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历史表明，技术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条件，相反，技术落后的国家可以打败技术先进的国家却是一条绝对规律。这是科技战略和战略科学家必须注意的大问题，需要从科技战略与科技哲学的视角分析此规律的成因。科技战略本身是转化矛盾而不是消灭矛盾的学问，技术的优势和劣势在具体实践中是可以转化的。战术科学家往往在技术叠加的路径中增加技术竞争优势，其结果往往是在技术增量竞争中陷入技术依赖的陷阱；战略科学家关注的则是矛盾的转化，主要通过时间和空间转换，而非通过把技术叠加获得竞争优势。科技战略遵循的原则是道法自然，对于国家科技发展而言，人民才是发展科技的力量源泉所在，更是科学的科技战略和技术自信的底层逻辑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9月27日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1] 战略是一种从全局考虑谋划实现全局目标的规划。科学家如果缺少战略意识，所谓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科学”可能就是科学家的天花板。毛泽东同志曾经说，他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四大家族[2]。这里的“文房四宝”指的就是哲学思想。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物的边界及其本质转化的学问，边界是事物相对性和差异性的界定，是对立面的规定，同时也是事物性质转化的边际。
1 科技战略与科技哲学
毛泽东同志曾说，“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3]如果将战争分为时间较短战役层面的局部战争和时间较长的全面战争，我们就会从世界历史中发现一个规律性的悖论：在大国冲突中，军事技术占优势的一方往往在战役或局部战争中占有先发制人的优势，并往往可获完胜；但只要是局部战役转入全面战争，它一定就是人民战争，这时占据技术优势一方往往为技术落后一方所败。因而，决定战争终极结果的不是可以在局部战役中充分发挥作用的技术，而是人民。列宁曾说，战争中“谁的后备多，谁的兵源足，谁的群众基础厚，谁更能持久，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4]。基于这样的历史悖论，列宁将1913年写的一篇文章命名为“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其中提到：拿这两组词作对比，似乎是不合情理的，谁又知道欧洲先进亚洲落后呢？但是用作本文标题的语句，包含着一种辛辣的真理[5]。在当时，从科学技术—也就是所谓的“文明”—角度来说，欧洲是先进的。但是，列宁是从全面战争角度来说的，他指出人民的所向才是未来战争的走向。三百多年近代史证明列宁是对的。以几乎数个世纪都处于部落文明的中亚阿富汗为例，在19世纪下半叶，阿富汗人民抵挡了当时科技最先进的、号称“日不落”的国家英国的三次入侵；20世纪末，阿富汗人民又打败并驱赶了超级大国苏联；21世纪初，还是阿富汗人民，打败并赶跑了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三个世纪里三个世界头号霸权国家无一例外地败在几乎处于部落文明阶段的阿富汗，这说明技术在人民战争中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如果再从具体个案分析，这种历史悖论呈现的规律性更加明显。比如，抗日战争，研究中国十四年抗日战争，就不能回避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也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是胜了还是败了？就事论事，日本当然是胜了；但把它放在大历史中看，日本又败了，因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死守在《马关条约》中获得以中国台湾为中心画圆的“战果”。太平洋战场失败前，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所具有的所有科技优势要素不仅不变甚至还更为强化，同样的优势使日本在1895年打败中国，在1905年又打败俄国，并因此自信满满地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而到1945年却为联合起来的中国、美国和苏联所败。究其原因，就是当时日本将局部战役打为全面战争。一旦进入全面战争，日本的技术优势就得让位于中国的资源优势。随着时间推移，战场的优势就会向中国人民一方倾斜。事实上，到1944年，日本进行战争的资源已经枯竭到“砸锅卖铁”的境地[6]，不管美国是否使用原子弹，日本全面失败已不可避免，一年后日本宣布投降。近代工业革命迄今，掌握先进技术的强大国家，大多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这些自诩为“上帝选民”[7]的国家[8]，它们普遍有过因技术落后而被他们视之为“上帝弃民”[9]的国家和民族打败的尴尬。以自诩为“上帝之城”[10]的美国为例，1950年9月15日，美国登陆朝鲜半岛，发动“仁川战役”[11]，挑起战争。他们开篇表现得高调且漂亮，但当这漂亮的战役被拖入全面战争后，美国就捉襟见肘了。1953年7月23日，美国不得不与中朝双方签订停战协议。与此类似的还有越南战争（1955—1975年）、阿富汗战争（2001—2021年）和伊拉克战争（2003—2011年）。其结局大多一样：美国高调而来，沮丧而归。美国从阿富汗撤退时非常狼狈，在人民战争面前，平时被吹得神乎其神的马斯克的“星链”技术也是爱莫能助，无力回天。最能说明高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边界的是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者可以说是前者的“扩大版”。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美国由此发起驱逐伊拉克入侵军的“沙漠盾牌”行动，美国为首的联军以较小的代价取得决定性胜利，重创伊拉克军队。1991年 2月27日，美国宣布解放科威特的战争结束，并于当天午夜停火，伊拉克最终在当年4月接受了停火协议。在这场历时仅半年的局部战争中，美国以较小代价获得胜利。