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原来有个董必武广场，不知什么原因改成另一个名字。董老，一生低调，可我觉得我们应该高调来谈论这位革命老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元老。不然就说不通了。那就怎么让人想得通呢？如何道器变通？

董老曾为《中学生》杂志题诗:

【“逆水行舟用力撑,

一篙松劲退千寻。

古云‘此日足可惜’,

吾辈更应惜秒阴。”】

我上初中时就会背几首董老的诗。

下面这篇博文写于董老逝世36周年之际。

董必武和毛泽东共同奋斗一生：从建党到党建

2011-04-02 07:45   jixuie

一幅表现毛泽东与董必武的大幅国画《战友》，2015年由湖北省著名画家陈立言先生完成，并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首次展出。

李克勤（jixuie）题记：我们该怎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这似乎不是个问题。可是当我们扪心自问一下，今天是什么日子的时候，也许很多朋友会感到不知如何回答。今天是中国共产党的元老董必武同志逝世36周年的日子。要知道在中共元老里，董老是唯一的一位和毛主席奋斗到1970年代的。董老外表平和，象一位过去的老教书先生，但是他的内心具有我们难以想象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那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必备品格。

毛主席和董老亲切交谈

所谓建党，当然是指党从无到有的过程；而党建这是指有了当以后，党的建设。

建党时期，毛泽东在湖南，董必武在湖北。

有意思的是，洞庭湖之南的湖南在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洞庭湖之北的湖北也在筹建之中他们称作“共产主义研究小组”。这个小组的领导人是董必武。

董老1886年生，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03年考取秀才。1905年考入湖北“文普通”学堂，1910年毕业，获清朝学部授予的拔贡学衔。后在黄州任教员。1911年参加了辛亥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4年考入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6月回国从事反袁活动，两次被捕入狱。1916年出狱后再度赴日本。1918年回国，参加护法运动。1919年在上海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创办武汉中学，教授国文。1920年秋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武汉小组代表。随后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党组织，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湖北民运部部长，湖北省委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领导筹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并任湖北省国民党工作委员会主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1932年回国，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1945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建国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1975年1月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黄安县不仅出了两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董必武和李先念，而且出了223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因此，黄安县后来改名为“红安县”。

董必武十七岁中了晚清秀才，二十八岁时，东渡日本攻读法律。在那里，他见到了孙中山，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1919年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他从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转到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受了李汉俊的影响。

董必武是经詹大悲的介绍而认识李汉俊的。李汉俊也是湖北人，刚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归来，跟董必武一见如故。李汉俊跟董必武谈苏俄，谈列宁，谈马克思主义，借给他日本版的《资本论入门》以及考茨基的著作。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都在董必武的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帮他把头绪理出来了，告诉他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董必武从此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之路。

1919年夏天，董必武第一次见到了陈潭秋。刚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英语部毕业的陈潭秋来上海参观。经人介绍，他们见了面，由于志同道合，他们一见如故。他们相互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同时商定用办报纸和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

陈潭秋的原名叫陈澄，据说是要“澄清这混浊世界”之意。他比董必武小十岁，湖北黄冈县陈宅楼人。祖父是清朝举人，父亲是个农民，有兄弟姐妹十人，他排行第七。

陈潭秋这次去上海，因为在五四运动中，他是武汉的活跃分子。当武汉派出学生参观团前往上海时，他是参观团成员之一。回到武汉后，他便和董必武一起筹办武汉中学，并担任英语教师兼一个班的班主任。

1920年夏，董必武收到李汉俊从上海写来的信，告诉他，上海已经成立了“小组”，希望武汉也建立起“小组”来。

董必武看罢信，便找陈潭秋商量。陈潭秋当即赞成，两人便一起着手建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夏天，毛泽东代表湖南，董必武代表湖北，一同出席了在上海后转到浙江嘉兴南湖召开的中共一大。

他们两位无疑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从1921年建党，一直到1975年去世，董必武同志始终是毛泽东的战友、同志，在他们两人最后参加的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中共十大上，都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我们这里不深入探讨，我们只是想说，毛泽东和董必武，从建党到党建，始终如一地坚守党在成立时定下的信念：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在党建中，党与政权的关系问题，是极其重要的一大课题。

毛主席1928年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曾经批评了那种“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的错误做法，指出：

【“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多次就民主建政的问题与毛泽东进行过研究，探讨民主建政的步骤与方法等重大问题，并达成共识。

1951年10月18日，身为政务院副总理的董必武针对华东局指示各地党委直接去做县乡建政工作的典型试验，写信给毛主席和华东局书记饶涑石，指出：

【“党直接做政权机关的工作是不好的。”】

11月，他又在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强调，党“是经过在政权机关中的党员来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但并不是直接指挥国家政权”。

董必武指出的这些原则当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在董必武致信饶漱石后，毛泽东12月4日复信给董必武：

【“我认为你给饶漱石同志的信的内容是正确的，可以抄华东以外各中央局负责同志一阅，促其注意这件事。”】

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对董必武信件内容的肯定与赞赏。

毛泽东与董必武同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并且矢志不渝，为之奋斗终生。他们相互支持，相互帮助，携手走过50多个春秋。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他们就作为湖南、湖北农民运动的领导核心，相互呼应。在中央苏区，尽管毛泽东受到排斥、打击，但董必武一直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长征到达陕北以后，1944年，毛曾经批准公开为董必武祝贺60寿辰。

1950年1月2日，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说“斯大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协定。”提议：

【“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五天内准备完毕……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对外不要发表，待周到莫斯科后再发表。”】

这封电文，凝集了毛泽东对董必武的信任。

1972年2月下旬，毛泽东建议由董必武出任国家代理主席。

诗坛上，两人结为挚友，毛泽东曾称赞“董老善五律”。

曾担任毛泽东医护人员的蓝桂英回忆：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去世，毛泽东一天不吃东西，也不说话，只是将《贺新郎》的录音反复听了一整天。他时而躺着听，时而用手拍床，击节咏叹，神情严肃悲痛，借这首词中的某些句子寄托自己对董必武和其他战友的怀念。

没过几天，他把词的最末两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让录制组重录，说原来两句“举大白，听《金缕》”太伤感了。毛泽东对这首词的改动，实际上增加了别离的意味，将送朋友去外地变为生离死别，暗含着更深沉的留恋不舍之情。

李克勤后记：建党，是组织从无到有的过程；党建，则是组织的完善过程。

组织一旦形成，那么组织之道就器化为组织本身，随后的完善，有个最基本的要求，也就是现在说的“不忘初心”。

毛主席和董老是不忘初心的典范。他们在共产党之道层面，没有丝毫的偏差。

董必武1963年2月为雷锋题词：

【“有众读毛选，雷锋特认真。不惟明字名，而且得精神。阶级观清楚，勤劳念朴纯。螺丝钉不锈，历史色长新。只作平凡事，皆成巨丽珍。普通一战士，生活为人民。”】

在雷锋精神上，董老和毛主席的高度一致，这不是故作姿态，而是发自内心的自然表现。

这完全说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