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816——中国最大的地下核工程前世今生

点击：作者：米艾尼来源：北京日报发布时间:2019-11-17 10:40:26

“816”是一个代号，简简单单三个数字，看不出任何指代对象的信息。像很多拥有类似代号的机构或设施一样，816曾是一个重大国家机密。

它是中国最大的地下核工程。

主体反应堆芯的灯光效果。

816核工程洞内景。

50年前，我国开始在西南深山腹地建设第二个核原料生产基地。从1967年到1984年的17年间，前后有6万多人从全国各地聚集到重庆涪陵地区的白涛镇，挖空了150余万立方米的岩石，挖成了一个总长超过20公里的庞大地下工程。

由于历史的原因，816核工程并没有完全建成和投入使用。1984年停建时，它累计完成了土建工程的85%，安装工程的65%。直到2002年这段历史解密，人们才第一次听说了“816”这个名字；直到2010年核工程洞首次开放，它的真容才第一次展示在世人面前。

半个世纪过去，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沧海桑田，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今非昔比。没有完工的816地下核工程永久停工了，现在它是以“世界第一大人工洞体”著称的一处旅游景点。

现在，我们可以讲一讲816的故事了。

地下长城

与那些需要仰视的巨大建筑不同，要走进816地下核工程的洞体，才能感受到宏伟带来的震撼。

背靠武陵山，816地下核工程完全隐藏在山体内部。这座掏空山体的人工奇迹，洞厅共9层，高达79.6米，拱顶跨高31.2米，总长24公里。

整个工程，在山体周围共有大小19个洞口，根据不同规划，人员出入口、汽车通行洞、排风洞、排水沟、仓库等应有尽有；里面共有大小洞室18个，道路、导洞、支洞、隧道等130多条，大多数的宽度和高度都能通行卡车。洞体内厂房进洞深度400米左右，顶部覆盖层最厚达200米，核心部位厂房的覆盖层厚度均在150米以上。

816厂的老厂长张晓东告诉记者，这个“地下长城”是完全为核战准备的，所有的设计都符合“战备”的需要。816核工程洞的洞体可以抵御100万吨当量氢弹在空中爆炸的冲击和1000磅炸弹直接命中攻击，还能抵抗8级地震的破坏。

今天，主洞口原先的铅门被拆除，墙体上剩下一道2米宽的凿刻痕迹，显示着当年这扇数百吨的铅门的厚度。

这些铅门的构造与众不同，816工程所有露在外面的洞口处的铅门都由光电控制，只要核爆炸闪光一出现，一秒钟内铅门就会自动封闭。须知这是上世纪70年代的设计，中国自主研发出的这项技术，在当时堪称神奇。

816最核心的部位是核反应堆大厅，也是整个洞体内最大的洞室，洞内有九层高，在第九层的中央控制室里，曾装配着当年中国最先进的中央控制计算机组。

816并不是生产核武器的基地，作为我国第二套核反应堆，它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原子弹的原料——钚239。

在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些原子弹的科普知识。

原子弹装的核燃料一般有两种：铀235或钚239，分别称为铀弹和钚弹。美国投在广岛的第一颗原子弹“小男孩”是铀弹，投在长崎的第二颗原子弹“胖子”是钚弹。

铀235可以从铀矿石中提取，不过其含量仅占0.7％，其余都是不能发生链式反应的铀238。从天然铀矿石中提取铀235的过程即通常所说的“铀浓缩”，用于制造原子弹的铀235浓度要在90%以上。铀浓缩需要很高的科技水平，因为铀235和铀238犹如一对双胞胎，其化学性质几乎完全相同，无法进行化学分离，只能采用物理学方法浓缩，过程时间长且花费巨大。

钚239在自然界的存量几乎为零，只能依靠人工生产。它是铀238在核反应堆中转换而成，采用化学方法即可分离出来。钚弹中钚239的浓度必须达到93％以上。

武器级铀235和钚239的“原材料”都是铀矿石，相对而言，生产钚239要省时、省力、省钱得多，前提是掌握技术含量更高的核反应堆。

前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是钚弹。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前苏联间谍搞到了美国原子弹的技术，所以直接走了这条“捷径”。不过，由于铀235存在于自然界，有核国家的原子弹研究多从铀弹开始。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也是铀弹。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原子弹发展路径是内外条件“逼”出来的。

