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元仁：“两弹一星”精神是这样铸成的

点击：5110 作者：葛元仁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发布时间:2019-11-02 09: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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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两弹一星”元勋之一葛叔平之子葛元仁

【摘要】每当别人说起他们在第一次核试验中的功劳时，父亲总是说：你们注意了吗，电影一开始演的是农业丰收，工业生产的成就，人民生活欣欣向荣，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核试验。核试验的成功，可以说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次核试验要花多少钱啊！以爆心为圆心，每公里都修建了各种工事，摆放了各类武器、装备，还有动物，用来测试核爆炸的威力。国家没有一定的实力，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只是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当时国家的实力还不是特别强大，如果不成功，那将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啊！我们是抱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信念投入工作的，相信外国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事实证明我们一点也不比外国人差！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翻身做主，当了国家的主人。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建设强大的新中国，就如歌词所唱的那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队伍，披荆斩棘走向前方”。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在农业上有“大寨精神”，工业上有“大庆精神”，解放军中有“雷锋精神”，干部队伍中有“焦裕禄精神”，科研战线有“两弹一星”精神。这些精神都是在艰苦环境中迸发出来的。这些精神体现出来的是他们内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理想、信念、价值观。这种精神能够鼓舞斗志，增强意志，激励上进，它可以传导和继承，超越生命的。

“两弹一星”精神就是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工人、科技工作者、解放军官兵用革命热情和无私奉献行为铸成的，是他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面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经济封锁、战争威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过程中，遵循毛主席关于“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1】的决策中形成的。

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培养了出一支不讲条件、不讲报酬、不为名利、因陋就简、开展工作、不畏艰险、不计个人得失、为国家强盛、为军队强大默默耕耘、艰苦奋斗的科研技术队伍；涌现出了一批学科带头人。他们隐姓埋名，默默坚守，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1964年10月16日，在众多科技人员的努力下，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毛泽东对此十分高兴，决定破例举办一个庆功宴。宴会开始后，毛泽东笑着对大家说：“今天，请各位来叙一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我们的火箭试验成功了，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更有底气了！”【2】

毛主席专门写了

《满江红·庆祝第一次核试验》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在罗布泊

小丑下台应欢送，礼炮轰隆。
原子弹，说爆就爆，其乐无穷。
十年丑史归尘土，一阵惊雷卷飓风。
笑老修，大势已去矣，敲丧钟。

忆往昔，来势凶，
众喽啰，瞎起哄，
君不见人民，自古英雄。
螳臂挡车千钧力，庄生梦蝶一场空。
看东方火炬赤旗舞，万里红。【3】

张爱萍上将写了

《清平乐·我国首次原子弹爆炸成功》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戈壁滩

东风起舞，壮志千军鼓。
苦斗百年今复主，矢志英雄伏虎。

霞光喷射云空，腾起万丈长龙。
春雷震惊寰宇，人间天上欢隆。

父亲也写了七言诗一首庆贺：

如果不是毛主席决策，周总理亲自抓，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现在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一、第一次核试验“大脑”的研制

1963年夏，一天雨后的夜晚，天空像被水洗过一样，能见度格外好，正在北京休假的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在楼顶平台散步。突然，他指着满天繁星中一颗快速移动的亮点对我们说：“你们看，那就是人造卫星。”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在天空中的人造卫星。

父亲说：“现在天空中几乎都是美国、苏联的卫星，我们国家还没有。毛主席58年就说过，‘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4】。以后，我们国家也一定会有自己的人造卫星。”“毛主席还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5】”

就在这次和我们谈话不久，父亲突然接到命令，立即回到位于石家庄的研究所接受新任务。

这个“新任务”就是第一次核试验的遥控遥测。也正是这个任务的完成，他又承担了导弹和人造卫星的遥控遥测工作。

党中央决定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后，将遥控遥测任务下达给了国防科委第十研究院。院党委根据每个科研人员历年来完成的科研成果，指定由我父亲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当时华北地区下大雨，北京—石家庄段铁路被大水冲坏，第二天总参派直升飞机将父亲和另一个同志送回石家庄。

后接到归队命令的同志，有的人因为火车不通，绕道张家口，饿着肚子赶回了部队。

研究所组建第十二研究室，由父亲担任室主任。今年76岁的崔国义是当时研究室最年轻的技术员，他回忆说：“我到设在一排小平房的十二室报到时，什么也没有。葛叔平主任已经到位，另有六名大学生也已经报到，加上我们六名军校学生共十三人。葛主任安排我们打扫卫生，搬桌椅、试验台、仪器、设备等基本办公用品。几天后，各工作间、实验室已井井有条、干干净净，具备了工作条件。”