这是一场战役性的有限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国的信息战技术以及“爱国者”导弹大显神威，迫使伊拉克萨达姆放弃对科威特的占领并很快停火。此役美国可以说是“完胜”，它对当时人们的心理产生了相当大的震撼，以至笔者于1992年对这场战役意义上的“战争”进行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迎接世纪性的挑战：21世纪国防新思维与中国对策》[12]发表。对科技边界及其自身呈现出的“悖论”规律最有实证意义的是，老布什通过为时仅半年的“海湾战争”为美国取得的几乎是完胜的“优势”，却被小布什挑起的持续多年的“伊拉克战争”所吞噬。2003年3月20日，以英美军队为主的联合部队对伊拉克发起军事行动，美国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该行动被认为是海湾战争的延续，又被称为“第二次海湾战争”。至2010年8月美国作战部队撤出伊拉克为止，此役历时7年多。2011年12月15日，美国驻伊拉克部队在巴格达附近的军事基地举行了降旗仪式，12月18日，美军全部撤出。这标志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以失败画上句号。美国18万占领军介入伊拉克战争，深陷比越战更难以自拔的泥沼，美军阵亡人数于2008年已突破4 000人大关，5万多人受伤，另有3 000多人死于事故。有学者[13]认为，伊拉克战争是美国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美国一意孤行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不但没有起到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效果，反而把伊拉克变成了一个反美武装斗争的“火药桶”和“训练营”。伊拉克战争对美国和世界政治所带来的影响，可能比“9·11”事件还要深远。发动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战略错误之一，其对美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至少可以同越南战争相提并论。将可以发挥技术优势的战役引入以资源消耗为主要形式的人民战争，是导致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当然也是美国发起的所有全面战争中—失败的根本原因。在局部战争中，美军的优势是技术，但在全面战争中，由于没有人民支持，其对技术的高度依赖就成了美军的劣势。技术为技术所打倒，这时技术就成了美军作战能力不能突破的“死穴”所在。那么，美国是否可以突破这块“天花板”或避开这个“死穴”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美国发动战争是为资本赢利而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既如此，其在政治层面上就不能动员人民的自觉参与；没有人民主动参与就不可能有打赢全面战争的物力人力资源。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1968年11月17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范文同一行，谈越南同美国的谈判问题时，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当然要打。它打的目的，一是为了灭火，你们那个地方起火，它要灭火；二是为了军火资本。为了灭火，就要制造灭火机械，就可以赚钱。”[14]217-218 1973年6月5日，毛泽东告诉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说，越南战争“花了1200亿美元，打了11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军火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类”[14]481。1974年3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谈到帝国主义战争时，毛泽东说：“和平是暂时的，将来就难说了。总而言之，所谓裁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说要裁军，结果谈出了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大战后又说要裁军，没有一个裁的。但是他们双方都说他们要搞和平，而且是长久的和平，或者是一代人的和平。一代人嘛，大概是半个世纪，五十年吧。何不讲两代人呢？因为这样一讲，他的武器就没有销路了。大国都靠出卖武器赚钱。”[14]524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15]511-512 为什么拥有强大技术武装的侵略者一定会败于人民呢，毛泽东还是坚持列宁“谁的后备多，谁的兵源足，谁的群众基础厚，谁更能持久，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观点。他说：“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15]448优点的过度使用就是缺点，缺点是对自身优点的过度依赖。正如依赖技术叠加强大起来的大象反打不过具有极限消耗优势的老鼠，老鼠打不过具有极限消耗优势蚂蚁，及与此相对应的人类社会高科技国家英国、苏联、美国于19、20、21世纪屡败于其发展近乎于部落阶段但具有极限消耗优势的阿富汗人民一样，依赖技术叠加路线发展起来的美国军工科技优势强化了美国的战役能力，漂亮的战役胜利也刺激了美国的活力，但是当战役转成需要长时期的极限消耗的战争时，情形就不一样了：这时就是物质的存量大小从而极限消耗的能力而非技术变量的差距决定战争的成败。曾在肯尼迪、约翰逊时期任美国国防部长并在越南战争中遭遇惨败的麦克纳马拉在《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16]一书中痛苦地承认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他说：“正如我们一贯所表现的那样，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现代化、高科技的军事装备、军队和理论，在与非正规的、被高度激发起来的人民运动的对抗中，其作用是极有限度的。”