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丨战略学札记·心得之二：弱国多补唯物论，强国多补辩证法

点击：作者：张文木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发布时间:2018-10-07 16: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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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张文木教授的新著《战略学札记》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该书从1996年始记录至今，汇集了作者在战略研究领域的认识成果和学习体会，包括心得、史鉴、治学、笔记、人物、人生、文艺、字词等诸多方面。现经作者授权，分篇选发有关内容，以飨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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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木著：《战略学札记》，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战略学札记·心得之二

弱国多补唯物论，强国多补辩证法

　　1. 权力是纵向的，权利是横向的。

　　2. 弱国多补唯物论，强国多补辩证法。

　　3. 小学生课桌刀刻的中间线，是萌动于童年心中的地缘政治学。

　　4. 一个没有勇气正视自己所犯战争罪行的国家，是心理脆弱的不正常国家；一个不愿认罪并且还要继续伤害其他国家人民感情的民族，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大和民族。和而不同，大和也。礼之用，和为贵。

　　5. 威信，威而信。

　　6. 有治理世界能力的国家，一定要有成熟的治理世界的理论。基于世界地缘政治及其体系学说的大国制衡理论，是近现代尤其像英美这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治理世界经验中最精髓的部分。

　　英国人在开辟工业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同时，也相应获得了治理世界的经验。美国人在与英国博弈并从英国人手中接棒的同时，也学会并成功运用了老牌英国治理世界的经验。法国的拿破仑、德国的俾斯麦是大国战略博弈的高手，而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尼克松、基辛格等，都是娴熟运用世界地缘政治理论为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大师。

　　进入21世纪并正在崛起的中国，是一个担当传承世界文明责任并必将再次恢复其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因此，批判性地总结近现代大国博弈及其治理世界的经验，学习世界地缘政治理论，从世界体系的视角理解和拓展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并由此形成能够说明中国国家利益的关于世界地缘政治的原创性理论与学说，这对当下和未来的中国都是一种有益且必需的思想准备。

　　7. 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也是资本国家化和国家资本化分裂式并进的过程，前者是欧美式国家主宰资本的自主道路，后者是拉美式资本主宰国家的依附道路；前者是“融”入全球化，后者则被全球化所“溶”入，一字之差，命运却判若云泥。

　　8. 劳动力而非劳动才是财富源泉。

　　9. 有人说西方是想让中国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不是，西方人实际上是想让中国走拉美式的依附型资本主义，而不是欧美式的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美国南北战争的实质是美国要走自主型的资本主义道路，美国人为此与欧洲霸权发生冲突并获得成功。退一万步讲，即使中国真要走欧美式的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与美国当年面对的形势一样，西方人，尤其美国人不会答应并为此一定要与中国发生冲突。反过来看，即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有自主型的苏联模式和依附型的东欧模式。毛泽东拒绝的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东欧模式，并为此与苏联发生了冲突：称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称苏共为“修正主义”。

　　10.中国的改革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人民的标准。我们知道改革能解放生产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产力。如果改革将中国生产力改到需要革命来进一步解放，那中国的改革就失去了历史进步作用。中国改革的底线就是不能把共产党改革到人民的对立面；国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罢工”。

　　11. 从生态农业看，将来中国的小块土地精耕细作技术一定会以新的形式复兴，只不过是眼下他们的技术在西方利益主导的市场中贬值了。正如文官制度是中国人发明[1]而现在我们却要到西方取经一样，不知是否将来我们还需再到哈佛或牛津学习小农业耕作技术。

　　12. 战略研究不能研究成账房先生，台海研究不能研究成票房先生。政治是抓国计民生中主要矛盾的学问，而战略则是抓其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学问。