以后几个月又从所里各有关单位陆续抽调了一批技术人员、专家、行政人员，开始了研制工作。研究队伍年轻，白手起家。

研究所领导让父亲带助手李振魁到院里接受具体任务。今年已86岁高龄的李振魁回忆道：“我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学俄文的，当时让我和葛主任一起到院里去，是因为苏联专家留下了一堆俄文资料，要我去翻译。但那些资料根本没有用。”

院领导交代任务后，要求他们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任务的内容，到国防科委接受具体安排。国防科委要求我父亲，每周直接向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上将汇报工作进度。面对当时美国、苏联等有核国家对我国严密的技术封锁，国内没有任何核试验遥控遥测资料可参考和借鉴，也没有人员接触过的情况下，国防科委要求在一年内完成任务。作为总设计师，项目负责人，父亲当时就在国防科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立下了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

作为我军第一个侦查干扰（电子对抗）研究室主任，他的底气来源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多次科研任务完成积累的经验，尤其是研究外国设备与外国专家打交道中了解到他们的水平。更主要的是相信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用自己的行动建设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再也不受外国的侵略和压迫。

确定研制方案是完成任务的第一步，父亲作为系统总设计师、通信测控专家亲自挂帅总体组，组织研讨总体方案。发扬“军事民主”是我军的传统。讨论会上，没有上下级之分，没有尊卑之分，大家畅所欲言。今年77岁的蒋文修说：“63年我从军事院校毕业，参加‘四清’一年刚回来，看到葛主任为了技术方案，同所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争论的面红耳赤，真把我吓坏了。”

最后，根据可靠、可行的原则，父亲提出的频分制遥控方案获得通过，成为第一实施方案。【6】

他带领研究室全体人员废寝忘食、夜以继日进行着实验，在七个月时间内将它研制出来。该套遥控遥测系统在核试验中100%的完成了任务，保证了核试验的成功。

今年83岁的李雄飞曾是十二室科研人员之一，说起当时的工作状态依然感慨万千。“当时，时间紧迫，我们研究室全体人员加班加点是常态，大家经常一干就到了凌晨一两点。国家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国力有限，我们几乎是饿着肚子搞控制系统，那时候，夜晚加班同志能吃上一碗面条就觉得格外幸福。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没人叫苦，没人喊累，反而是凝心聚力一起干事。”

十院的副院长唐士杰，还亲自到食堂品尝给研究人员提供的晚上加班面条的味道。

当时担任课题组长的樊子麟回忆说：“加班者要组长一个一个地往外赶。记得有一次，我赶走最后一个加班者，照例检查过工作台门窗后骑车回家，夜深、无人、天黑，我连人带车摔进了院内临时施工的沟里，一时竟爬不上去，只好在沟里稍事‘休息’。等有了精神挣扎回家，刚上床，起床号就吹响了”【7】

“人心齐，泰山移”，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在父亲的带领下，整个科研团队的攻关热情却是斗志昂扬。76岁的崔国义说：“我那时候一毕业就到了十二室，跟葛主任工作的时间最长，一起参与的核试验遥控遥测任务，他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和严谨的科研精神影响了我的一生。”“葛主任对待工作就是精益求精，夯实核试验的遥控遥测任务的每个细节，以确保万无一失，一次成功。”因为葛主任对大家的要求非常高，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当时研究室的小伙子们对他既尊重又害怕，“在工作上严格把关的同时，葛主任与大家相处起来又非常平易近人，会耐心倾听年轻人的想法，悉心教导技术。”崔国义至今仍然感慨，“与葛主任工作的日子，他的作风和精神，滋养了我的一生。”

他的助手樊子麟说：“葛叔平主任是个上了年纪的老一代专家，每天和我们一样加班到深夜。他平易近人，坦诚热情，又严格、认真，一丝不苟，十二室的小伙子们既亲近、尊重他，又有点‘怕’他。他能一眼看出你工作中的疏漏，能拿起镊子把你虚焊的元件拔出来批评得你哭鼻子，又会请你原谅他心急言重，说他年轻时还不如你有出息！引得你发笑，常听到：‘这样子，能过了葛主任那一关吗？’这使大家自觉把好质量关，也培养出了严谨、认真的战斗作风和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8】

1961年2月毕业于西军电的余佩生回忆说：“我到室里报道后，葛主任率领我们这批新来的大学生从被作为废弃配件的螺丝堆里翻找螺丝钉，找出配套的螺母，去装配机箱。葛主任说，别小看找螺丝钉，这就是‘科研实践’，你们在学校理论学多了，现在开始要学会做具体事了。”他是用行动告诉我们，作为科研工作者，如果能用自身智慧为国家节省资金，也是在为国家做贡献。一个人的爱国情怀更应该在行动中体现。