由此可知，技术应用优势转化的时空边界，即技术在战役层面上发挥着优先和突出的，甚至是决定性作用—这就是占据技术优势的西方国家能够用他们的“坚船利炮”在局部战争中打败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原因。但是，当这些国家的人民组织起来后，那些在科技上占优势的近现代帝国主义国家就纷纷败下阵来。在有限战争中，技术优势使帝国主义成为“活老虎、铁老虎”。但在全面的人民战争中，毛泽东说：“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17] 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告诉法国朋友：“所谓纸老虎，就是说他们脱离了群众。”[18]310 可以看出，人民是技术的边界：技术和技术结合，即用技术叠加增量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国家走的就是这条路，而一旦技术和人民（利益）结合，技术创造力将可以获得不竭的源泉和发展空间。也有人会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难道不是以美国投掷原子弹而结束的吗？事实并不支持这样似是而非的观点。统计数据表明，至1944年，日本物力人力已经不能支撑战争的继续了。1931—1944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军费统计情况[6]如表1所示。1931—1945年日本劳动力人口数及兵力人数情况[6]如表2所示。【表1 1931—1944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军费统计情况】
【表2 1931—1945年日本劳动力人口数及兵力人数情况】
可以看出：1931年日本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3.6%；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军费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8%；1942年日本对美宣战，军费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4.6%；到战争结束前一年即1944年，日本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迅速冲至98.3%。兵力与劳动力比例，1931年是1∶94.1，到1944年是1∶5.9[6]。这说明，有没有原子弹，日本战败已是必然。原子弹只是强化和加速了日本失败的进程。造成这一历史必然性的恰恰是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和日本在1931年又将这一局部战争的胜利带入十四年的全面战争。全面战争都是人民战争，当战争进入人民战争，日本军事技术上的优势就让位于资源匮乏的劣势。当时日本的战线已超过补给线，从而陷入弱势。因此，毛主席在1937年写的《论持久战》中就断定日本必败。日本的战线超过了他们的补给线，毛泽东主张以时间赢得战略主动，最终达到以势化形即以争取抗战主动态势以弱化日本强大之形的目的。结果技术强大、在局部战争和特定时期（比如1895年甲午海战、1905年俄日战争，以及中国抗战初期）占尽优势的日本，却在十四年的中国人民抗战中惨败。失去战略哲学的日本政治家们使自己近现代获得的成果成为毁灭日本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失去人民性的科学技术—这是资产阶级军事能力的天生短板—也是纸老虎。1968年4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主持武汉会议时，说：“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能改正它的错误，所以资本主义要走向它的反面。”[19]332毛泽东说的“它的反面”，就是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技术回归人民，才能使国防技术服务于人民战争。
2 科技逻辑是转化矛盾
在研究科技自信问题时不能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脱离辩证唯物主义，否则容易陷入用战役的视角观察战争的窘境，如此，就难以理解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及其他著作中所表达的军事辩证法。科技的逻辑不在优势而在矛盾，它是矛与盾的统一体。换而言之，科技战略不主要是制造或消灭矛盾，即用技术叠加的方式增加矛或盾的功能，而是通过找到矛或盾的功能边界来转化矛盾。很多人在理解科技的时候往往着眼于制造或消灭矛盾，这是科技研究中的形而上学思维，在这种思维中出不了战略科学家。真正的战略是辩证地转化而不是制造或消灭矛盾的学问：前者注重非线性的变量，后者注重线性的增量；前者解决问题的思路是“道法自然”[20]，这是人本，即技术服务人民的思路；后者是“马太效应”，即技术服务资本的思路。人民需要团结合作，资本需要两极分化。战略科学家的任务是将对手的科技优势转化为劣势，将我方的劣势转化为优势。社会主义是以人民为本的主义，科学技术从属于人民，这使社会主义科技生长和转化有了最深厚的土壤；而资本主义是以利润为本的主义，它的科技只能从属于科技，其发展空间必将日益萎缩且不可持续。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而非资本之中。毛泽东同志是从人民的立场而不是从技术的立场来谈战争优势的。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国人的大多数、日本人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方面的话，那末，日本少数人强制地掌握着的军力和经济力，还能算是优势吗？它不是优势，那末，掌握比较劣势的军力和经济力的中国，不就成了优势吗？”[15]469
2.1 时空转化