　　13. 奥地利在19世纪曾是雄视大半个欧洲的奥地利帝国（1804年～1867年）和奥匈帝国（1867年～1918年）的国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仑失败后的维也纳会议上还是决定欧洲政治的关键人物。可它到20世纪却成了在地图上需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袖珍小国。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将群雄纷争的欧洲归于一统，其历史贡献类似中国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的欧洲就为查理大帝的三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孙子于公元843年竟用一纸《凡尔登条约》[2]一分为三，这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而且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中深埋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反过来为欧洲绵延千年之久的混战及为地处欧洲大陆边缘的不列颠岛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面对同样的事件，中国人就幸运得多。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威烈王正式分封韩、赵、魏为诸侯，由此导致国家分裂，战国纷争。好在此种乱局于公元前221年为秦王嬴政定为一统，中国由此有了在亚洲迄今不能撼动的主体性大国地位。[3]20世纪日本人很重视英国利用欧洲地缘政治的破碎性操纵欧洲大陆的经验，并于40年代将中国分割成类似欧洲那样四分五裂的局面。有幸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1949年再次实现了国家统一。

　　14. 如果说，公元800年几乎将欧洲统为一体的查理大帝，其对欧洲的贡献可比作中国的秦始皇，那么其断送欧洲未来的三个孙子的罪过则不会轻于中国的汪精卫。公元843年将欧洲一分为三的《凡尔登条约》，为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深埋了一个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又反过来为处于欧洲大陆边缘的小岛英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使岛国日本不可能成长为英国那样的世界大国的历史结果以及日本历次要肢解中国的企图中得到反证。历史表明，大规模国际战争较少的地区，是像亚洲、美洲这样一些具有主体地理板块的地区。

　　15.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公元843年欧洲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用一纸《凡尔登条约》将欧洲大陆版图一分为三后对欧洲带来动乱不断的历史，就会认识到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实施及其胜利，对中国和亚洲的和平发展，对整个亚洲的稳定有着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的深远意义。不然，目前位于南中国海所有国家间的战略平衡就会被破坏，不仅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甚至马六甲海峡都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稳定形势，我们今天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也会大幅度增加。

　　16. 现代印度的南亚主体性大陆板块是不幸为英国百年占领的后果。历史上印度的古“长城”多建在国内，这样的国中之“国”可数百计，被圈出的地盘没有中国一个县城大。而中国唯一的一道长城是在国家北疆延伸。如果说公元843年的《凡尔登条约》使欧洲在成长之初就得了“粉碎性跟骨骨折”，那么，同期的印度则一直是带着“粉碎性盆骨骨折”蹒跚爬行。比较欧洲和印度，中国数千年版图只有边疆盈缩而最终没有出现内部器质性裂变。与近代印度不同，近代中国受到的只是外伤，外伤观瞻不雅但不伤根本。

　　17.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打破了越南将印支三国兼并为一个政治邦联的企图。如果当时越南整合中南半岛的目标实现，那东亚大陆就会出现欧洲那种地理板块对称型破碎（比如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的格局，这不仅对中国，甚至对稳定的亚洲政治的传统格局而言，无异于经历一次无法愈合的“骨折”。

　　18. 东海问题，虚为实用，实为虚用，旁敲侧击，活血化瘀。

　　19. 印度北方问题只涉及领土远近，而南方问题却关乎生死存亡。

　　20. 美国的历史表明：国家如果不能驾驭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资本就会反客为主，反转过来驾驭并毁坏国家和人民。

　　21. 伊斯兰教倡导的“圣战”（Jihad）只不过是穆斯林实现公平和正义的一种手段。它既可为人民反帝斗争所用，也可为恐怖主义所用。如果我们考察持续二百多年的基督教对穆斯林世界的十字军东侵及其对东方人民带来的苦难，我们就应当明白，当前的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及其教义实现的“维护信仰”手段并无必然联系，这与我们并不能将小布什动用军事暴力使伊拉克人民陷入苦难，以及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监狱发生的“虐囚事件”等过错，归罪于基督教教义的道理完全一样。

　　22. 克劳塞维茨的“主力决战”的军事理论，是通过大面积毁灭性自杀而实现杀他，这是见癌细胞就知道要“化疗”的西医式思维。东方兵法则讲究正奇相兼、虚实转换，讲究釜底抽薪和活血化瘀。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活农村之“血”化了城市之“瘀”；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从平津和淮海下“药”，和平地解决了北平问题。同样的道理，当今世界表现在北方的“炎症”，也要从南方下药。总而言之，今后治西方全球化之病要用东方药方。