在父亲的带领下，中国这群年轻科研人员凭着这股拼劲啃下了核试验控制系统研发中的一块块硬骨头。他的这些助手，后来都成为了这方面的专家。

我国的遥控遥测系统研发工作是从零开始，周总理考虑到该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研究设备的短缺情况，因此特批了父亲的外汇使用权，但是父亲根据周总理在有关会议上曾经提出的“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情都要精打细算，都要考虑到略有失误是否会加重人民负担”【9】的指示，精打细算，凡是能用国内产品替代的，一律用国产货，不动用外汇去购买外国产品。等到整个系统安装完成，为国家节省下几十万美元。有些人对此颇有微词，觉得他呆板木讷，认为应该借此机会装备一下研究所。他却任人评说，不争辩不解释，只顾埋头搞科研。父亲离休后，我问起此事，他说：“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国家还很穷，外汇资源很宝贵，其他行业领域用外汇的地方也很多，而且，我们国内生产的设备通过改进提高后也不比国外差多少，既然都能用，何必非要买国外产品呢？”

（第三排右起第六人为葛叔平）

二、第一次核试验“大脑”进场执行任务

1964年6月初，父亲（为了安全不让他坐飞机）带队乘坐专列到试验基地参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专列经过四天四夜的行程，到达吐鲁番车站，第二天乘汽车向基地进发。随队的蒋文修说：“汽车经过天山时，由于山高气压低耳朵嗡嗡响，像坐飞机似的，到马兰后休息了两天，就直接向试验处开去，因为基地刚建设，还没有正规的道路，在戈壁滩上推土机推出一条路来行车，经过几天行车后，这条路就成了搓板路，所以坐在汽车上人员就等于作了低频冲击和震动试验，而且一坐就是八个小时。”

蒋文修说，我们刚一到场区的感觉就像是到了月球表面，戈壁的意思就是荒凉。那里没有水，没有植物，除了参试人员没有其它生物。天气炎热，空气干燥，我们在场区时正值夏季，气温在中午时基本都在38°~40°，所以每人的必备设备就是水壶，如果一天不喝水人就很难挺得过去，但是总觉得很奇怪，怎么也不出汗呢！当你用手摸一下手背、脸、好像矾沙，但仔细一看却是细盐粒，水蒸发了流下了盐份，喝的水盐碱含量极高，如果喝过海水的人就知道。戈壁滩的水和海水差不多，拉水车如果在晚上不注入水，水龙头滴水，第二天早上你会发现地面有一个拳头大的盐包。水份蒸发了，留下盐份。所以全体参试人员都拉肚子。

在64年8月份他和叶良发同志到一个站联试，那天刮十一级沙尘暴，他们坐北京吉普行走，看不清道路，走的也很慢，飞沙走石，打的车窗玻璃啪啪作响（纪录电影有此镜头）。中午吃饭伙房给他们送的饭，饭桶用布包的很严实，但是打开布包，馒头和稀饭表面全是沙土，没有办法也只好去掉外层吃了。试验场区离城市几百公里，所以没有新鲜蔬菜吃，只能吃鱼干、海带、各种罐头。因为场区缺水，也没有地方和设备，在场区五个多月只洗过一次澡，这还是基地领导想了好多办法，在一个大帐篷内洗澡。葛主任那么大年纪和我们一样住帐篷，吃一样的饭，喝一样的水。他一直亲自保管着总控制台的钥匙，从不离身，就怕设备一经他人之手出现损坏的情况。“试验场地位于戈壁滩，天气冷，葛主任就把自己的毛线衣脱下来盖在机器上。”

这套系统要对以原子弹铁塔为中心，半径几十公里内，不同角度、距离的八个被控制站和主控站及地下装甲防护室，由有人操作的主控站对距中心22公里的地下装甲防护室实施遥控。遥控按可调整变更的程序，自动或手动发出若干遥控指令，对整个试验场包括原子弹及围绕它放置在各被控站内无人值守的各种测试设备进行全过程遥控。还要求各被控站对遥控指令的执行情况向主控站回答显示，特别是对原子弹本身除了进行控制、回答显示外还要对其某些参数进行遥测，并将测得的结果送回主控站显示出来。主控站能够根据遥控指令的发出、执行、回答显示和遥测结果，适时了解全场工作情况，从而作出是按原定程序自动进行下去，还是作出适时必要的人工干预、补充甚至中止试验的进行。

父亲的助手樊子麟在回忆录中说，“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与他第一次见面，就拉着他的手说：“我的‘邱姑娘’（原子弹代号）很年轻，还不成熟，交给你控制和测量，我要她的血压、心跳、脉动！这些数据都正常了，我才能控制爆炸呢。”

