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构建中国革命故事这棵参天大树的过程中，全国性的叙事是躯干，地方性的叙事是枝叶。没有躯干，不成大树；枝繁叶茂，大树才会充满生机、不可撼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一个整体的发展脉络、战略部署和各个阶段的革命中心。另一方面，基于共同的革命信念和总体的布局，各地革命者、各地方根据地和地方武装策应、坚守和战斗也功不可没。不同的地方，不仅以各种方式参与和支持全国革命，与一个时期的中国革命中心构成众星拱月之势，而且以卓有成效的地方工作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打下了广泛的基层基础和群众基础。今天，我们在新时代挖掘红色遗产、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既要突出主干，也不能忽视枝叶。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但锻造出了跨越14个省区的伟大的“长征精神”，还产生了许许多多以地方命名的革命精神，如“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的井冈山精神，“改变作风、提高素质”的延安精神，“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西柏坡精神等。这些革命精神起源于革命战争年代党中央带领人民群众在一个作为全国革命中心的地方开展工作时所产生的先进理念和实践。在随后的宣传与弘扬中，这些理念和实践被抽象为有普遍意义的中国革命精神。因为这些以地方命名的革命精神有着全国性高度和普遍意义，这些地方成了中国革命取得伟大成就的精神堡垒。它们身上的光辉，不会因为时过境迁而失色。作为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关键节点和全国性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它们在中国革命的总体历史叙事和精神宝库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成为今天全国各地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瞻仰考察的首选之地，顺理成章、当之无愧。

但是，在社群化和部落化趋势盛行的今天，围绕长征精神和以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地命名的传统革命精神的弘扬与传播实践，需要在新时代得到强化的同时，也迫切需要得到丰富、补充与发展。而冷战意识形态的长期影响，“告别革命”思潮和“翻案”史学的一度兴起，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历史虚无主义解构思潮的出现，要求我们用更为生动、翔实和富有各地特色的革命故事来支撑总体性革命叙事。只有这样，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必然性才会在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中越辨越明，中国革命的叙事也会在复杂的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中汇聚成此起彼伏和一唱三叹的时代强音。

总之，新时代弘扬地方革命精神，是以地方革命叙事来丰富和补充全国性的叙事，而不是解构总体性叙事；是将宏大的革命历史具体化、在地化和零距离化，而不是像某些地方为了争夺一些古代名人的出生地那样，是个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而一旦高大上的革命故事被嵌入本地社会，甚至与家族的血缘关系或者村庄共同体的地缘关系相勾连，红色精神就可以与当下生活着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和情感发生关系。反过来想，虽然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有全党和全国的高度，由于历史文化和政治地理的差异，一个东北或西南的县市的人民，不一定都能感同身受地去理解基于东南或西北一个县市的革命之艰难，而气候、山水、语言、文化地理等因素的差别，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大家的理解和想象，尤其是认同的情感。

因此，在继续发扬光大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的全国性和标杆性意义的同时，革命精神的挖掘与弘扬实践转向在地性，让中国革命故事带着乡音乡情，在祖国大地遍地开花，就成了大势所趋，甚至是水到渠成的必然逻辑。事实上，评判一个地方的革命精神的弘扬效果，不在于空间范围内的知名度，也不一定在于其有没有被提升为全国性典型的普遍意义，而在于其在本地得到回响和获得民心的深度。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指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这应该成为深入发掘地方革命精神的重要目的。一个地方性的革命故事的挖掘和基于这些故事的革命精神的提炼，如果能够深入人心，能凝聚起本地人民共同的价值认同和信念，能够引导本地干部群众不忘初心、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值得称道。

中国革命历史和红色文化史作为一种特殊的门类，其研究目的不仅在于复现、复活历史，更要服务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建设，使社会主义红色文化成为凝聚人心的力量，成为人心所向。地方红色精神需要进史书、博物馆、纪念馆，更要进入人心，融入日常实践。也就是说，革命历史的书写和红色文化的研究不能自说自话、脱离实践；相反，要增强革命历史和红色文化对现实的解释力和对实践的引导力，真正打通历史与当下、理论与实践，让两者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因此，革命精神的当代转化至关重要。

丽水是浙江唯一一个所有县（区、市）都是革命老区的地级市。革命战争时代，周恩来、刘英、粟裕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今天丽水市所在的浙西南地区留下了光辉的战斗足迹。“浙西南革命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丽水人坚定信念、克难攻坚、奋勇前行。在发掘“浙西南革命精神”的过程中，丽水一开始就十分注重内容层面的时代转化。当年，以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委的500多名红军战士面对强大的敌军主力，敢于亮剑，天当房、地当床、野菜当干粮，与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进行殊死战斗。这种不畏艰难、敢于担当的革命精神，正在“战争硝烟已逝去，发展热潮正奔涌”的氛围中，被转化为新时代发展的不竭动力。另外，他们还十分注重传播方式和传播载体的多样化和时代性。针对全媒体和全域旅游时代的传播特征，“浙西南革命精神”的宣传推广既有总体布局，也有线上线下、传统媒体与创意媒体的全面结合，包括领导干部出席网络平台的朗读频道、引导返乡者发展红色文化旅游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的要求。

乡村和农民群众的基础作用

乡村是传统中国安身立命的所在，是近现代中国革命与变迁的焦点，是当代中国剧烈变革的前沿，更是探索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乡村蕴含着中国道路的历史坐标。乡村里面既有中华民族文化根脉延绵不断的故事，也有探寻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故事；既有“勤劳革命”和中国农民对中国崛起作出巨大贡献的故事，也有中国农民重建文化自信与村庄重获尊严的故事；既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发展理念的故事，也有在实现“天人合一”理想中追求美好生活的故事；既有坚持农民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主体地位的故事，也有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故事。从秋收起义到农村包围城市，从井冈山到延安，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乡村相结合，通过扎根乡土中国和广泛的农民动员来赢得和巩固政权。因此，讨论红色革命精神的诞生、传承、发展与弘扬，都离不开乡村和农民群众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阶级基础。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临沂市时重新定义了沂蒙精神，他指出沂蒙精神的关键是“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事实上，不仅是沂蒙地区，几乎所有红色文化的精髓都是党和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的鱼水深情。比如“浙西南革命精神”就是在极其恶劣的斗争条件下，与乡土中国和农民群众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淬炼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粟裕和刘英领导的红军挺进师在电台被毁、与中央和上级失去联系、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中，以彻底的革命性和先锋意识，坚强的挺进意志和主观能动性，转战浙西南山区，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发展地方党组织，宣传和组织民众，赢得了民心，为新中国的成立在当地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如何从历史和革命精神中汲取营养，坚持群众路线，始终和农民群众在一起，让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协同推进，让乡土文化的复兴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基石，让农民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成为真正的主体，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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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月枝，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沙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来源：“红旗文稿”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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