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对党内的一些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往往看得很清楚。党员、干部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如果把我党看成一个系统，习近平同志的这一讲话反映了系统开放的普遍规律。体现了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精髓之一。

当代系统科学、信息科学等现代多学科的应用发展，为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普遍联系的观点，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当系统理论上升到哲学意义时，就可以归纳总结崭新的实践，丰富辩证唯物论。恩格斯认为：

“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主义导师受时代所限，没有系统理论的直接论述，系统工程学科的实际创始人钱学森同志，最先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系统理论的关系，提出用物质普遍联系的观点和《矛盾论》指导系统理论的阐述和应用。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了中共革命和执政实践，提出了系统思考的建党思想：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红旗》1968，第四期）

在毛泽东主席用生命现象阐述建党思想11年后，普利高津教授凭借耗散结构理论在1977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揭示了在一个物理系统中，为了抵抗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揭示的熵增的衰亡死寂趋势，必须与系统外部产生信息与能量交换，通过内部优化自组织，实现系统的有序。这个性质，人们发现在客观世界具有普遍性。例如在生物学中叫新陈代谢，包括远缘杂交优势。在政治学，叫做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在经济学中，普里高津的学生陈平提出代谢增长论。

从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到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再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人们认识到没有新陈代谢，吐故纳新，改革开放，一个系统就要走向死寂，走向衰亡。在社会科学中，系统理论再次证明《矛盾论》中的两个基本原理：

1、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2、每一事物主体的运动都和环境互相联系并互相影响着。

从宏观的历史视野看，一个充满生机的民族，一个进步的政党，一个发展的区域、单位直至个人，必定把系统的改革开放作为永恒的主题。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来说，自身的改革就是要新陈代谢，即习近平同志一再阐述的刀口向内，净化、提高等四个自我。而开放，就是切实落实人民群众对权力的监督。新鲜氧气，吐故纳新，是决定我党生死存亡的党群关系——与人民群众的相濡以沫。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带领全党，大刀阔斧清理党内垃圾，同时，从群众路线教育开始，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不停歇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主的党内教育，党的自我监督制度化为重要内容的“自我革命”成效在这次抗疫斗争中得到总的检验。抗疫还在进行，但全国人民在党员、干部带领下，已经向西方漂亮展示了社会主义体制，我党很好地回答了习近平提出的，各国都在答出各种答案的“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也用可歌可泣的行动显示了党的自我革命和依靠群众、接受群众监督的统一，即系统内外部的统一。在党的优良作风复归中，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体现。

系统开放是系统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长期以来，人们都知道，要发展，就必须开放，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也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只要开放就必然进步，这是错误的。

习近平在2003年和2013年一再强调枫桥经验，在党内推动“发动和依靠群众”，同时审慎地汲取了历史经验教训。毛泽东同志曾经对群众路线走向极端，反过来压制人民群众作出三点总结：

“它的背后有各种因素，有山头主义、 无政府主义的因素， 也有敌我矛盾的因素。”（《毛泽东年谱》1968.10.5）

十八大以来，通过从严治党、依法治国，整治山头主义的新变种，即官商一体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晋籍西山会、石油派系等；通过群众路线教育、依法规范网络、信访治理等，划清了无政府主义和群众路线的界限，手机视频、摄影现场取证、依法合规的网络监督权力，自媒体对敌对势力的攻防等，取得比昔日大字报大辩论更高的效率与准确性，成为依靠群众从严治党、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日常内容。这种法律范围内的群众监督，既追求严格保护个人的合法权利和空间，又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群众的创新，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在新的条件下继承并一再强调的：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与此同时，资本与权力同盟的各种势力违法删帖，体制内外敌对情绪和境内外资本代理势力的网媒、“大炮”、“日记”类鸣放与人民群众监督之间的矛盾，也将长久持续下去。

党的事业特别是经济中心工作向谁开放？是向创造财富的类似于负熵意义的劳动主体开放，还是向类似于熵增耗散意义的资本主体开放？这不仅是党的政治初心和宗旨问题，而且也是哲学意义上的进步与倒退的问题，更是对市场经济活动中自发产生，并显示出明显优势，代表着社会主义内在规律的，诸如自主联合劳动、劳动合作这样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关系保护与否的问题。由于多种经济成分的意识反应，党内一些同志对习近平强调的“为了谁、依靠谁”缺乏自觉；由于英雄史观和精英主义的存在，一些同志在“依靠谁”方面还存在着模糊意识。在经济理论上，中断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认识循环上升链，迷信西方庸俗经济学，不自觉地受到资本中心的潜移默化，完全接受全生产要素理论。例如在国企改革中，重资本，轻劳动，忽视活劳动对财富增殖的决定性作用，忽视劳动者的企业主体地位，把企业家作用和群众路线、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在经济、金融领域，忽视社会实践和历史经验，把对外开放中的全球化与否，看成“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的单方面“幸运”，一方面迷信世界市场的“公平”，另一方面对霸权行径又放弃对等开放的合法权益。有些方案方针的提出，以西方新自由主义作为默认逻辑，局限在某些精英主义小圈子中酝酿形成，一旦推出，就引发新中国早已消失的丑恶现象死灰复燃，如金融开放中导致资本市场欺诈和社会高利贷现象的政策偏差，由国家和全社会承担试错成本。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脱离实际、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背离党中央一再强调的方针，漠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总之，经济建设中的开放风险同样也取决于经济领域中党的建设和人民群众监督，取决于坚持还是放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自我净化就容易变成官僚主义最拿手的形式主义。这是需要正视的。

2020.4.9

来源：紫虬视野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