首先，中国的铀矿资源并不丰富。1955年1月，我国决定制造原子弹，第一个难题就是初始原料——铀矿的采集和加工。

当年2月，两支铀矿地质勘察队成立，在前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开始找矿。历经数年，寻遍九州，终于找到了几个高品位铀矿床，在这些矿床上，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建设第一批8座铀矿厂。

然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核材料并非完全从这些铀矿中产出——由于1959年前苏联援助的中断和专家的全面撤离，加上国民经济困难以及铀矿产地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这些矿厂直到1962年至1963年才完全开工。制造一颗原子弹所需的铀矿石数以万吨计，所以在1958年，负责核工业建设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后文称二机部）提出了“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的口号，将成千上万的农民动员进了找矿队伍里，保障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原料供应。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真正的“人民炸弹”。

始建于1957年的国营404厂，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大型核原料生产基地，从黄饼（粉碎后的天然铀矿石经多种溶液萃取、沉淀而来，多为饼状。以最初的生产工艺，产品为黄色，因而得名）到铀的纯化、转化和浓缩都是在404厂完成的。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世界为之震惊，更震惊的是美、苏这样的核大国。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美国情报机关根据对我国核爆放射性尘埃等的搜集，惊讶地发现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内爆式铀弹，这比其他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难度都高得多。

原子弹有枪式和内爆式两种引爆方式，枪式相对简单，但需要太多铀235核材料，我国刚刚起步的铀浓缩工业暂时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因此把装药量较少的内爆式钚弹技术用在了铀弹上。

这种以高超设计来弥补工业能力不足的中国特色，在我国核武器的发展历程中很多时候是常态，后来氢弹的研制也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首颗原子弹代号“596”，是为了记住苏联在1959年6月撕毁协议，停止对我国核武器项目的援助。

由于钚弹的技术含量更高，在当时的“核俱乐部”内，钚弹的研制才是主流。1967年，404厂生产钚239的主反应堆建成，成为中国的核原料生产基地。

就在这之前不久，1965年，中国决定建设第二套核反应堆，也就是816地下核工程。

这个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计划，在此后几十年里彻底改变了几万人的命运。

绝密计划

1965年春天，正在北京出差的张晓东接到了一个来自404厂的电话。

张晓东是安徽人，20岁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土建系，学习了6年，1959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嘉峪关外100公里处的404厂基建处工作。

“404厂生产的是核元件的中间产品，再加工一下就成了核元件，然后拿到青海总装厂221厂去。”他说。

让三十岁出头的张晓东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刚刚核试验成功，他就将离开茫茫的戈壁滩，到祖国的西南腹地去参与中国第二个核工业基地——816核工程的创建。

既有404，为何还要再建816？现在很多人可能会有此一问。在和平年代生活得太久，人们很难想象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

二战之后，美国和前苏联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展开了数十年的斗争。通过局部代理战争、科技和军备竞赛、太空竞赛、外交竞争等“冷”方式，美苏两大阵营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进行着“相互遏制，不动武力”的对抗。

“冷战”让全世界都陷入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恐慌中，在日益升级的核军备竞赛中，谁掌握了生产核武器的核心技术并拥有更多的核弹头，谁就掌握了“冷战”的主动权。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手握着可以把地球毁灭几遍的核武器。

而当时的中国，与美国长期对峙，与前苏联关系恶化，处在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威慑阴影下。

1994年，尘封在美国档案馆中的一批机密档案满30年，部分内容被曝光解密——在1964年以前，美国曾制定了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目的就是迫使中国停止正在进行的核试验。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一书详细记录了美国突袭计划的来龙去脉——

1961年1月至1963年6月，美国间谍卫星对中国进行了24次侦察飞行，辨认出罗布泊基地，美国确认中国将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随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提出了一份长篇报告，拟定了直接和间接打击中国核计划的两种方案。

1964年4月1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约翰逊起草了《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不过，在反复分析了计划实施的可能性之后，美国的最高决策者们犹豫不决。

1964年9月15日，当中国的核试验已经箭在弦上的时候，美国人最终决定放弃对中国“不宣而战”的打击，他们最后的看法是：在中国爆炸原子弹与美国对中国进行秘密打击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

虽然美国试图伸向战争按钮的手暂时缩了回来，但是作为中国唯一的核原料生产基地，404厂无疑长期处于核威慑的主要目标范围内。

张晓东记得，他们曾经从雷达上发现带着照相设备的氢气球从404厂上的高空飞过，“404厂高射炮的炮衣都脱下来了，但是我们当时的高射炮只能打900米，气球不在高射炮射程内，只能作罢。”