为了保证可靠性，要求设备双套同时运行。能在原子弹爆中、爆后产生各种影响下正常工作。【10】

父亲作为核试验委员会委员，遥控系统技术总指导——控制委员会主任，负责总控站，本来可以待在那里，但为了全面了解设备安装和调试情况，确保核试验时万无一失。他除了检测好总控站，还会经常前往分布在罗布泊无人区中的各个被控站检查。戈壁滩上的道路崎岖不平，樊子麟说：“布满鹅卵石的路被车轮搓轧得像波浪一样，我们称之为搓板路，在车上颠得人心都要跳出来。可葛主任坐着吉普车在搓板路上奔波，车在大沙漠上一跑大半天，很多年轻人都被颠得受不了，下车都头晕，可葛主任没事，下车就开始工作。”他后来告诉我们，当时他脑子里全是各被控站应该达到的技术数据，是如何保证核试验百分百成功的措施，没有感觉到颠簸。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父亲抱怨基地的生活有多艰苦。父亲总是以非常乐观的态度，讲述他利用到分站检查工作的途中在戈壁滩上发现化石时候的心情；他告诉我们，炊事班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在博斯敦湖中用手榴弹炸鱼，把鱼震昏了，一片一片的浮在水面，战士们兴高采烈地下湖捞鱼的场面；晚上吉普车在戈壁滩上遇到黄羊，大灯一开，黄羊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的情景。

张爱萍上将作为现场总指挥，也经常深入现场到各单位检查工作，他和所有参试人员一样，一个挎包一个水壶坐着吉普车到处跑。

因为各被控站的控制对象、单位有几百家，设备上千套，要求各异。国防科委的几个研究所，国家科委、中科院的研究所，解放军三总部到各军兵种都对遥控提出自己的测量设备接口要求，从进场联试直到临试验前，一直在对整个系统进行增加和改动，每改一次就要对系统进行一次全面联调。

在系统联调到一百多次的时候，突然总站发出的信号分站收不到了。经过分析，是总站的设备出问题了，试验时间越来越近了，而毛主席指示“早试为宜”，指挥部特别着急。很多同志检查后都没有能够发现哪里出了问题。在大家觉得束手无策的时候，父亲亲自对设备进行了检查。从下午三点一直到凌晨二点多，一条一条线路的检查。终于发现由于不断开机、停机的震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金属毛刺扎穿了导线的外皮，造成了短路，使得信号发不出去。在这次故障的排除过程中，最使他感动的是，国防科委的秘书长张震寰将军亲自端着面条，一次次的催父亲吃饭。虽然父亲顾不上吃，但张震寰将军始终陪伴着他，直到故障排除。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科技专家的关心和爱护。

控制团队与基地领导的合影（前排右起第四人为葛叔平）

他的助手樊子麟在回忆文章中说：“现在从电影上看到主控站一排排彩灯闪亮的控制屏，被控站一个个像礼帽似的接收终端，正是葛主任的构思和他们的设计相结合的杰作。”

还说：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上将和基地的委员们商讨，试验后立即要给两家记功，别的回去总结后再说。他建议：一个给飞过蘑菇云的飞行员；另一个，他只提条件：“关系全局，成绩突出”。“国家核武器试验技术委员会”委员们异口同声地说“给遥控”。同为核试验委员会委员的父亲和在场的助手，当时愣住了。张爱萍上将开玩笑说，“你俩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荣誉，就在大家一片喜气的笑声中敲定了。

以国防部的名义给父亲记个人一等功，他所领导的12室记集体一等功。经他提名，给他的助手樊子麟记了个人二等功，给彭光华、叶良发、蒋文修记了个人三等功。委员们都知道，遥控遥测系统是整个试验的“大脑”，“中枢神经”系统，是通过它联系、协调、指挥了整个试验，也只有它能够将试验数据收集回来，为今后的试验打下基础。

1964年10月16日，周总理宣布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举国欢腾，基地也举办了庆祝文艺汇演。

每当别人说起他们在第一次核试验中的功劳时，父亲总是说：你们注意了吗，电影一开始演的是农业丰收，工业生产的成就，人民生活欣欣向荣，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核试验。核试验的成功，可以说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次核试验要花多少钱啊！以爆心为圆心，每公里都修建了各种工事，摆放了各类武器、装备，还有动物，用来测试核爆炸的威力。国家没有一定的实力，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只是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当时国家的实力还不是特别强大，如果不成功，那将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啊！我们是抱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信念投入工作的，相信外国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事实证明我们一点也不比外国人差！

第一次核试验后，父亲就收到了国防科委以“机密”件发来的蘑菇云照片，并且附有专门说明，要求在新华社没有公开发表前，不要传播。我当时问父亲，一张照片为什么还要保密？父亲告诉我，从照片上，可以测量出蘑菇云的直径和高度，就能推测出原子弹的当量。我这才明白要保密的原因。

