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前后项英的表现，着实令人费解
黄桥战役后，两党的摩擦反摩擦达到白热化。这时的格局是，皖南新四军近万人处在国民党军的重兵监视之下，苏北韩德勤部数万人又处在我八路军新四军的环伺之中，这就好比我的儿子在你的手里，你的儿子也在我的手里，双方谁都有顾忌，形成了僵持。
对于新四军军部孤悬皖南，中央早就有指示。早在1940年上半年的1月、3月和4月，延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就反复电催项英，要其尽快将新四军军部北移苏南、江北。到了5月，已在苏南的陈毅、粟裕也致电项英，提出，既然“国民党亦希望我们让出皖南”，“我们应将计就计”，将军部和皖南主力东移苏南，“以应付事变。”
对于中央和江北陈粟等的提示，项英的反应是消极的，甚至是对抗的。他坚持认为：“在战略上，北方必须有南方之配合”，“皖南在任何情况下，非独立行动坚持南方不可。”
4月3日，毛泽东等担心“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而征询项英“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是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项英表示：“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会合。到苏南，地区不利……”他的意思很明白，反复强调各种理由，就是不想离开皖南。
10月9日，也就是黄桥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刘少奇又致电项英，指出：“军部在皖南既不可能，建议从速北移。因目前交通尚有可能，如有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
10月24日，党中央又以强硬的口吻命令：“（一）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三）一切问题须于20天内处理完毕。”
【项英】
对于党中央的严令，项英于10月28日回电向中央提出：“为了将来我更大发展，坚持皖南阵地极有作用，如现放弃，将来不易取得这一强固的支点。”“要坚持皖南阵地必须有相当强的兵力才能保证，因此，原有的力量不能减弱北移。”这是什么？这已经不是意见和建议了，这是对中央指示的公然对抗。
发生于11月底，历时19天的曹甸战役，打破了两党的僵局，形势陡然间变得对我十分不利。本来，在这之前，国民党军还没有对皖南新四军形成合围之势，日军对江面的封锁也还不严，新四军军部完全可以在曹甸开打之前安全撤到江北，可到了这个时候，皖南的处境，怕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也能估摸得到了。可不知为什么，项英估摸不到。不管延安的毛泽东、重庆的周恩来、中原的刘少奇、苏北的陈毅等等如何十万火急的电催，他仍然是百般找各种借口，就是一个字：拖。
为报复我在苏北进攻韩德勤，皖南的国民党军加紧收缩了对新四军军部的包围圈。不过说实话，国民党军这合围的动作真的不快，很慢，但项英就好像要存心跟国民党军比谁更慢似的，对于北移，他是磨磨蹭蹭，依旧是找各种借口一拖再拖。
12月26日，毛泽东忍无可忍，措辞超常严厉地给项、周、袁发电：“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可就是在如此严厉的催促之下，项英还是非要拖到两党确定的最后期限12月底以后，到了1941年的1月4日，这才开始移动。你可别小看这四天，1月4日走和12月31日走大不一样。从军事上说，这时的国民党军已经基本完成了合围，沿途已经没有太平之路可走了；从政治上说，已经超出了规定的时间底线，国民党军师出有名了。不论从军事上说还是从政治上说，从哪儿说都被动了。就像李一氓哀叹的那样，“假如能提早四五天，结果也不会如此之难堪。”
转移时机错过了，转移路线也错的让人莫名其妙。对于北撤，参谋处早在几个月前就拟定了两条路线：一条是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竹箦桥、水西地区，然后经苏南北渡；另一条是经铜陵、繁昌之间北渡。
第一条路线是皖南军部到苏南我军的交通线，沿途设有兵站，每个兵站都有民运工作组，有地方党的工作，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同时这也是延安毛泽东、朱德和重庆周恩来建议的路线。这还是与三战区反复商定的路线。与三战区商定的路线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一旦顽军阻击，政治上将对他不利，而我的胜算就多了几分。
第二条路线的优点是路程近，部队从云岭出发，一天就可以到铜、繁地区，第二天就可以过江，如果急行军，当天晚上就可以过江。而且军总兵站站长张元寿带工作组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已前出，做好了侦察和动员工作，控制了12个渡口，征集了200余艘渡船，一次航渡即可渡过7500人。还有就是这条路线沿途都是由我游击队掌控，日、伪、顽驻军那时都还很少。这也是蒋介石最后指定的路线。