显然，再建一个隐蔽性和安全性更强的核工业基地，成为当时中国军事国防的迫切需要。

实际上，1964年的中国边境并不太平。8月，美军介入越南战争，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越战”。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此后的历史走向表明，越战对美国和国际政治关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抗美援朝的硝烟味道并不遥远，美国叫嚣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声音仍在回响。国门附近再次响起美军的枪炮，足以让中国为之警觉。

这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所以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

除了出于对核安全的考虑外，根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综合分析，毛泽东在“三五”计划中，提出了“三线建设”的概念。

“三线”成为当时党内使用最频繁的一个新名词，此后不久，全国上百万人从沿海来到内陆城市，远离家乡，开始了“备战备荒”的“三线”建设。

当时的划分，全国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战略后方，分别简称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其中，沿海地区是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三线则指的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位于我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上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南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等连绵的山脉做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形势下，这些地区成为了较为理想的战略后方。

816工程的计划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孕育而生。

按照当时的计划，如果建成投产，816工程将由核反应堆和化工后处理厂及其配套工程所组成。816工程新建核反应堆增加了余热发电，而主反应堆将采用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石墨水冷热中子反应堆”工艺。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这个庞大的工程最终投入使用，将超过404厂的规模，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核原料生产基地。

816厂的母细胞是404厂。作为404厂基建处的工程师，在1965的春天，张晓东和同事们一起被“成建制”地抽调组建816厂，他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中国第二个核工业基地选址。

那时的张晓东还不知道，乌江边上落后闭塞的白涛镇，将成为他人生的第二故乡。

选址白涛

以404厂的人员为基础，816厂的选址勘探组在1965年初成立。

此后，选址勘探组跑了云贵川的很多地方，“很多车都跑废了。”

选址小组最先选择的两个地点，一个是川西洪雅县罗坝区，第二个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

张晓东回忆，最初选择洪雅是因为这里靠雅安只有25公里，属于乐山地区管，而当时中国的核工业都集中在那个地方，“与816同时兴建的812厂、814厂也都在这个地区，但是也正是因为过于集中，不符合我们国家‘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但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地形的限制。”

洪雅有很多小山，选址小组最初为厂址选择的地方，在两山之间的一片盆地上，但是经过勘探，大家觉得这个地点并不理想：山不够高，盆地也不够凹，出于隐蔽性的考虑，洪雅这个地点最终没有成为816厂所在地。

第二地点——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也因为不够隐蔽而被放弃。

当时，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因为高山林立的特殊地形和相对富庶的基本条件，成为了“三线”的中心，1966年，四川省的三线建设投资，几乎接近全国的六分之一。

四川的深山十分符合核工业要求隐蔽的特性，又因为核原料加工要依靠稳定的水源，选址小组决定，在乌江边的涪陵和万县两个地方，寻找合适的厂址。

选址小组先到了涪陵，沿着乌江一直往上游走，走到白涛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这里的地形条件非常有利：既有高山做屏障，又挨近乌江水源，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坚固的山体构造，如果在大山中挖一个洞，将整个核工程隐蔽在洞中，安全系数就更高了。

1965年5月，404厂的党委书记王侯山等人来到白涛镇，进行现场复勘，一眼就看中了这里高山密林、植被丰富、山体岩石完整的自然环境。

定址白涛后，由于保密的需要，这个地名便从中国地图上消失了。

1965年8月份，张晓东他们在涪陵最热的天气里，迎来了北京二机部第二研究设计院的专家们。回想起往事，张晓东最津津乐道的一个细节是：“设计院的女同志都是大红脸。”原来，当时的汽车没有空调，重庆这座中国著名的“大火炉”给了专家们一个“下马威”，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把几个小时的车程变成了烤箱。设计院的女同志们走下车来时，一个个脸上都是红扑扑的。

第二研究设计院曾研究设计了404厂，816核工程洞主体工程的构造设计，也将由他们完成。

规划的一个难点，就是生活区位置的确定。为了避免核辐射对工作人员身体的影响，核工程和生活区的距离一般是在10公里左右，在甘肃的404厂和青海的221厂，都是按照这个距离规划的。但是，要在人口密集的四川设定10公里的无人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最终，规划提出了折中的方案：在核工程附近三公里以内，绝对不能有住户，三公里以外可以安置一些不太重要的工程，生活区设计在距离主厂区5公里以外的山上，“一是距离远一些，核辐射小，二是山上比较凉爽，白涛的夏天太热了。”