任何技术只能是为特定的时空设计的，脱离特定时空的科技及其优势是不存在的。因此，时间和空间转化是转化特定科技优势的重要方式。例如，毛泽东用山地游击战将蒋介石适用于平原作战的重武器优势生生拖垮，而李德在中国山地战场套用西方的适应于平原的战术模式，反倒助长了蒋军的装备优势，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空间转化是以形化势，形虽有利于对方，但我方通过地形转换可将对方的装备优势转化为劣势从而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毛泽东同志和李德的矛盾就在于此：李德试图用技术或精神叠加而非时空转换的方式获得大于敌方的优势，因此，李德主张打阵地战；而毛主席主张打游击战和运动战，有利于将对方装备的平原地形转化成有利于我方的山地地形，以形化势，这使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中打败了蒋介石的军队。以形化势方式也在中国与美国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美军的海上力量有优势，但这种优势也只有在对等海域才能显现。然而，在拥有中远程导弹打击能力的中国的近海，大陆本身可以看作是超巨型航空母舰，这时敌方的海上优势则相形见绌。海上作战力量的技术优势与劣势就是这样的辩证存在：在不合适的时空中，强大即弱小，反之亦然。物质的能量是守恒的，在某一方面强，另一方面便弱。人们在谈“真老虎”是指它强的方面，但只要是真老虎就一定有“纸老虎”的软肋。某方面强，一定有另一方面的弱。例如，海军和空军的攻击能力强，与此同时，其补给能力就弱。能取得胜利的一方总是人力物力资源可得到充分补给的一方。战略科学家考虑的不是消灭矛盾—矛盾是消灭不了的—而是转化矛盾的问题。任何技术，其功能都是有边界的，过了边界，强大就转化为弱小；不越过边界，弱小可以转为强大。例如，俄罗斯是一个具有超大版图且拥有巨大资源蕴藏量的大国，其优点是不怕资源消耗，因而它拥有时间和空间的优势；但“大有大的难处”，因其版图超大，俄罗斯便有了东西难以兼顾的软肋。正如胖子不怕消耗，就怕赛跑一样。当年苏联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全球范围跟美国搞“人盯人”全程对抗，被美国带上了节奏，结果硬是被美国拖得“上气不接下气”，以至“出师未捷身先死”，硬是在未发生正面冲突、“身体还在五大三粗”的时候轰然倒塌。同样的问题也出在美国身上，毛泽东明白这一点。1957年3月1日，毛泽东主持最高国务会议，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我们在前进中间有很多困难，但是不要忘记，美国也有它的困难。《红楼梦》里头的著名人物王熙凤有言，‘大有大的难处’。美国的月亮也不一定那么好。它有那么些原子弹，多了些钢铁，现在很强大。这一点要承认。我们骂它是纸老虎，就是说它这些东西是建立在不很稳固的基础上。我们也有毛病，也有缺点。我们的人民对我们有许多不满意。我们的经济、文化还很落后。可是，西方国家是建立在一个矛盾更多更大的基础之上的，不要忘记这一点。”[19]89-90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谈到国际形势时说：“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18]262 1959年3月，毛泽东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会见外国友人时说：“美国在全世界钉了许多桩子，把它自己的腿也钉在桩子上了。我们面前有台湾、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南越、泰国，美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钉住了它自己的腿。这是西太平洋地区的情况。在美国看来，好像西太平洋不是我们这些居住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人的，而是美国人的，你们讲讲这公道吗？我们在西太平洋地区牵住了美国不少的力量，分散了它的力量。美国的主要力量还在西欧，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牵住了它的力量，西德、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工人阶级也牵住了它的力量，中东、北非地区也牵住了美国的力量，分散了它的力量。此外，它又不能不顾到拉丁美洲这个后方。有些人说，美国厉害得很，有原子弹、氢弹，但是去年五月尼克松去看你们，你们却对他不客气，赶走他，他也没有办法。我们对美国不妥协，它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它。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要他们驱逐了台湾的代表，请我们进，我们才考虑进。我看，在十年到十五年内不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交换外交代表是要更好一些。过了十年、十五年，我们的房子打扫得干净了，可以迎接客人。”[19]618-619 “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大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得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19]621与其他如美国、俄罗斯等大国相比，中国的版图三面受陆地国家近距牵制，因而它更接近于平行四边形。这样的版图要求国家在任何方向都不能伸展过远，故此，毛泽东告诫我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21] 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指正在拟订中的《中美联合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14]422 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14]441可见，技术是“真老虎”和“纸老虎”的统一，它是辩证存在的。只有能从“真老虎”中看出其“纸老虎”所在，知道对方的科技软肋即矛盾转化边界的人才能有必胜的自信和底气，反之则反。毛泽东同志什么时候都有信心，因为他可以从对手强大处看到其软肋，也从对方的软肋处看到对手强大的方面。在伟大斗争中仅靠勇气是不行的，它得靠哲学。技术成果一定是有功能的，但不管它有如何的创新，功能一定不是无限而是有边界的。将某项技术新发明（如马斯克太空探索公司发明的“星链”技术）的功能说成无限，那就是无知或撒谎。如果某项技术（如原子弹技术）的功能真的是无限或接近无限的话，那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失去了作用。