，才重见天日。

 

由于多年来的辛劳和出殡时的悲伤，赵纫兰心力交瘁、一病不起。“（五月）二十七日，入协和医院，于当晚十二时余去世。”（《京报》1933年5月30日）享年49周岁。

 

这一天恰是李大钊烈士下葬的“五七”之日。赵纫兰的夙愿就是把自己埋在李大钊的墓旁。这位“忠魂铁血”（何香凝题词）的女中豪杰要在九泉之下永远地陪伴着丈夫。

 

鉴于赵纫兰平凡而伟大的一生，特别是在李大钊牺牲后，她继承烈士遗志，以坚韧顽强的精神教育子女投身革命，中共河北省委在1936年6月决定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李大钊烈士陵园于1983年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建成。

 

赵纫兰的灵柩随同李大钊的灵柩迁葬至此。墓碑上的镌字改刻为“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同志墓”。

 

“赵纫兰同志”正是党组织和后辈们对这位杰出女性最确切的认可和称呼。

      

 赵纫兰同志

 

回过头来，再说说同一期《晨报》上那张母亲与三个妹妹的合影吧。

 

记者的文字说明为：

“女附中高材生陈舜英女士，前星期日携其一群小妹妹游览万牲园，坐草茵上说故事……图中自右而左：为其四妹舜琼，三妹舜瑶，五妹舜翘，均是甘石桥第一蒙养园学生。舜瑶、舜翘不同级，都曾考过第二。”

 

照片上，几个大都市乖乖女和好学生的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与前两张赵纫兰和子女们的照片相比，她们之间的衣着打扮、神态表情大相径庭。我想，那时豆蔻年华的母亲陈舜英和三个小妹都还不知道李大钊烈士的业迹和其家人的名字吧。     

 

 陈舜英与三个妹妹  林琳修版

    

殊不知短短的十年后，李大钊烈士的长子李葆华竟成了母亲的入党审批人。当时他化名赵振声，任中共山西工委委员兼组织部长。

 

人生的不期邂逅常常是时代造就的机遇。

 

正是新老两代民主主义革命者熏陶和抗日救国洪流高涨的历史大背景，终使他们集结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旗帜下。

 

陈舜英，汉族，1912年10月生于福州市“三坊七巷”的一个银行职员家庭。陈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陈舜英的舅姥爷林长民当年被誉为“五四运动的点火手”；堂舅姥爷林觉民、林尹民和亲舅舅方声洞三个人都是著名的“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

 

满门忠烈对陈舜英及其弟妹们的成长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影响。在陈家八兄弟的24个子女中，超过三分之一放弃了所学专业或工作，决然走上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例如母亲的本家小妹陈玖（九姨，原名陈舜珍）17岁时被北大物理系录取，但她却只身前往解放区，改名进入晋察冀军区的白求恩卫生学校求学。其他人大都成为了著名的教授或工程师，甚至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其中，母亲的本家大妹陈舜玉（二姨）1936年夏毕业于福建学院法律系，1937年2月入党，1940年以代表投黑豆的方式全票当选为唐县的第一位民选县长。后历任晋察冀边区妇救会副主任、全国妇联妇女干部学校副校长、高教部人事司副司长、农垦部科技教育局顾问等职。叔伯妹妹陈舜瑶（三姨）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1937年入党。曾担任周恩来的秘书，后历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顾问等职。

 

周恩来早在1948年春就称她们三人为“陈家三姐妹”。

 

陈舜玉晚年在自传里详细回忆了这段往事：

“1948年春，中央机关由陕北向西柏坡转移， 途经阜平县南庄，在此地居住工作了46天，毛主席、周总理他们早上都出来散步。有一次碰上了周总理，他对任何人都一样，非常和气。总理问起我的名字，由于三妹陈舜瑶给周总理做过秘书，我说我叫陈舜玉，他一听就说：我知道你们陈家三姐妹。当时我在晋察冀边区妇救会任副主任兼宣传部长，那时我和大姐失去联系了，还是周总理告诉我大姐陈舜英在冀鲁豫，我们才通信联系上。”（引自《清淡人生——张林池陈舜玉纪念集》）