周总理指示：“主要研制人员，不得在电影和任何媒体上露面，以免遭遇不测。”我国的这次核试验成功，“比美国科学家预料的要早5年，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讲的提前了10年”。【11】

作为“原子弹和氢弹的突破和武器化”的该项目在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父亲是自动控制系统的主设计师和第一完成人。

三、第二次核试验，卫星回收及其他

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1965年5月30日周总理在人大会堂设宴庆贺，父亲也接到了请柬，但是他没有去。事后我们特别奇怪，也不理解，因为那是多大的荣誉啊！很多年后我问他为什么没去？他说，当时高空、地下核试验即将开始，作为遥控遥测系统的技术总负责人，他必须要着手准备新的测控工作，所以没去。他的助手樊子麟说，“这时我正陪着他在基地商讨明年空投核试验适宜，以及视察地下核试验施工现场。”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把党交给的工作看得比荣誉更重要的人。这张请柬我们至今保存着。不久国防部长直接签署命令，任命他为研究所总工程师，并当选为石家庄市的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一九六五年，父亲又两次到青藏高原。第一次，是为空中核武器爆炸试验的遥测遥控工作做准备，按照他的说法是“选场”，选择测控设备的安放地点。当年跟随父亲去青海的参加这次任务的崔国义回忆：“我们经过两天两夜的行程，列车到达西宁车站，第二天十几辆小车组成车队前往基地，基地坐落在海拔3000多米高的青藏高原上。警车开道，车队沿山路蜿蜒前行，一到目的地，葛主任因长途跋涉加高原缺氧导致呼吸困难，身体极度虚弱，同志们多次劝他休息两天，但他不同意，坚持马上开展联试工作。”

因为第一次核试验是对放在铁塔上的原子弹进行控制、引爆。这次空中核试验是对轰炸机上的弹仓进行控制，让原子弹能够自动脱钩，在指定的高度引爆，以便轰炸机脱离爆区，保证机组人员的安全。

从对固定目标的控制到对高速移动的目标进行控制，从有线控制到无线控制，改进后的设备是否能够完成任务，是对他们研制工作的检验，所以父亲坚持马上进行联试。如果出现问题能够及时改进，以保证按时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下达的任务。

第二次，他去了不久，报纸就报道了我国进行了空中核试验。很快总参就又以机密文件给父亲寄来了现场爆炸的蘑菇云照片。后来父亲告诉我，这次他又是实地参加了空中核试验的测控，而且是准氢弹爆炸试验。

原子弹研制成功后毛主席决定尽快实现原子弹武器化。经过科学家们的努力，1966年10月27日，一枚带着核弹头的导弹，按预定弹道飞向弹着区。在894公里罗布泊靶心上空距地面569米的高度爆炸，这一试验的圆满成功，使一贯敌视中国的超级大国再次受到巨大震惊。他们深知，从这天起，中国有了真正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12】

“两弹结合”成功后，毛主席又提出新的任务“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13]一批科学家一头钻进了制造氢弹的技术攻关中，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

从原子弹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一向被认为贫穷落后的中国仅仅用了2年零8个月的时间。

“文革”初期，父亲并没有停止工作。1966年夏应钱学森邀请，来北京商量成立“宇宙航行院”，1967年秋参加由钱学森主持的国防科委在北京召开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和某返回型卫星的监测和回收的大总体协调会。

当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1968年夏冲击我父亲后，周总理立即把父亲保护起来，送到国防科委设在河南驻马店“五•七干校”。干校领导让他们这些老同志除了参加政治学习外，各自选择适合自己的劳动。过去他每年都有科研任务，在干校的这段时间，他认为是自己压力最小的时期，是休息的时间。

父亲暂时离开科研岗位的这段时间，他的助手们依然按照他设计的技术方案，“抓革命，促生产”群策群力，完成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遥控系统。

“9.13”事件后，父亲一回到岗位就满腔热情地投入到“高弹道导弹”的试验中。因为我国在海外没有军事基地，当时也没有远洋测量船，就把洲际导弹发射到预定高度，再由地面发指令让其落回我国的领土的指定范围之内，检测其性能。

长征1号（发射高弹道导弹）

后来有了“向阳红”远洋测量船，1978年12月改装后父亲又指挥助手们到船上进行遥控遥测设备安装调试。完成了对发射的洲际导弹弹道和性能测试。

向阳红5号海洋调查船参加执行发射洲际导弹任务。

1975年11月26日，我国第一颗尖兵一号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这颗返回式卫星为可见光遥感卫星，它携带一台全景扫描相机，对预定地区进行摄影，并用一台星相机同时对天空摄影，以测定对地摄影时刻的姿态精度。卫星完成预定摄影任务后，将存放胶片的再入舱，在预定的地区回收。其控制信号（密码）是他和同志们反复研究后，由他拍板确定的，所以在卫星回收前，他天天提心吊胆，最担心的是被别的国家破译我们的控制信号，生怕出现什么意外。卫星上天后不久，我们已经监测到，我国的卫星受到了其他国家地面信号不断的干扰，明显是在探测我们的控制密码。控制密码一旦被别的国家破译，卫星就可能被他们控制了。卫星按预定计划11月29日返回地面时，父亲和他的助手们，彻夜守在电话机旁，一直到卫星照相舱平安回收的电话打来，他们才离开回去睡觉。