规划里最难的部分，是核工程主体建设中在山体“打洞”的部分。按照最开始的规划，打洞的工作由二机部下属的国营26公司完成。

26公司主要负责打矿和采矿作业，但是如何在坚硬的大山中挖出一个几十公里长的山洞，其实也没有太多经验。按照当时26公司写的规划报告，打洞总共需要30多个月的时间，谁也想不到，这个山洞最终挖了6年，挖出的石头整个填平了一条白涛河，而最终完成这个工程奇迹的，也不是以采矿为主业的26公司，而是2万多名工程兵和来自全国各地精挑细选的工程专家。

8342部队

1969年春天，当听到一个番号为8342的部队正在征兵的消息后，刚刚高中毕业的陈怀文在山西平遥应征入伍。

他在《难忘的核军工洞建设岁月》一文中回忆道：“我当时立刻联想到了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既然这两个部队排序紧紧相连，那8342部队应该也在北京了。”

于是，陈怀文当即下了决心：当兵就要到北京当去。

12月18日，戴着大红花的陈怀文告别家乡，坐上了运兵的火车，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火车开到石家庄后就拐弯向南行驶了。

一路上，火车过黄河，跨长江，在涪陵转弯，又顺着清澈的乌江水南下，最终在一个小码头停靠。

接兵部队的首长这时才大声宣布：我们的部队驻地到了。

此时的陈怀文才知道，他当兵的地点并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坐标的白涛镇。

经过3个月新兵训练后，陈怀文逐渐了解了8342部队的来历，这是一支中央军委直属的特种工程兵部队，长期担任着国家重要国防工程建设项目。从1967年开始，该部队秘密移防到白涛，承担了816工程最为艰巨的洞体开挖任务。

此时，张晓东已经正式从404厂调到816厂快两年了，作为第一批来到816的工程师，和在404厂时一样，他仍被分配到基建处工作。

在1966年到1969年这三年中，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816工程的进度非常缓慢，几乎停滞。不仅仅是816工程，整个“三线”建设都受到影响，1965年被任命为西南三线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在1966年底被揪回北京，不少三线项目，比如成昆铁路等，都处于停顿状态。

至于为何调集几万工程兵来白涛进行山体打洞，而没有按照最初的计划由二机部自己完成，张晓东说，“当时‘文化大革命’正是最如火如荼的时候，二机部的领导也都被打倒了，中央可能也是考虑二机部没有能力独立完成这么大的项目，于是决定把打洞的任务交给部队。”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后来遇到的实际困难证明，如果不是工程兵的努力，这个洞绝对打不成。”

1967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二机部和工程兵司令部在北京召开了会议，确定了由两家分工合作完成816工程。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8342部队在各地招兵，2万多工程兵进入了白涛。

工程兵是分批作业，根据统计在6年中前前后后参加工程建设的部队总人数，高达6万人。

1969年3月，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边界武装流血冲突，这一突发事件，让中央再次对“三线”建设重视起来。中国感受到了更严重的军事威胁和核威慑。

苏联甚至通过美国新闻媒介扬言，要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武器打击。9月16日，有苏联高层背景的记者路易斯在文章中指出：苏联正在讨论打击中国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可能性。

于是，1969年的中国再一次进入了战备高潮，这一次的战备对象从美国变成了苏联。

距离中苏边境并不遥远的404厂，也再度安全告急。

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系的高材生潘开泰，从兰州化工设计院调到404厂，1969年的夏天，他突然接到了入川的通知。

“404厂很多人早就知道来四川，但是我知道得很晚，厂里发过三次入川名单，我都没有注意。”今年已81岁的潘开泰，对当时的历史细节仍记忆犹新。

“当时如果中苏真的爆发战争，苏联的导弹7分钟就能打到404厂，所以当时404厂非常紧张，火车、汽车都日夜不熄火，接到命令就马上离开。”潘开泰回忆，那一年，他们定期参加在404厂礼堂内召开的政治形势报告会，虽然当时警惕的对象包括“苏修”和“美帝”，“但主要感觉还是提防苏联，认为他们要摧毁我们，一打仗就会用原子弹，不是常规战。”