基于以上考虑，因而叶挺力主走东线，其次走北线，并责成参谋处将此两案都拟出了具体行动计划，标绘了行军路线图，只等项英拍板，就可以执行了。
但是，就在终于等到部队要北移了，项英却断然否定了叶挺等人走东线或北线的意见，而是选择走章家渡、茂林、三溪、旌德、宁国、郎溪、天目山、溧阳这条南线。
这就意味着，在叶挺亲自指导下，由参谋处牵头花了几个月功夫所做的一切准备工作，全白做了。
项英这决心一下，令所有人都傻了。大家大惑不解，走这条路线，太远太绕路，用时太长，很难保密和隐蔽。我孤军深入，极易受敌包围，而如若发生敌情，远在深远敌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则势必进退两难。因为事先压根就没考虑过首长会选这条路线，所以地形没有经过缜密侦察，沿途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兵站设施全无、地方党也没有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群众基础薄弱，参谋处甚至没有准备这条路线的地图。
走南线，除了军事上不利于我，还将在政治上利于敌而不利于我。往南是国民党的后方，往国民党的占领区运动，对公众很难说得清楚。早在几个月前，那些由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就连续制造舆论，造谣散布新四军准备向南逃窜、袭击国军、劫夺徽州军火库、搞三山计划（即所谓在国民党统治区黄山、天目山、四明山建立赤色根据地）等等，走南线，往天目山方向，就正好送给了国民党一个现成的把柄，为其对我实施“制裁”提供了口实。
在皖南新四军中，项英向来说一不二，在他一意孤行的坚持下，新四军军部九千余人走上了这条死路。
走这条路线之大错，从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关于“围剿”皖南新四军战斗详报》的字里行间，亦可得证。该详报作战检讨中，在说到“甲、我军成功之主因”时，第一条就是：“一、部署得当，该匪军自投罗网；”而在说到“乙、匪军失败之主因”时，第一条则是：“一、状况判断错误，经离老巢南过章家渡，投我部署上最强之包围圈内；”力排众议，坚持走这条最不该走的路，然后准确无误地把部队带进人家的包围圈，说的危言耸听点，我都有点怀疑这到底是在为谁工作了。
北移路线已经错了，在战术问题上，项英也是一直打压正确的意见，继续一错再错。最关键的是在要不要打下星潭并从此处突围的问题上，就又处置错了。
星潭是沿南线转移的必经之路，打下星潭就可以突出去，打不下就突不出去，所以，星潭是我势在必取的一个点。
当然，既然星潭的战术价值如此重要，敌人也是势在必守，打起来也就不那么容易，原定的7日午前三路会攻星潭的计划没能实现，左右两路都因受敌阻击没能按时赶到，三路会攻变成了一路进攻，而且进攻遭遇到较顽强的抵抗。怎么办？于是由项英主持召开扩大的军分会，讨论下一步的打算。
正开会讨论间，负责指挥进攻星潭的二支队副司令员冯达飞打来电话，请求再支援两个营，保证拿下星潭。叶挺根据亲自到前线视察掌握的情况，认为部队士气正高，伤亡还不大，再增援两个营上去，拿下星潭不成问题。而星潭已经接近顽军包围圈的最外层，尽管从此处突围还要打几场硬仗，还要有一定的牺牲，但牺牲一部，保证大部突围是有把握的，因而力主增援，继续攻击，拿下星潭。军部作战科长、侦察科长等也赞同军长的意见，要求快快下命令增援兵力加大对星潭的攻击力度，但叶挺等人的意见被项英否决，项英认为打星潭会招致较大伤亡，禁止对星潭继续增兵。就这样，也不增兵，也不撤兵，二支队仍然孤军进攻中，军部的会议也仍然继续进行中。
遇到大事集体开会讨论是没错的，可在战机稍纵即逝分秒必争的这个节骨眼上，这个会一开竟然开了七个多小时，慢慢腾腾，无休无止。叶挺实在忍不下去了，怒气冲冲对项英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犹豫不决，不能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心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天也黑了，开会开的也累了，最后项英做出决定，不打星潭了，也不走这条路线了，部队往回撤，退回到丕岭以西，经高岭、太平转入黄山，再伺机北渡。
可就在项英决定停止进攻星潭，并发令撤出攻击部队的时候，他们不知道的，新三团的第一营恰好在这一刻突破守敌前沿，攻入星潭，打开了突破口。但是，就在继续向纵深发展进攻的时候，他们听到了要他们撤出战斗的军号声，开始他们怎么都不敢相信，要司号长再认真听一遍军号。又听了一遍后，司号长说没错，是要我们撤出战斗。他们无奈地往回看去，看到的是后续二梯队已经奉命往回撤。一营只好万般不情愿地遵命撤了出来。
可惜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突破口，就这样又被敌恢复。眼看全军就可以从这突围了，部队却又撤了回去。