　　23. 比较一下19世纪下半叶俄国在中国修建“中东铁路”和20世纪下半叶毛泽东支援非洲修建的“坦赞铁路”，前者忙乎的结果是与受援者结了半个世纪的怨恨，后者花钱不多却在非洲留下至今还在传诵和延续的友谊。

　　24. 戈尔巴乔夫西医式改革与邓小平极富弹性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不同：他大刀阔斧，从大手术入手，直切苏联政治“心脏”。苏联本来只是一个“病人”，却到最后硬是被戈尔巴乔夫放在“手术台”上治成了被肢解的“死人”。[4]

　　25. 研究国内生产总值（GDP）一定要看其构成。如果棺材铺子也成为“拉动GDP新的增长点”的话，那人类离末日就不远了。

　　26. 现实海权不出制海权范围，而制海权之外的只能是理论上的海权。

　　27. 现在世界问题很多，而西方人治理这个世界的方法却很少。资本全球化使北方世界“朱门酒肉臭”，使南方世界“路有冻死骨”；一部分人穷得要命，另一部分人富得要死。“9·11”敲响的不仅是美国的警钟，同时也敲响了西方发展模式的丧钟。在这种模式中，文明被异化为人类的对立物：南北世界犹如今天的富人豪宅小区，有钱人与外面的穷人彼此防备，不敢也不愿交流，这说明人际关系在全球化催生下严重“发炎”。“非典”（SARS）、禽流感、疯牛病等此起彼伏，这说明物际关系在全球化催生下也严重“发炎”。对此一筹莫展的美国人除了挥舞拳头外还是挥舞拳头，这说明美国已没了治理世界的能力，其发展模式已入死途。小布什率领美国大兵犹如西班牙斗牛，谁抖红布就冲向谁。他刚上任时说“中国威胁”，后又冲到阿富汗、伊拉克。反恐几年，世界形势越反越恐，天怒人怨，整个世界被小布什政府搞得一塌糊涂。

　　28. 青藏铁路，那是上帝撒在天上昭示未来的中华飘带。

　　29. 没有对手的外交，是不成熟的外交，而对手太多的外交则一定是失败的外交。

　　30. 人才从哪来呢？学校里考场中出不了人才的，人才只有在进行伟大斗争的大风大浪涌现出来。因为真理是从对立面展开的，现代教育中没有对立面，靠考试设计对立面是绝对不行的。没有对立面就不会有担当意识，更不用说坚定的信念。苏联解体、美国衰落，问题都不出在枪炮不足，也不出在生产力不足，而是人的脑子坏了，治国理政的能力越来越弱。层层考试，考到最后，生产力上去了，干部的治国理政能力下去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的解体和衰落。基辛格说:“美国的国际地位似乎沦落到无以复加的最低点之时，共产主义却开始解体。”面对苏联的解体，基辛格接着感叹说：“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强权未经交战失利，就如此迅速、彻底四分五裂。”[5]我们今天的许多干部也是学院考试教育出来的。那将来会不会出现苏联那种生产力上去了、人才下去了、国家解体了的悲剧呢？如果这样，那十九大报告中要求我们警觉的“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危险，就离我们不远了。

　　31. 出远门得背干粮，还得拿上打狗棍。前者是我们的产品，后者则是我们的海军。

　　32. 古罗马人得鱼忘筌，他们得到地中海之后，也就失去欧洲大陆；日本人贪得无厌，当他们的力量覆盖太平洋时，就开始失去亚洲大陆。因此，只有与国力相匹配的国家目标，才是可实施和可持续的。

　　33. 正如骨骼结构决定生命体生长的极限和底线的道理一样，国家版图也铸定了国家发展的极限和底线。只有老鼠体格却怀揣着老虎胃口的国家，对世界是危险的；而具有老虎体格却只有老鼠胆量的国家，则对自己是危险的：前者如明治至东条时期的日本，后者如19世纪末的大清国、沙皇俄国及20世纪末的苏联。