 

打那以后，许多太行和晋察冀的老同志都对此津津乐道：“国民党有‘宋氏三姐妹’；我们共产党有‘陈氏三姐妹’”。

 

至于母亲陈舜英，也难怪《晨报》记者称其为“高材生”，她在1931年以第一名考入名牌的北平大学（抗战胜利后并入北京大学），学习纺织专业。靠奖学金和当家教于1935年夏毕业。在大学里，她积极靠近党组织，是校园里的积极分子。

 

毕业后，陈舜英先后放弃留校任教和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到太原西北毛纺织厂担任了技师。她与挚友贾庭修两人设法寻找党组织，保护失掉组织关系的地下党领导人及其亲属，同时还教工人识字读书，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后来二人继续坚持在北京、河北、山西等地寻找党组织，还节衣缩食地用当教员的微薄收入资助了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1937年“七七事变”前，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彭真与陈、贾二人谈话后，亲自批准了她们的入党申请。具体办理手续的审批人正是李葆华。随后，中共平汉线省委宣传部长兼直中特委书记李雪峰在石家庄一个小旅馆里，与她们进行了入党前谈话，并主持了她们的入党宣誓仪式。

 

经党组织决定，她们二人的入党时间自1935年算起，无候补期。

 

太行抗日根据地初创时，陈舜英先后两次担任辽县（今左权县）的县委书记，她也是该县我党的首任女县委书记。后历任太行区妇救总会主席和妇联主席、太行区党委妇委书记、湖北省妇联主任兼省委妇委书记、中南局妇联主任兼妇委书记，全国妇联妇女干部学校党组书记兼校长（首任校长为中国妇女运动先驱刘清扬）和广西省委妇委书记等职。

 

陈舜英是第一届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还曾当选全国妇联第二届和第三届执行委员。

 

1961年，陈舜英随丈夫刘建勋调河南省委工作。因身体原因和考虑到河南党内的复杂情况，她主动辞去省监委副书记的安排，离开了一线岗位，先后任河南省监委委员和省政协常委。

 

1982年1月2日，陈舜英在北京病逝。

 

追悼会上，李先念、康克清等许多老前辈和老战友或送花圈、或参加。全国妇联和陈舜英生前战斗、工作过的地方党组织、妇联也纷纷送来花圈，派人前来送别这位“为新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女共产党员。”

 

近年，陈舜英的生平简介被多部妇女名人辞典收录。记载她和丈夫革命生涯的故事也分别收入了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太行烽火半边天》和中共党史出版社的《红星照耀的家庭—共和国开创者家事追忆》两本书中。山西、广西等地的报刊杂志和知名网站也刊发过不少纪念、回忆文章。

 

刘建勋 陈舜英夫妇骨灰安葬仪式现场   

 

2006年6月，作为组织批准的首例，陈舜英的骨灰和从八宝山革命公墓取出的刘建勋部分骨灰，合瘞在国家一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河北省涉县的将军岭烈士陵园。这里是除北京八宝山之外，安葬共和国开国的将帅元戎和党政领导人骨灰最多的地方。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河北省地市县的领导同志，还有刘建勋陈舜英夫妇生前的众多亲朋好友参加了仪式。

 

通过对历史老照片背后的发掘、透视，我收集整理了从李大钊、赵纫兰先辈，到李葆华、母亲及其弟妹们的这些旧事轶闻，感觉自己绝不仅是经历了一次穿越时空的回眸，更是体验了一次触动灵魂的洗涤。

 

早过花甲的我不能容忍我们这一代淡忘那些为了新中国英勇捐躯的革命先烈和奋斗终生的志士仁人！同样也不能允许儿孙们漠视无数革命前辈的理想信念和不朽业绩！

 

因为一百年的“五四”之光、七十载的建国之路，已然雄辩地向我们昭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

 

“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幸福，必须依靠自己的英勇奋斗来实现，没有人会恩赐给我们一个光明的中国。历史深刻表明，只要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勇于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斗牺牲，我们的国家就一定能够走向富强，我们的民族就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引自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作者系老一辈革命家、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之子；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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