由于回收指令晚发了万分之几秒，使得卫星照相舱没有在预定的四川的降落场地降落，偏移，飘落到了中越边境。部队和当地民兵接到任务：必须将我国降落下来的回收卫星照相舱找到。对边境进行了拉网式的全面搜索。边境另一侧的越南部队和民兵在苏联人的带领下也在寻找。最后在我方一侧找到了。虽然第一颗卫星回收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但基本是成功的，使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回收技术的国家。

卫星是根据遥控指令进行动作的，这次的偏差是遥控遥测没有可参考的数据和经验造成的。在总结第一次卫星回收中测控工作的基础上，父亲实事求是地对卫星遥控系统进行了改进，使得第二次卫星回收的精度得到极大提高。回收时，落地点距离理论计算中心只有不到一百米。对于六千四百公里半径的地球来说，误差只有百万分之七点八，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他离休后一谈起这件事就特别自豪。

1987年全国科技大会上，作为“尖兵一号返回型卫星和东方红一号”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父亲是“尖兵一号”的总体负责人和接收机的第一完成人。

发射回收式卫星的长征2号和回收式卫星

回收的照相舱

核武器试验和卫星发射、回收的遥控遥测工程是个系列任务，从原子弹到氢弹，从地面、高空到地下，从架空、空投到导弹运载，接连进行了五次核试验。父亲和他的助手们，殚精竭虑，辗转试验，为中国“核战略武器”的发展和人造卫星的发射，回收做出了突出贡献，多次立功受奖。

四、我们的家风

我们的父母从小对我们要求就很严格，绝不许占公家的便宜，要把自己当做普通人。

我家从华东军区调到总参通信兵部后，大院正在基建。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基建结束了。我和小朋友们就到搬走了的木工房里捡大一点的料头，准备刻木头手枪，钉小板凳。母亲下班回来看到后问，哪里来的？我们照实说了。母亲立刻让我和大弟弟送回营房科。我们辩解说，其他小朋友都捡了。母亲告诉我们，公家的东西，不许往家拿。逼着我和大弟弟送回了营房科。

母亲当时被部队送去学习苏联的幼儿教育，回来后担任了幼儿园教导主任。小弟弟很小就被送到育儿园乳婴班全托。为了让小弟弟不感到自己有什么特殊，母亲要求幼儿园所有老师，不许告诉他自己是他的母亲。小弟弟在幼儿园一直叫母亲“赵老师”，周日回家也习惯性地叫“赵老师”。直到大班毕业上小学了，才改过口来叫妈妈。

而对那些父母外出执行任务或家境困难的孩子，母亲总是给予特别的照顾，经常给他们讲故事，买东西。到了九十年代，这些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不管担任了什么职务，一说起母亲当时对他们的照顾，仍然激动不已。

六十年代初，我上初中时，部队给我们家派了一个年轻战士作勤务员。母亲几次要求组织上把他调回去，组织上都没有同意。于是每当这个战士要帮助家里干活时，母亲就让我和大弟弟去做。并且告诉我们：“你们的年龄和这个战士差不多大，凡是他能够干的活，你们都应该能干”，不让我们有任何特权思想。这个战士在我们家待了三、四个月，实在无事可干，就回了部队。

为了使我们具备各方面的知识，从我上小学三年级开始，母亲就每个月分别给我和上小学一年级的大弟弟五角和二角钱买书。到我五、六年级后，母亲给我和弟弟的买书钱成为一元和五角。这些钱只许买书，不许买别的东西。书买回来后要第一时间报告母亲，让她检查。到我高三的时候，我和大弟弟有了满满两书架的书。

大弟弟上初二的时候，要母亲给他买一双跑刀滑冰鞋。母亲对他说，滑冰场能够租，不要自己买。大弟弟闹情绪，母亲对的说，你看看工人家的孩子，能想要什么就买什么吗？全国能够有5%的家庭过上我们家的日子就不错了，不要不知足！生活上多和工人家的孩子比比。