毛泽东同志在1947年2月10日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谈到原子弹时说：“原子弹的诞生，也就结束了它的生命，全世界那些笨人在奢谈原子战争，但是原子弹在战争中已不能再度使用。它在广岛上空的大爆炸已炸毁了它自己。它的收效也就是它的死亡，因为全世界的人民都反对它。自然，原子能将继续予以发展，它的巨大能力将为人们所利用。”[22]170这里，毛泽东讲出原子弹的破坏力已臻无限的同时也消灭了自己的辩证道理，它说明用技术叠加的方式已经没有出路，它只有与人民的需要相结合，才有进一步创新的空间。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符合历史逻辑的。1950年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针对林彪提出的美军高度现代化，还有原子弹等担忧时说：“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它无非是个纸老虎。”[23] 抗美援朝战争取得的胜利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他同时也具备战略科学家的敏锐。这些都是今天的科学家要学习的地方。
2.2 唯物论
资本的逻辑不同于人本的逻辑。资本利润驱动使其技术研究思路归属形而上学，人本即以人民为本的逻辑下的技术创新和发展路径一定要以唯物辩证法为基本原则。科技的研发需要试错和纠错的孵化条件，这需要国家有强大的实体生产基础和丰厚的经济资源，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巧妇”纠错的效果不在能力，而在“米”有多少。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获得了排山倒海的力量，战场上的损失可以迅速得到补充，这样才能有纠错的能力和底气，这是唯物论。唯物论的底层逻辑不是一般的物质资源，而是物质产品的生产者，即人民。人民是基础，是民生产品的生产者，他们与生产资料紧密结合，依赖他们的党和政府会拥有巨大的资源和调动资源的能力。靠精英可以搞一个公司，却得不了天下，只有人民才能得天下，而人民不是一般的人群，它是生产关系变革的产物。1948年1月，毛泽东对推翻蒋家王朝信心满满，毛泽东告诉陈毅其原因：“蒋没有土改，我有土改。”[22]275改革开放能取得胜利，也有赖于中国土改后的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制度，而不在其他。有了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制度，人群才是人民，人民是公有制的产物并与公有制互为依存。流民是私有制，尤其是土地私有制的产物，也是资本生存的土壤，因为它的长期存在可以持久地压低劳动力价格。流民只有“东家”而没有国家。所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24]。有了公有制和人民，为其奋斗的党和国家就可以获得近乎无限的力量源泉。习近平主席说：“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25]“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6] 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终极指向只能贯穿并落实到占据绝大多数人口的劳动人民身上，因为人民及其劳动为人类劳动力再生产及用于满足劳动力人口再生产所需的最基本的生活用品提供了最基本，也是最大的物质存量，而在此之上的科技劳动及其产品则是这个存量的衍生形式或变量存在。人民的基本构成就是被我们称之为“工农兵”即生产工业产品的工人，生产农业产品的农民和保卫人民生命—也是人口再生产的历史前提—安全的人民军队，其他社会阶级或阶层则是“工农兵”的附加或次生部分。不彻底的唯物主义则更多地落实到一般物质和少数“精英”身上。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前者是后者生存的前提，而不是相反。因而劳动人民以及只有他们才可以为战争提供的“极限消耗”，才是保证战争胜利的决定性的力量。基于此，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15]509 与帆船只有顺应而不是逆违大海的水性才能乘风破浪的道理一样，技术也只有为了而不是脱离更不是违反人民的利益才可能获得无限的发展空间。中国共产党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人民是中国科技自信得以建立的基础。
2.3 辩证法
但是，代表了人民，是不是就可以获得胜利呢？当然不是。获得胜利不仅仅是立场问题，尽管立场很重要，它更需要政治家和科学家对唯物辩证法熟练运用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反复表明，政治的不成熟会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很大的危害。有些同志讨论起问题，只谈感情不谈输赢。他们不懂历史中正义的一方也有失败的可能，如果输了，他们最多只能留下“斯巴达克”式的悲壮[27]。悲壮只有历史意义，没有现实意义。1918年，在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和约时，政治不成熟的布哈林、托洛茨基们追求的是历史性的悲壮，列宁考虑的是输赢。结果列宁赢得了历史，后来的斯大林也赢得了历史，而具有文学青年气质的布哈林、托洛茨基们，却成了历史的匆匆过客。苏联刚成立时，列宁曾批评一些共产党员，说他们有很优秀的品质，但在经营方面却不如一个普通的资本主义店员[28]。列宁告诫说，与狼在一起，就得学狼叫[29]，不然就不能与狼周旋，就不能打败狼而只能被狼吃掉。满口之乎者也，这是牧师的作派，不是政治家的作派，当然也不是战略科学家的作派。为了加强布尔什维克的战略能力，列宁写了《辩证法要素》[30]（1914年）《谈谈辩证法问题》[31]（1915年）《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32]178（1920年）等文章。列宁说：“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成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家’，而且要使这种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毫无逊色。”