　　34. 今美大疾，病在肾虚。实体经济，国之“肾”。

　　35. 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6]美国两个布什总统与法国历史上两个拿破仑皇帝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相似，前一个是悲剧即正剧人物，后一个在政治家圈中绝对是世界级的笑剧即滑稽人物。

　　36. 金融问题只不过是资源问题的倒影。

　　37. 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与诸葛亮七擒孟获，曲异而工同。

　　38. 马汉海权理论的致命缺陷是右手拿着大棒，而左手却丢掉了圣经。

　　39. 胜战的节点就是停战的节点；停战的节点又是国家资源可支撑的节点。

　　40. 形式逻辑完备而经验逻辑不足，战略目标论证成立而支撑其结论的资源匹配不足，是“二战”后，尤其是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乃至小布什时期美国战略思维的通病。当这种思维被应用于东方战场，其短处则更显得致命。

　　41. 德国威廉二世直至希特勒的形而上学战略的副作用还可以有幸得到康德和黑格尔辩证法的矫正，而没有辩证思维传统的美国人和日本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国家战略设计中的形而上学优势因得不到辩证法的矫正而转化为“一根筋”式的认识及由此带来有巨大惯性且极难挽救的国家灾难。

　　42. 如果说，中国“文革”是所谓“专制制度”的产物，那么，比中国“文革”早发生16年并对美国后来极右意识形态有持续影响的“麦卡锡主义”又是什么“制度”的产物？“文革”初期有“红色恐怖”，麦卡锡主义期间美国则是白色恐怖：上至政府要员，下至平民百姓，人人自危；中国问题专家拉铁摩尔、费正清、斯诺、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等著名人士均遭迫害，大批政府雇员被解雇。

　　43. 与采集时代不同，早期农业社会对劳动力的大需求——农耕早期可不是一胎而是尽可能地多胎生育——将女性推上“生育劳动”的第一线，私有制对继承权血缘纯正性的要求，断绝了人类早期女性的社会交往。铁的出现扩大了人类开发自然的能力，也出现了有铁兵器的国家，并由此形成男性首先是对女性的统治，这使女性异化为用于满足农业生产对劳力大需求的生育工具。

　　需要持续生育的人是不可能有力的，而没有社会交往的人，也是不可能有思想的。因此，在文化上居统治地位的男性给这非人性的残酷罩上美学光环，将女性的悲惨置于“柔美”之地。

　　然而辩证法是无情的，劣势产生于优势。科学在解放劳动力同时，也降低了劳动对人力的需求，这将女性从生育中解放了出来，大量的自由时间又使女性智慧开始直线上升，而重男轻女的观念严重地破坏了男性独立气概的形成，这反增加了女性人格的力度。琼瑶小说中“男孩”概念是中国男性雌化的开始。这时，“柔美”对女性而言已摆脱了它的残酷内容，更多地成为女性既可走出又可以融入的美学形式，她们可以在“女神”和“女汉子”中自由穿梭。

　　44. 历史无事实，有的只是国家民族存亡的结果；事实是对结果的解释。

　　45. 台湾主权在日本战败中回归中国。此后出现的以两岸分治为特征的“台湾问题”，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插手并试图分裂中国的历史“阑尾”式存在：它不影响大局，但时有炎症，令人隐隐作痛。因久拖未决的“台湾问题”，中国至今不能远行。

　　46. 台湾问题不仅仅是台湾一个岛屿的问题，而是地区格局问题。对日本来说，占领台湾的同时还意味着必须配之以对台岛外围辐射地带的有效控制：在西面绝对控制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浙闽地区；在东面绝对控制小笠原群岛、北马里亚纳群岛及关岛等，在南面则要控制菲律宾，这样才能巩固其对台湾的有效占领。对美国而言，占领台湾则意味着北对日本，西对中国沿海地区，南对菲律宾的有效控制。对中国而言，拥有台湾则可在不必改变东亚主权国家的安全结构的前提下进入太平洋。鉴于中国所据有的亚洲地缘政治主体板块的天然优势，在台湾问题的博弈中，只有中国可以大持小，以重持轻，以久待速，以大陆之近制犯台国家之远，并由此最容易实现稳定台湾的目标。另外，台湾依托中国大陆也最有可持续发展的稳定条件。所有这些便构成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自然前提和法权主题，这也应验了黑格尔“现实的就是合理的”的哲学命题。