我去农村插队，母亲怕我思想不通，就对我说，社会上每项工作都要有人去做，要你去农村，就是工作需要。后勤那么多农村来的小战士，和你岁数差不多，你到农村去就是壮劳力，农村孩子能干的活，你都要能干，不要叫苦叫累。我在农村插队7年期间积极参加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获得了乡亲们的认可，担任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通过科学种田，使得小麦产量由历史最高亩产273斤提高到412斤。从小，她就教育我们要诚实、勇敢，有正义感，平等待人，热心助人，在困难面前要顽强不屈，要求我们生活能够自理。“好男儿要志在四方”，是她对我们三兄弟说的最多的话。

80年代中期，我在山西煤炭规划设计院负责生产计划调度，不少煤矿急等设计图纸施工。一天中午我一进家，来看我的母亲就对我说，刚才一个什么煤矿的同志，给你送来了一个大蛋糕，两条烟和一兜水果，说把他们的图纸往前排排。我当时就让他拿走，说：“我儿子就值这几个钱？”他放下东西就跑了。“你把蛋糕和水果送给育儿园，把烟交给办公室，留着招待客人。”下午一上班，我就把这些东西送走了。

80年代末，我过年回上海探家。看到澡缸里有两条一米多长的大青鱼，地上还有鸡鸭等农产品。我问哪里来的？早就退休的母亲告诉我，是小弟弟当“星期六工程师”的乡镇企业送的。让他们拿走，硬是不拿走。紧接着问我：“你小弟弟会不会犯错误？毛主席早就规定‘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我估计是小弟弟给人家帮忙，从不拿钱，过年了，人家过意不去送的。等小弟弟回来一问果然如此。母亲要求小弟弟按照市场价格折算成钱，给人家。

我的名字是母亲起的。原来以为只是笔划少，容易书写。一次，母亲告诉我，之所以叫“元仁”，因为“元”既是“首”，第一的意思。“仁”，是“仁爱”、“仁慈”、“仁义”的意思。要你记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首先要有善良的心，爱人民，坚持正义，百折不挠。

母亲最爱看鲁迅的书，这可能和她与鲁迅是同乡有关。受鲁迅思想的熏陶，母亲疾恶如仇，主持公道，热心帮助别人的点点滴滴，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

父亲在我们小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培养我们各方面的知识。我小学三年级时老师要求复述课文，父亲看到我总是记住了后面的就忘了前面的，就教我在记后一段的时候将前一段的再默念一遍的循环记忆法；北京天文馆刚落成，他就带我们去参观，给我们讲天文知识；在一个冬季的晚上，父亲带我们去洗澡，走到被大雪覆盖的大操场时，他让我走斜线，他和大弟弟走操场的直角边，用事实告诉我们“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天晚饭后，听到父亲在客厅里对母亲说：“这些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连中国字都写不好，还不如咱们家老大写的字。”原来，是留学生们写的转正技术报告，就像我在小学二年级时写的字。父亲的毛笔字写的很好，他特别重视文字的书写。可能是这件事引起了父亲的思考，这年暑假，他规定我必须每天写四篇大字。可惜我玩心太重，总是用“描红”的方法应付差使，至今也没有把字练好。

我小学五、六年级时，父亲从部队图书馆为我借回《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丛书让我看，了解革命历史。上初中后，父亲专门为我们订阅了苏联出版的青少年读物《趣味数学》，《趣味物理》和《趣味化学》，启发我们对科学的兴趣。他在我们耳边说的最多的是：“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要求我们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而他自己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父亲在解放前就懂得英语和德语，解放后，为了能够看懂俄文资料，他又利用工作之余开始学习俄语，而且很快就掌握了。我问他有什么诀窍，他告诉我：“学外语没有什么诀窍，就是要多读，多写，多练，多背。”我按照父亲的教导，在中学的俄语学习中，每天早早就起床，背诵俄语课文。并且将俄语课文默写出来后，再翻译成中文，按照中文再翻译成俄文和原文对照，纠正其中的错误。这种方法，使得我在初中升入高中的俄语考试中获得了满分。

高中时看到外国有资源卫星，我就问父亲：“卫星在那么高的高空，怎么就能够探测到地底下的资源呢？”

记得父亲告诉我：“卫星在高空发射电磁波对地球进行扫描，由于各种矿产资源对电磁波的反射信号不同，卫星接收到不同的反射信号后再将其发回地球接收站。地面上的接收站根据已经获得的各种资源对电磁波的反射情况绘制出图谱，就能判断出各种资源的面积、位置。”

“为什么不同矿产资源会对电磁波的反射不一样呢？”我是“打破砂锅纹（问）到底”。

“各种原子的核外电子数不一样，运动频率、轨道也不一样，所以反射的电磁波也不一样。你在高中化学、物理里都学到了这些知识，这点你应该能够想到。”父亲有点不高兴了。

他还说：“你的各科学习成绩不错，但是一定要学会综合利用各种已经学过的知识来研究和思考问题，否则考试成绩再好也没有用。”父亲的这句话使我终身受益！

他实际上告诉了我：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否则将一事无成。

当六六年我即将高考时，父亲对我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不在学校名声怎么样，关键是自己要钻研。”