翻山涉水走了几天的路白走了，眼看已经撕开了的突破口又白白的送给敌人重新合围了，这样反常的行动，给整个突围部队从思想上、行动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而当项英率军准备出高岭突围时，临时找来的向导却带错了路，误把廉岭当成了高岭，消耗了体力，影响了士气不说，再奔高岭时，原先没有敌情的高岭此时已经被敌重兵扼守，过不去了，于是又再一次退了回来。
于是又开会，又经过了一番讨论研究，又决定走参谋处曾拟定的北移第二条路线，北线，即在行动前叶挺坚持而遭项英否定了的经铜陵、繁昌间渡江到无为的转移路线。
亏了项英也是打了三年游击的，不知他当时是怎么想的，到这个时候才选择走这条路，人家还会不会老老实实地给你留着？战场情形瞬息万变，经过了几天的战斗，此时的这条路，不仅江面上已经密布了日军的舰艇，沿途也已经堵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顽军，战机已失，时不再来了。
这条路线突围又行不通了，于是又一次退了回来。就这么转来转去，终于在疲劳而无功的转圈中把部队转进了死胡同，陷入顽军重重包围之中。就在整个部队陷入重围，最需要有个主心骨来掌舵的紧要关头，项英，这样一个有着多年党龄又长期担任党的高级领导的新四军实际上的掌门人，这样一个把皖南部队看作私产一样的家长式领导，却让人难以置信地犯了一个超低级的错误——丢下部队带了几个人开小差了。
延安得知项英开小差，十分愤怒，紧急指令部队由叶挺全权负责，下定决心突出重围。悲情的叶挺，终于在当了三年军长后，在这个时候，才第一次获得了作为军长早该有的在军事指挥问题上说了算的权力。
可惜的是，晚了！弹尽粮绝，兵困马乏，敌人的包围圈里三层外三层已经像铁桶一样，谁又能有回天之力呢？最终，九千多人的皖南部队只有一千多人零零散散突围出去，大部损失，突围以失败告终。
皖南事变前后项英的一系列操作，让人匪夷所思。不知他那时的精神健康状态是不是出了问题，如果他的脑袋没毛病，那么说他是个罪人，我看一点都不为过。
关于皖南事变中项英责任问题的对话
自本人发出《皖南事变前后项英的表现，着实令人费解》一文后，各路为项英鸣冤叫屈的大侠群起发声，但多数都只是斩钉截铁一句话或几句话，即项英是英雄，是受打击迫害的大英雄，至于为什么这样说，则没有说出来，当然这些人也不可能说出什么来。但也有些人，是要说出点内容来的。比如这位叫“foxgab”的，就在某平台引经据典地说出了原因。
下面是foxgab的原文：
10月12日，毛泽东致电叶挺：“军部应乘此时迅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由于留下坚持皖南的任务危险大，叶、项互相推让。项英认为叶以军长名义指挥军部和大部作战部队过江较为合适。叶挺坚持要项率部过江，他以军长的名义留下，结果谁也没走成。10月28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对北移总的方针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要么坚持皖南阵地，要么放弃皖南，因在皖南留少数部队是很难坚持的，会被消灭的”。11月1日中央电复项英：“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指挥江北大部队；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只好留皖南。”11月10日开始，毛泽东认为：“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想以皖南新四军北移作为汤恩伯、李品仙20万大军停止东进的交换条件。接连致电叶、项，暂不要北移，“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11月30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我是否随部队北移，部队归何人指挥”？中共中央到12月14日才复电项英“项随军队渡江，然后经华北来延安”，又指示：“叶、项二人均以随主力去皖东为适宜。此时项英虽然没有被停职，但处于即将离职情况下，有犹豫不决不敢决策的表现。12月10日，蒋介石密电顾祝同，皖南新四军北移不准走“东线”，改走铜陵、繁昌直接北渡。派第52师、第108师在“东线”沿途构筑工事准备堵截，又暗示日军在长江上增加了兵力，命令五战区派出3个师到长江北岸、抢走我征集到的船只、构筑工事准备阻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均分别致电项英“北线不能走”。12月18日、12月20日，毛泽东接连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立即过江，“希夷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蒋介石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12月25日毛泽东在通报中说：“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同日，叶挺和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根据情报，蒋介石密电顾祝同，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采取‘一网打尽’之计，顽军调动频繁，……请中央指示行动方针”。（全文完）
