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代，主要特征是“边乱”。

北宋一直受到契丹贵族建立的辽、党项贵族建立的西夏的威胁。但北宋王朝的政策，基本是以妥协求和平，以退让求和平，以哀告求和平。

景德元年（1004），即北宋立国44年后，宋真宗与辽在澶州定下了停战和议，规定宋每年赠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宋、辽的这次结盟被后世称之为“澶渊之盟”。庆历二年（1042），又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并改“赠”为“纳”。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到庆历二年（1042）期间，西夏皇帝元昊对宋又发动多次大规模军事进攻，结果在庆历四年(1044），即北宋立国的第84年，订立和约，史称庆历和议。

和议规定：元昊取消帝号，接受宋朝册封；宋方每年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称“岁赐”，开放双方边境贸易等。

这次和议，北宋得到了面子，西夏得到了里子。

北宋这种忍辱求和的政策，导致年年把大量的金钱

和物资奉送给辽国与西夏。

一方面给老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农桑废业，闾里为墟”、“国帑虚竭，民间十室九空”，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西夏和辽国的力量在北宋老百姓血汗的滋养下，反而变得欲壑难填，胃口越来越大。

面对这样的形势，北宋朝野爆发了一场大论战。

一派以王安石为首，主张变法图强，抗战自卫；

另一派以司马光为首，继续主张妥协投降，苟且偷安。

三

是害怕战争，乞求和平，还是奋起抵抗，坚决斗争？这是两派论战的一个焦点。

求和派患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战争恐惧症。在辽、西夏统治者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讹诈面前，完全丧失了应有的民族气节。

他们认为，北宋“储蓄赐予”不备，“铠仗士卒”不精，根本没有战胜敌人的希望。

他们宣扬战争灾难论，说什么战争是“生灵所系”，一打仗就会给人民带来极大祸害，而妥协退让，“屈己增币”（即在辽和西夏面前跪得更低，奉上更多的财富）才是“兼爱南北之民”；

他们还恬不知耻地把自己的投降行为说成是“为民请命”。

他们反对进行抗战的准备，攻击王安石加强军事力量的变法措施“徒致契丹之疑”，只能招来战祸，鼓吹只有用仁义之心对待敌人，敌人才不会“兴兵犯塞，以困生民”。

王安石对此做了针锋相对回应。

他分析说：契丹政权已处于“四分五裂”之中，“我今地非不广，人非不众，财谷非少”，“无畏契丹之理”。只要变法图强，“急修攻守之备”，“坚壁清野，积聚资粮”，契丹就“未能深为我患”；

他反对在敌人面前表示软弱，认为“示弱太甚，召兵之道也”，招致敌人侵扰的不是敢于抗战的爱国主义路线，而是妥协退让的投降主义路线；

王安石批判了“战争灾难论”，认为妥协投降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于官家事夷狄”。

王安石向宋神宗明确表示，执行妥协投降路线，“称契丹母为叔祖母，称契丹主为叔父，更岁与数十万钱帛，此乃臣之所耻”。

在长期被投降主义空气笼罩的北宋朝廷中，王安石力排众议，主张抗战，这是十分可贵的，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北宋广大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强烈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