一九七二年，周总理针对各大学反映的前两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基础知识水平太差，提出了“考试加推荐”的高校录取方针。这年秋天，父亲在解决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的技术问题后，专程驱车来到了我插队的农村。进村后，他首先和大队干部座谈，了解我在村里的真实表现。父亲怕队干部看到我在，不讲真话，就把我赶了出去。那次他还带了部队对他的最新的政治结论和部队党委给县委的信，并把这些材料交给了公社党委和县革委会。那年，尽管我的文化课考试成绩是全县第一，但是因为不正之风，把已经写在大学录取通知书上我的名字被勾掉由别人顶替了。我气的一个星期没有吃饭，并将这一情况在信中对父亲诉说。父亲勉励我不要灰心，告诉我，国家的建设、发展不能没有知识，有机会还是要念大学。

一九七七年，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三年，国家恢复高考，我终于考上了大学。当时，我已经是太原铁路分局太原工务段的团委书记（代）了，组织部门征求我个人意见，是转干，当团委书记，担任党委委员，还是上大学。在父亲的支持下，我选择了上学。由于当时插队不算工龄，我的工龄不够三年，学费需要自己负担。又是父亲每月给我寄生活费，使我完成了大学的学业。

在父亲的支持和影响下，我们三个兄弟都是通过和其他人进行平等竞争的考试，被大学录取，脱产学习，受到了高等教育。现在两个是高级工程师，一个是经济师。

我女儿考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后，父亲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今后要踏入工程师的队伍了，30岁之前是“充电”的阶段，不要分心。可以到国外看看人家怎么搞科研的。并且用毛笔给她写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女儿按照爷爷的要求，大学毕业出国留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和工程师资格，回国参加了工作。

父亲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爱做书摘卡片。很多次晚上家里来了客人，母亲都让我到部队资料室去找父亲。每次我都看到父亲在资料室看书，查资料，做资料卡片。父亲经常在书房里整理和查阅他的几大盒的书摘卡片。一次我问父亲，与其这么辛苦的做书摘卡片，不如把书买回来看。他告诉我：“每本书里其实只有部分内容是有用的，做摘录卡片，不仅加深记忆，也知道了这些东西在那本书里。以后要用的时候，一查卡片就知道了。”

父亲很注意他专业领域内的国外先进技术，但是又不迷信洋人。

父亲的书房永远是整整齐齐的，文件，资料都井井有条的摆放在固定的位置。一次他到我和大弟弟的卧室，看到我们书桌上的东西摆放凌乱，就批评我们说：“你们这个样子，今后怎么搞科研工作？到时候，找什么都找不到。所有东西都要有自己的固定位置摆放整齐。”

90年代初，父亲离休了，我和大弟弟分别从太原和石家庄坐同一次列车去上海看望父母。因为带了不少当地的土特产品，上车前就给父亲打电话，请他按对离休干部规定，派单位的小车来接站。

我和大弟弟费劲的把东西拿出站后，看到父亲一个人站在出站口。我问：“车呢？”父亲说：“私事，用什么公家的车？打车！”

我临回太原那天，下起了小雨，发愁买的不少东西怎么拿到火车站。父母住的小区不通公共汽车，要走很远一段路。我和母亲商量怎么办。母亲对父亲说，下雨，公共汽车站离得远，总不能让孩子冒雨在路边打车吧？，你给小车队打个电话，要一下车吧。父亲坐在那里不说话。我看着母亲。母亲说，你要是不打，我就打了。说着拿起了电话。父亲见状说，还是我来吧。过了一会儿，车来了停在楼下，父亲见我放好了东西，先坐进了车里。我对他说：“下雨，你就别去了。”父亲说：“车是给老干部用的，不是给家属用的。我不去，群众会有什么反映！”他考虑的是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不能因为自己的行为给破坏了。

1993年我根据政策调回北京时，为了工作安排，想请父亲给张爱萍或钱学森写封信，帮助我安排一下。父亲不同意，他说，不能动用工作关系办私事。自己的问题自己想办法解决。

我的爷爷是工人，父亲完全靠自学和党的培养成为国家高级技术专家，他在工作中永远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生活上始终低调平淡、知足常乐。

父亲一辈子钟情国防科研事业，75岁高龄时，国家有关部委发给他一摞文件，向他征询意见。他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耗费几天时间，工工整整写出了意见和建议，然后按照要求，以“机要”文件邮寄出去。至于写的什么内容，他严格按照保密条例，一个字也不透露给其他人。他说：“按照国家要求办事，是国防科研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原则。”在家庭生活中，也用科研精神要我们，教育我们做事要认真，学会坚持到底，不断超越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