出于备战考虑，404厂的相关资料被外移，分散风险。404厂的人员也分成了几个部分陆续转移，根据潘开泰的回忆，当年从404厂成建制调到816厂的，大概有两三千人。

由于没有做入川的打算，他把自己的行李包都借给了别人，在入川前两天，他才突然接到通知。第一次来到白涛镇时，这里给他的印象是除了满地野坟，什么都没有。

因为潘开泰过去一直从事工程设计工作，到816厂后，他被安排在乌江东岸的816工程总指挥部，负责工程的设计管理。

潘开泰说，在参与工程的所有人中，最辛苦的就是工程兵。在那个年代，没有先进的设备，完全靠炸药炸开厚实的山壁，再用人力挖坑，刨石头，战士们用一把铁锹挖空了一座山。

18岁的陈怀文被分派到风钻班，主要任务是在坑道掘进中打炮眼。施工实行三班制，四班倒，24小时不停歇的作业，每个班必须在8小时内完成自己的工作量。

风钻班用的是重达50多公斤、日本制造的凿岩机，施工作业时工程兵必须头戴防尘罩，在工作服外还要套上防水衣，脚上再穿上高筒水靴。为了凿岩石时机器不因为过热和岩石摩擦着火，必须时刻用水喷着凿眼处，水枪里的水打到岩石上，再溅到工程兵的身上，在冰冷的冬天里，很多工程兵因此而患病。

整个工程进度中，危险时刻都在。

挖洞掘进中需要工程兵经常前往查看，有时炸药出了问题，意外爆炸，不少战士因此受伤，甚至牺牲。

山洞挖掘到一定深度时，洞内有时会发生垮塌，掉落的巨石瞬间就能夺走一个战士的生命。

8342部队在白涛花费了将近6年时间，终于完成了洞体挖掘工作，完成了主体洞室、三十多个分支洞室和一百多条连接导洞的施工。

部队陆续撤走以后，1974年4月，国营22建筑工程公司首批人员经过长途跋涉，汇集到白涛，进行洞内工程施工。

当陈怀文随着部队离开白涛时，他的许多战友却永远留在了这里。

无名英雄

在整个掘洞和军工建设过程中，先后有一百多名官兵牺牲，他们的尸骨被掩埋在816工程洞附近的“一杯水”烈士陵园里，这些年轻的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1岁，有的人甚至连家庭准确地址都没有留下。

由于816工程是国家机密，在几十年后，这些战士的家人才知道他们当年为何牺牲，如今又埋葬在哪里。

曾为《琅琊榜》、《伪装者》等电视剧作曲的音乐人孟可，与816有一段不解之缘。

在孟可的记忆里，他的三叔孟洁遥远又陌生，他只知道，这个小叔叔18岁当兵，24岁便牺牲了。在偶尔茶余饭后的闲谈中，父母不经意间谈到三叔，总是黯然神伤。

最让孟家人放不下的事情，是不知道这个年轻便离家的“三叔”最后到底牺牲在哪里，尸骨何在。

机缘巧合的是，2014年，中央电视台拍摄了大型纪录片《铭记》，其中有一些关于816核工程的镜头。在片中，一名烈士的墓碑一闪而过，尽管画面只停留了一两秒，孟可的二叔孟浩还是看见了自己弟弟孟洁的名字。

孟家人根据这个仅有的线索，经过多方打听，终于证实了镜头中一闪而过的那个名字，就是自己的亲人。

2016年11月，在烈士墓前，孟可年迈的父亲用颤抖的指尖抚过墓碑上那个熟悉的名字。兄弟一别，阴阳两隔，整整45年。

张晓东说，816厂作为一个绝密的工程，在这里工作过的所有人，包括工程兵，都必须对这项工程的内容绝对保密，即便有人在工作中牺牲，也不会告诉家人他的具体牺牲地点。

816有十分严格的保密纪律，所有进厂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政审，而大部分工人为这个山洞工作了半辈子，却从来没有在山洞里完整地走过一圈。

1976年进厂的冯川勇，在816厂的动力处工作，但是一直到2010年816工程洞开放时，他才第一次进洞参观。据他回忆，816厂当时有一个警卫团负责安全。每个车间都有警卫，路口、桥头也有人背着枪站岗。洞体外一共有三层保卫，进来的车辆要对口令，口令经常改，对不上就进不去。

即便是816厂的工作人员，也划分了不同的内部保密等级，不同的人可以去的地方是不同的，不是随便哪里都可以去。

“我进厂以前是下乡的知青，父亲是革命干部，所以我进厂时的政审没有问题。”冯川勇说，动力处日常的工作在洞外，虽然是816厂的人，但是他平时并不能随便进洞，偶尔有事情要进洞去，都是集体坐车，直线来去，不能多说话。

