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成都市区文庙前街与文翁路交会处坐落着一所名为“石室中学”的学校，大门匾额还题有“文翁石室”四个大字。这里被普遍认为是汉代文翁石室旧址所在地。自汉代以来，石室便成为蜀学的中心，出现了“人人入蜀谒文翁”的景象。

文翁（公元前187年—前110年），名党，字仲翁，庐江郡舒县（今安徽舒城县）人。自幼刻苦好学，精通《春秋》，以郡县官吏的身份察举为官。在汉景帝末年，出任蜀郡太守。彼时的蜀地，“辟陋有蛮夷风”。

为改变当地文化落后的状况，文翁决定从兴办教育入手。他先从郡县中挑选出张叔等十余位才识开敏的年轻小吏，亲自教导，训诫勉励。然后，将他们送至都城深造，学习儒家经典和律令条文。

几年后，张叔等人学成归来，文翁即给他们委任授官，或在郡县中担任重要职务，或做官学之教师。尔后，又继续通过察举等方式将他们荐举给中央，有的还做到了郡守或刺史等一方大员。

此外，文翁还在蜀郡普遍设学。虽然财政经费有限，但文翁仍不遗余力推动教育经费落实，“减省少府用度”，以保证办学。其中，“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这便是“文翁石室”。

为了使这些学生安心学习，文翁免除了他们的徭役赋税，并根据这些学生的学业状况，学成后派到郡县及基层任职，“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

在平常的教育中，文翁主张学生要熟悉社风民情，不能一头扎进故纸堆，对世事不管不问。因此，文翁让学生们在学校学习时，就到郡县府衙中协助处理政务、传达政令、起草公文。每次了解民情，文翁会让这些学生一起随行。

这不仅使学生有了接触实际、不断观摩、增长见识的机会，还扩大了办学的社会影响。没过多久，蜀地居民争先恐后地将自己的子弟送入学校。一些富家豪族，更是“出钱以求之”。

文翁在办学过程中建立起了能够有效解决办学经费、师资培养、学生就业等关键性问题的制度，使得郡学得以发展持续。

一方面，通过文翁的办学实践，当地的学习之风大兴，读书求学的人越来越多，为蜀地培养出了大量人才，有效地促进了蜀地经济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另一方面，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传入蜀地，儒家思想在蜀地广泛传播，缩小了当地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差异，提高了整体文化水平，原来文化落后的面貌大为改观。

对此，《汉书》记载道：“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

更为重要的是，受文翁启发，蜀地周边郡县也纷纷开办起了学校。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百姓经过学校教育，逐渐吸收、融合了中原文化、风俗习惯，这对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文翁在蜀地崇文兴教的举措，引起了中央对地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汉武帝下诏全国，要求推广文翁的做法，“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因此，也可以说，我国最早由地方官府兴办教育，就是从文翁开始的。

文翁的事迹，史书有载。《汉书》将其录于《循吏传》中。

所谓“循吏”，即奉职守法、循理为治者也。班固在《汉书·循吏传》中，将文翁列于整个西汉“循吏”的首位，并评论道：“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 可以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由于对蜀地的杰出贡献，文翁长期受到百姓的怀念和称颂。文翁病逝后，蜀中吏民为他修建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皆以为“文翁之化也”。

在众多缅怀文翁的诗文中，其中一首这样写道：“巴江成字蜀风清，儒雅彬彬太守声。郡县初开谁立学，吏民争睹也知荣。汉京就业先张叔，石室尊师有长卿。扶翼人才比齐鲁，祠堂试访锦官城。”由此可见文翁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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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来源：“旗帜微平台”微信公号，原载《旗帜》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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