下面是我的回复：
很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使用史料，有几个问题向你请教：
一、你列举的电报，删去了部分电文，使之发生严重歧义。比如中央11月1日电，你引用时的最后一句是：“如顾不许可，只好留皖南。”但电报原文中，这句话的后面不是句号，而是逗号。为什么是逗号不是句号，因为这只是半句话，后面还没说完呢。原文中完整的话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来电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需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望考虑电复。”
不明白你为什么故意省略了后面这些内容，把逗号改成了句号。因为如果把“如顾不许可，只好留皖南”这句话改为句号，作为全文的终语，那和中央11月1日电的本意就一百八十度满拧了。就好比对某人劝告：“你可以通过偷盗或诈骗发家致富，但要做好被追刑坐牢从此身败名裂的思想准备。”如果把前一句改为句号作为终语，变成：“你可以通过偷盗或诈骗发家致富。”那意思和说者的原意还是一样的吗？
二、你所引用的电文，有的模糊了受电对象，极容易造成误读。比如你引用的12月25日“拖到一月底再说”的电报，故意没有写明是中央打给谁的，而用在这里——即讨论中央与项英间电报往还的文字里——则极易使人误认为那是中央对新四军的指示，但实际上那是延安打给重庆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是用于外交上的策略，而不是打给新四军的，不是要新四军“拖到一月底再说”的。同样是给周叶二人的电报中，还说到新四军北移从接电起“须有两个月时间”呢，不过倒是非常感谢你笔下留情没有把它说成是对新四军的指示。
不知这是不是你照抄前些年为项英翻案的旧文，因为前些年这样断章取义的、移花接木的文章很多。如果这是你的原创，那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在讨论中央与新四军电报往还的时候引出这封电报，并有意模糊和混淆受电对象？军事斗争与外交斗争用两种口径，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二者不能混淆，如果混淆，则势必造成对历史的误读。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吧？
三、你文中在列举了项英、叶挺给中央关于顽军调动频繁，准备将新四军一网打尽的电报后，便戛然而止，后面就没下文了。这又极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误读，即项英等看到了局势的不利主动请示中央，而中央置之不理，等于是坚持之前“拖到一月底再说”。
而实际上，中央在收到皖南新四军军部的电报后，就在次日（26日）曾连发两电，其中在发给项、周、袁的宥电中说道：“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给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的主张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就在同一天，又在发给项英的宥亥电中，具体指示道：“你应估计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严重些……必须把一切机密文件电报通通销毁，片纸不留……”
这是两封著名的电报，特别是宥电，是各种档案史料中公开出版最早的电报。电报的指示十分的明确，口气十分的严厉，十万火急，急如星火。按说有来有往才能构成文章的完整，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只引用了叶项的请示电，而故意忽略中央的回电，是你没看到回电？还是看到了不想贴上来？
四、 关于叶项二人互相推让的说法，能给个出处吗？
五、关于“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的说法，我写过专门的文章进行批驳，参见《关于皖南事变之前中共中央21日电的问题》（https://zhuanlan.zhihu.com/p/159000682 ），这里就不赘述了。
六、你文中说的其他，比如毛、刘、周等警示不能走北线的问题，比如中央迟至12月14日才回复项英随主力走的问题，比如叶挺过江要不要请示蒋介石的问题等等，抱歉，我没看出来对于支持你的论点能够说明什么。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牛戈文草”，有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