所以，在816停建前，冯川勇只坐车穿行过816工程的一条山洞，这还是因为要穿到对岸去修建发电厂，旁边没有别的路可以走而特别获准进入山洞的。

作为主要工程设计人员，潘开泰可以在洞里随意走动，但是对外，他必须严格执行保密纪律。

那时，“816工程”以及“816厂”是内部才能使用的名称，对外的掩护名字曾有“建新公司”、“建峰公司”等，过一段时间就要换一个。

潘开泰受困于自己总要对亲朋撒谎，他对外宣称自己在生产工业器材的企业上班，有时在火车上碰到同学，为了不暴露自己身份，他要提前或延后下车。“有一次，一个同学说他们要购买工业器材，非要到我们企业来看看。我只好撒谎说要出差，躲过去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张晓东身上，他的哥哥曾经因为工作原因到816厂里来参观，到了以后才知道自己的弟弟原来在这里工作。张晓东对外通信，地址只能写“重庆市4513信箱”，所以家人和朋友大多认为他在重庆市里工作。

即便有严格的保密纪律，泄密的案例也偶有发生。据说，曾有一名816厂派驻重庆办事处的职工，因为对一个女子炫耀“我们单位搞原子弹”，后来被揭发，劳改了好几年。

出于保密的需要，襄渝铁路甚至为此改线，不走平地而走山洞，在816附近也不设站点。

2009年4月下旬，因为816核工程以旅游景点的身份对外开放，重庆涪陵邀请了百余名曾参与洞体施工的老兵重返816。在身边遍插“军事禁区，严禁入内”旗子的大山内工作了若干年，这些老兵并不知道自己当年参建的地下核工程究竟是什么样子，可见当时的保密工作多么严格。

历史记忆

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的历史走进新的纪元。

作为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准军事化单位，已经建设了十几年的816工程，渐渐感觉到与外界的脱节。

虽然隐隐有预感，但在1982年6月接到中央缓建816工程的指示时，潘开泰仍感到巨大的意外。

816工程只是全国下马的“三线建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面临关停并转的三线企业，不计其数。

“三线建设”历时16年，贯穿了三个五年计划，国家总共投入了2052.63亿元巨资，占这期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百分之四十。“三线建设”涉及全国600多家企业、事业单位的重建、搬迁、合并，整个工程的规模史无前例。成千上万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和解放军官兵跋山涉水来到深山峡谷、大漠荒野，投身于“三线建设”中。

在这十几年间，全国修通了25万公里公路、10条铁路干线，建成了45个重大科研生产基地，攀枝花等30多个新兴工业城市拔地而起，20多万工程技术人员在此过程中被培养起来。

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趋于缓和，国家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认为战争不再是国际形势的主要方面，和平与发展才是当下世界两大主题。

1983年11月，国务院批准在成都设立了“三线”建设改造规划办公室，开始对全国“三线企业”进行军转民的调整改造。

1984年6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正式决定816核工程停建。白涛镇深山里的816核工程，接到了中央下发的正式停建通知。

此时，816核工程洞已完成85%的建筑工程、60%的安装工程，已累计完成基建投资7.4亿元。预计再花大概一个亿，整个工程就可以投产。但是，为了和平和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816核工程洞不得不提前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

对于816厂的几千名职工来说，工程停建之后来不及伤感，生存问题马上摆在了眼前。

很多人陆续离开了816，到其他地方去自谋生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离开，与816厂共同经历了一段“找米下锅”的困难岁月。

工程停建后，潘开泰开始带着一路人到厂子外面给别人搞建筑设计，“我手下当时有七八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为了生存我们到处找活儿，也有很多单位来找我，希望我调过去，甚至有的单位把户口都准备好了。”

但是，潘开泰并没有走。军转民的时候，816厂的老书记徐光和找他谈话：“816困难了，你们有点本事的都跑了，留下这么多工人怎么办？”

潘开泰当即答应了老书记不离开816厂。他一直践行着自己的诺言，军转民后816厂正式改名为建峰公司，后来转型做化肥，他一直担任建峰公司基建处的处长，直至退休。

冯川勇也选择了留下。他回忆说，在最困难的那段日子，他们基层工人什么都干过，在山上养过猪，在洞里种过蘑菇，甚至还在乌江上卖过自己做的面包。后来，他担任了建峰公司的宣传部长，今年才刚刚退休，他的儿子如今也在建峰工作。

张晓东作为最早一批参与创建816厂的“老人”，在工程停建后也没有离开，他后来成为816厂的厂长，退休多年后，至今仍然居住在白涛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