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在哪里？

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黄河流域是我国唯一一处古代文明发祥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二十世纪下半叶，随着考古探索的不断进展，考古学家们又提出了中华文明多源观，即黄河流域文化区、长江流域文化区、珠江流域文化区、辽河流域文化区。这四大区域的文化各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序列，都可以追溯到距今四五千年以前，都为推进中国古文化起了特定的历史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史前文化虽是多元的，但他们的发展并不平衡。在我国古人类迈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只有中原黄河流域文化区，尤其是黄河中游和下游相交汇的晋、陕、豫一带地区，构成了华夏文明的起源的中心区域，并且率先大踏步地进入文明的门槛，成为华夏传统文明的“直根”。近年来陶寺遗址（陶寺遗址最早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位于襄汾县城东北约7.5公里的崇山西麓，因靠近陶寺村南，所以叫陶寺遗址）的发掘成果表明：这个直根就是陶寺文化。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以文字、金属（铜器）、城市和礼仪祭祀中心等要素作为文明出现的标志。那么，陶寺遗址究竟发掘哪些成果呢？

陶寺城遗址

陶寺城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它由早期小城、中期大城和中期小城三部分组成，呈现出一个大城套小城的格局。小城里面还有宏伟的宫殿，显示出居住者的等级是最高的。由此可以判定当时已形成了国家，而气势宏大的陶寺城址就是其王都，也即帝尧建都地之平阳之所在。

陶寺墓地

陶寺墓地位于陶寺遗址东南角，总面积3万余平方米，目前已发掘各类墓葬1300多座。从随葬品数量来看，大型墓葬随葬品十分丰富，数量一般在100件以上，最多的达187件。中型墓葬品数量一般在20多件，小型墓葬一般没有随葬品。在发掘到的九座大型墓葬中，不仅棺内洒满了朱砂，而且随葬品诸如彩绘陶龙盘、鼍鼓、特磬以及猪骨架等，品种齐全，花样繁多。9座墓的墓主全是男性，很可能是部落联盟首领（或称王者）。中型墓80多座，墓主人大多是年轻女性，其随葬品一般有20余件，以日用品和装饰品为主。这说明年轻女性的身份是墓主人的妻妾，大型墓主人在占领巨额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占有更多年轻的妻妾。陶寺墓地呈金字塔的严格等级制度、礼仪制度以及财富差距，也可以看出当时社会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十分明显。

“观象台”遗迹

“观象台”发掘于2003年――2005年，是陶寺文化中发现的重要遗址之一。台座顶部有一半圆形观测台，以观测台为圆心，由西向东，呈扇状辐射着十三根夯土柱，从而形成12道缝隙，分别对着对面崇山的某个点。古人就这样利用两柱之间的缝隙来观测正东方向的塔儿山（崇山）日出，并依据日光影来推测一年的二十个节气。天文学家们认为，陶寺观象台是中国4100年前最早的观象台建筑，这比此前公认的世界最早的观象台――英国巨石阵早近500年。

扁壶朱书文字

文字，是文化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原素符号。在陶寺遗址曾发现了一只残破的灰陶扁壶，在壶的鼓腹部上发现了两个用“毛笔”朱书的字符：一个形似甲骨文“文”字，与其对应的一端也有一个字，为上下结构，上为菱形的（◇），下部好似“冗”字的篆体。专家们将其定义为“文尧”，表达了唐尧后人对尧的懿赞和尊称。这两个朱书文字的存在和发现，将汉字的成熟期至少推进到4000年前，而陶寺扁壶朱书文字的发现将汉字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年，这是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

彩绘龙盘

在已发掘的陶寺遗址9座大墓中，有5座出土了“龙盘”，所谓“龙盘”就是把一条龙绘制在陶盘中心的一种器物，专家认为龙盘应属部落联盟的盟徽即龙族族徽。那么，龙族是谁呢？据《竹书纪年》载：“帝尧陶唐氏，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有黄云覆其上。及长，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一旦，龙负图而至，其文要曰，‘赤受天佑，眉八彩，须发长七尺二寸，而锐上丰下，足履翼宿’。既而阴风四合，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其状如图，及长，身长十尺，有圣德，封于唐。”由此可知，帝尧是赤龙或河龙所生，尧部落即是龙图腾的主人，陶寺文化中的彩绘幡龙，应是中原文化龙族文化的先首。虽然早在6千年前，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地就出现了龙，但那时的龙只是“吉祥物”，只有到了帝尧时即陶寺文化时期，龙才被作为集团象征的图腾提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代表“国家”意志的“国徽”。

铜铃

在陶寺出土的器皿中，还出土了一件近乎精美的铜器――铜铃。这件合范铸造的铃形铜器，长6.3厘米，高2.7厘米，壁原0.3厘米，经鉴定，为红铜铸造品。铜铃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它不仅是一件最早的“青铜器”，在中国青铜文化起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音乐史角度看，它还是迄今所见中国历史上第一件金属乐器，标志着构成中国古代音乐文明重要内涵的“金石之声”时代的来临。更为重要的是，铜器的出现确证陶寺文化已进入了文明社会，和扁壶上的文字具有同样的重要性，都是国家产生的标志物证。

陶寺文化的主人到底是谁？根据以上考古成果再综合史书记载与民间传说，专家们一致认定极有可能就是陶唐氏帝尧部落。4000多年前，在晋南这片广袤的大地，唐尧部族在以尧为称号的几代杰出首领的率领下，德服四方，势不可挡，最终以强大的文武之道实现了中原部落的大联合，创建了“民无能名”的旷世勋绩。对于陶寺遗址发掘的重大意义，著名考古学家、我国考古类型学奠基人苏秉琦称“陶寺遗址的发现，为中国考古学增添了重要的一页。”苏秉琦先生认为，以玫瑰花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因素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以龙鳞纹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因素的红山文化，这两个不同文化传统共同体的南北结合是花（华）与龙的结合。陶寺遗址所表现的南北文化综合体性质，突出晋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他指出：“大致在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之下，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不仅达到了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级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苏先生还指出，晋南一带是中华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它是中国正式踏进文明社会的界碑石。（《中国文明起源》（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直根，就是主根，它表明晋南才是华夏族、华夏文明的直接源头。”帝尧和他的那个时代是已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但至今沿袭创制于尧的历法、礼制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已经融入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