[32]234 列宁说的这种“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家’”就是今天习近平 主席要求的具有“战略领导”[33]能力的政治家和战略科学家。习近平要求“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说“战略科学家是科学帅才，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中的‘关键少数’”[1]。那么，怎样才能成为成熟的战略科学家呢？成熟的战略科学家不仅要有坚定和彻底的人民立场，更重要的还要能带领团队取得全局性而不仅仅是局部性的胜利。简而言之，人民和胜利就是对战略科学家品质的基本要求。为人民，不胜利，这是李立三、王明式的“左派”幼稚病，本质也是损害人民利益的；而胜利了不为人民，那简直就是犯罪。为人民要有成熟的唯物论素养，要胜利，就得有高超的运用辩证法的能力。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本质是实践的。基本原理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如果目的与手段不匹配，即目标设计大于自身的实际力量（人物力资源），即使目的再正确、再合理，其结果也会失败。实践结果失败了，那么目标设计就是幼稚的—这是李立三、王明所犯的错误。人往往是被其优点打倒的，同理，技术也是被其优点打倒的。当技术的优势成为使用技术的人的依赖路径（如用技术叠加而不是“道法自然”，即依靠人民的方式）的时候，技术就成了反噬自己的力量。美国就是这样。当美国科技领先世界的时候，美国的衰落也就开始了。阿富汗是世界政治的旋转门，面对阿富汗人民的节节胜利，美国的现代化科技一筹莫展，其原因就是美国的能力不足以支撑其天大的世界目标。一国安全防御之底线即他国军事进攻之极限。从技术层面讲，技术之优点就是这项技术的软肋所在，也是战略科学家需要懂得技术优劣转化的边界所在。科技战略的原则是道法自然，即遵循自然规律。与部分工程所依赖的“技术叠加”路径不同，存在已有上千年历史的都江堰是道法自然的典范工程，都江堰所依赖的发展路径是利用自然形势，技术仅用于弥补自然（地理）条件的不足。沿着技术叠加的路径的结果必然是成本越来越高—这是国际资本需要的，对自然的破坏很大，因而是不可持续的；道法自然的路径则不会造成技术成本的叠加，因而是可持续的。国防科技的发展也应遵循“道法自然”的路径。如果“道”是科技的话，那“自然”就是人民。科技依赖人民就可持续，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不依赖人民就是不可持续的“美国式”的发展道路。美国的问题是技术依赖技术，只给技术增量，出战很猛，后续力量不足。在发展国防科技、追赶美国技术优势时，我们不能得鱼忘筌，陷入不可持续的陷阱。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近代以来让我们失掉领土的都是技术可以充分发挥优势的局部战争（如中日甲午战争）而不是全面战争（如持续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但是，这绝不是说不要重视科技的发展，而是说发展不能依赖技术路径，而应当依靠人民和为了人民。人民及人民战争是我们“安身”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会有基本的科技自信。但是，为了“安身”就必须“立命”，因此，全力发展科学技术，迅速追赶拥有科技优势的国家是必要的，其目的不是更加依赖科技，而是让敌人在与我国交手时不仅失去在战争中获胜的能力，而且也要让他们失去战役获胜的能力。只有处于这样一个“双赢”前提下，我们国防才是强大的和世界一流的；只有建立了这样一个全面认识的科学家才可以称为战略科学家。全力发展技术时丢掉了自己的人民，赫鲁晓夫犯了这个错，戈尔巴乔夫也犯了这个错，结果导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毁灭。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3 结 语
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使其不能依赖人民，只能依赖技术，因此对技术叠加路径的依赖就成了美国科技发展的软肋。我们在学习美国、赶超美国科技优势时不能掉入美国陷阱。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们可以依赖人民，这有助于我们打赢人民战争，但为了取得全面和最后的胜利，在科技层面也要发展、追赶先进的国家，并由此获得打赢局部战争的优势能力。为了人民，不能依赖技术；为了技术，我们更不能失去人民。为了建立战役的优势能力，不能失去打赢战争的优势能力，否则容易陷入资本主义因有强大的战役能力而失去战争能力的死循环。人民才是支撑科技发展的力量源泉。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仅靠几个“技术天才”，中国科技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道法自然”，科技为了人民，这既是战略科学家必备的哲学素养，也是中国科技自信的哲学基础。发展科技是为了人民，但是为了人民也必须胜利。胜利必须是全面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将全面战争的主动权抓在手中，而且还要将局部战争的主动权也抓在手中；在未来，我们要让对手失去全面战争获胜的能力，也失去局部战争获胜的能力，以实现世界一流军队应当具备的全面和局部战争都可以打赢的强国目标。[1] 习近平.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J]. 求是, 2021(24): 21.[2] 张菂, 张德兵. 毛泽东五回韶山[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375.[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4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316.[4] 列宁.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M]//列宁选集: 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57.[5] 列宁. 国家与革命[M]//列宁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449.[6] 刘庭华. 