　　47. 对日本而言，占领台湾是一个需要改变整个东亚地缘政治版图的事情：它必须首先与中国，继而与美国，最后与西太平洋地区的所有东南亚国家作对。对日本的岛国资源而言，这是一个无力承受的政治负担。对美国而言，尽管有巨大的资源，但占领台湾却需要劳师远行，并与中国这样版图巨大的国家作近距离的长期对峙，这对两洋都有防务重任的美国而言，也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轻”。

　　因此，可以提前断定：美国在台湾的控制力是早晚——其时限要比我们想象得早——要撤出的，此后谁来填补西太平洋战略真空的问题，马上就摆在中国面前。

　　因此，我们还可以提前断定：如果日本填补这个战略真空，对亚洲，尤其对中国而言，将是一场比20世纪前半叶更大的灾难。而日本如果控制台湾岛，则是这场灾难的开始。

　　48. 台湾在“二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中回归中国，不仅仅是一个主权收复的问题，它同时还意味着中国被赋予了在战后与苏联、美国一起防止日本法西斯死灰复燃、维护战后和平的国际责任。20世纪40年代后半叶出现的冷战，是对以大国合作为特征的雅尔塔和平体系的反动，而中国实现台海统一，是维护雅尔塔法律体系下的世界和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历史的进步。

　　49. 航母不是一般的战舰，它也不仅仅属于海军，它是一个集海陆空及一切最先进军事技术于一身并在全球范围具最机动性质的作战平台。它本质上是国家作战力量而不仅仅是海军作战力量的标志。其次，航空母舰是与经济发展概念相联系的因而具有攻势性的军事工具，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攻势社会运动。没有航母，我们在国际上任何重大涉我事件中，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发言权；没有航母，我们就不能对影响我国海外安全的行为，在其初始阶段实行制止。最后，没有航母，中国日益卷入世界的巨大的海外利益就不会有实质性的保障，从而中国国内经济就会因资源进口和利润回流中断而发生危机并由此阻碍中国崛起。

　　50. 20世纪末，亚洲的根本问题是内部问题，其间有中国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苏联入侵阿富汗、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及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等，这些都是尼克松主义的结果；21世纪初，亚洲的问题是外部问题，其间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朝鲜核试验等，这些都是以反恐为核心的小布什主义的结果。

　　注释：

　　[1]“科举制度对后来西方的文官制度也有催生的作用。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是文官制度的创始者。美国卡特政府的人事总署长艾伦·贝尔于1983年来华讲学时说：‘西方所有政治教科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的时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邱继臣：《科举制度与文官制》，《中国青年报》1988年3月17日）这就是说，西方的文官制度来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度。由此可见，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是有世界意义的。”牛致功著：《唐高祖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2] 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划分领土的条约。规定长孙罗退尔（ Lothar，约795～855）承袭皇帝称号，并领有自莱茵河下游迤南，经罗讷河流域，至意大利中部地区；查理(Charles Le Chauve，823〜877)分得埃斯考河、马斯河以西地区，称西法兰克王国；路易 (Ludwig der Deutsehe，约804-876)分得莱茵河以东地区，称东法兰克王国。

　　[3] 毛泽东非常重视秦王嬴政的这一贡献。1964年，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之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1973年他在写给郭沫若的《读〈封建论〉》一诗中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3、77页。

　　[4] 当时苏联“改革派”奥•拉齐斯就对盖达尔改革做了这样的比喻：“当病人已经躺在手术台上，并且外科医生也操起了手术刀的时候，再以民主方式讨论医师操刀动作，这对病人来说就有致命危险了。专家必须自己拿主意。目前我们全国正好处于这种病人的状态。” 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一书中写道：“于是，杰弗里•萨克斯便被请来了，准备用他的手术刀给‘我们全国’开膛破肚治大病。” ［俄］谢•卡拉-穆尔扎著，徐昌翰等译：《论意识操纵》（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03页。

　　[5]［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06页。

　　[6]［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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