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统计[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21: 251.[7] 亚当斯, 福勒. 世界历史百科[M]. 陈日华, 译. 哈尔滨: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156.[8] 张文木. 美国的没落[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23: 158-159.[9] 李永采, 李长林, 程德祺, 等. 驱拨谬雾究真谛: 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新辨释[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3: 390.[10] 董秀丽. 外交的文化阐释·美国卷[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85.[11] 布莱德雷, 布莱尔. 布莱德雷[M]. 佟乐, 译.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5: 447.[12] 张文木. 迎接世纪性的挑战: 21世纪国防新思维与中国对策[J]. 未来与发展, 1993(5): 5-7.[13] 李松林, 陈宁, 段霞. 形势与政策(2008)[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8: 3.[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6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15] 毛泽东. 论持久战[M]//毛泽东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16] 麦克纳马拉. 回顾: 越战的悲剧与教训[M]. 陈丕西, 杜继东, 王丹妮, 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6: 332.[17] 毛泽东.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M]//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外交文选.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363.[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5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3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20] 老子·第二十五章[M]//沙少海, 徐子宏. 老子全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9: 47.[21] 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六卷[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3: 408.[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下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1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205.[24]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265.[25] 习近平.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突出重点[M]//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512.[26] 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M]//毛泽东选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31.[27] 闻一, 叶书宗. 布哈林传[M].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8: 96.[28] 列宁.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M]//列宁选集: 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624.[29] 列宁. 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M]//列宁选集: 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579.[30] 列宁. 辩证法要素[M]//列宁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607.[31] 列宁. 谈谈辩证法问题[M]//列宁选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711.[32] 列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M]//列宁选集: 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33] 习近平. 重视战略策略问题[M]//习近平著作选读.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583.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第二届“科技+军事”未来战争高端论坛邀请专家；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原文刊于《国防科技》2024年第4期，转编自“张文木战略”，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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