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5.4）“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些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五.知识分子问题”）
1. 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通过研究哲学科学，追求真理，同时参加和领导工人的革命活动，成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和无产阶级革命者，如马克思、恩格斯。2. 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从爱国主义者转化成马克思主义者，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如列宁、毛泽东、鲁迅、方志敏等。中国第一代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是从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钱学森、郭永怀等是从科学救国走向共产主义。（二）革命队伍中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改造客观世界的长期过程中，并没有能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往往在历史不同阶段的考验中半途而废，有的走向了革命的反面。如：张国焘、陈公博、陈伯达......，都没有能善始善终。（三）投机的人生哲学，没有一定的做人之规，只追求个人名利，有名就追，有利就上。如吴敬琏、何祚庥、胡锡进......。（四）没落阶级的殉葬品，崇拜西方，叛国、忘祖，如莫言、方方......。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产生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这既是社会的进步，也是它进步还不够，而产生的局限。于是社会上就有了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的阶层。毛主席说：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是以自己的知识为一定的阶级服务，他就属于这一个阶级。1949年全国解放，在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个思想改造的高潮。1956年经济战线三大改造完成，剥削制度在我们国家基本消灭。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时，把自己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一时期的客观环境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应该是十分有利的。改革开放后，私有制的发展，多种分配制度的产生。对知识分子来说，情况就要复杂多了，是一次新的考验。思想改造出现反复，对于动摇分子是必然的。在这种考验面前就出现了李锐、吴敬琏、何祚庥、胡锡进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还有莫言、方方这样的反动文人。但是，更有钱学森、邓力群这样坚定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考验中，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事实证明，越是掌握客观科学规律的爱国高级知识分子，越是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改造成无产阶级革命者。在旧中国知识分子主要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爱国的知识分子，把国家和人民的出路和前途与自己的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不断寻找中国国家出路的过程中，找到了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之路，他们就成为了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我们第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和他的战友就是这样的人。事实证明：在旧中国真正的爱国者，在追求国家前途和真理的过程中，必然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发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似乎是一条规律。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最后，必然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即使学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也是一样。
我们以钱学森为例：钱学森是1911年，即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那年出生的，是20世纪的“10后”。在国立交通大学毕业后，1936年9月（25岁），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在世界著名力学大师冯·卡门（von Karman）教授指导下，从事航空工程理论和应用力学的学习研究，先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在美国已经很有成就了。1938年7月至1955年8月（27岁—44岁），钱学森先后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教、讲师、副教授，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教授，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教授和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等职，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的研究。钱学森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他在回国的关口，被美国扣留。当时美国的海军次长金贝儿说：“不能放走钱学森，他能抵得上五个师！”直到1955年，由于抗美援朝的胜利以及党和周总理的努力，他才得以摆脱美国的控制回到祖国的怀抱。他在五年被扣留的期间，写作并出版了一本书：《工程控制论》。当他拿着这本书去向他的老师告别时，他的老师冯·卡门说：“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 这是钱学森第一次感到特别激动。钱学森感到：“老师是当时力学界最大的权威。他承认了我，我的愿望实现了。我有了服务祖国的能力了。”钱学森回到祖国，他的工作受周总理和聂帅直接领导。这期间他学习了毛主席的《矛盾论》。他感到自己在科学研究中悟到的真理，毛主席早就写成论文了。在1959年他的入党申请被批准，接到通知，这是他一生的第二次激动，一夜未睡着觉。他觉得自己终于成为了无产阶级的一份子了。从此，“同志”是他认为的最高、最骄傲的称呼。60年代，他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却把他父亲钱均夫的遗产和他出版《工程控制论》的稿费一部分交了党费，一部分捐助西部治沙。他的第三次激动是他的名字与雷锋、史来贺、王进喜、焦裕禄并列在一起成为优秀党员。他觉得这是党和人民给他的最高荣誉，他以与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齐名感到最大的光荣。改革开放后，美国曾表示要请他去美国，给他双院士学位，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从他的一生，可以看到他一贯的阶级立场是多么的鲜明而坚定啊！
在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唯一一个烈士郭永怀。他是20世纪的00后，出生于1909年。1941年，郭永怀赴当时国际上著名的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和钱学森一起成为世界气体力学大师冯·卡门的弟子。郭永怀在钱学森的召唤下，于1956年回国，1961年入党。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又一次来到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以及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968年12月4日，在青海基地整整待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要急着赶回北京汇报。1968年12月5日凌晨，郭永怀搭乘的飞机失事，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分开后，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竟完好无损。事实告诉我们，在生死关头，郭永怀烈士首先想到的是党交给自己的任务？他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向党汇报的核试验材料！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在生死考验面前的表现。1968年12月25日，中央授予他烈士称号，是对他党性的最高肯定。同日，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了成功！钱学森和郭永怀是高级知识分子中典型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二、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思想是怎样形成的
无论是方志敏、江姐，还是董存瑞、黄继光，他们能够在生死考验面前，表现出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都是与他们平时的阶级觉悟和集体主义思想品格分不开的。
方志敏烈士，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写出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一系列著作，托人把这些文字交给鲁迅，向党和人民表达了他对人民的赤胆忠心。他是多么的机智勇敢、文武双全的共产主义优秀战士啊！
江姐，看到城头上挂着的自己爱人的头颅，她能强忍悲痛，镇定地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在监狱中、在酷刑面前她不低头，她英勇地领导战友们绣红旗，迎接全国的解放，视死如归。像这样的同志，在革命中牺牲了多少，这是多么的可惜啊！但是没有他们的奋斗，就不会有今天的胜利。我们要取得新的胜利，就只有学习他们这种彻底为人民的牺牲精神。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都是在革命的日常生活中培养起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刚参加革命的时候，往往一事当前，习惯性地，就先想到自己。想要改掉这一习惯，就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还真不容易。譬如见到一个人落水了，如果你是一个游泳健将。可以有三种态度。1. 不加思考，就跳下水去救人了。事后问他，他说没有想过，本能地就这么做了。这就是一个老工人或者一个革命军人的思维；2. 还有一种人，看到这种情况，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后他还是跳下去救人了；3. 还有第三种人，他认为事不关己，也就是心安理得地、自私自利地见死不救。如果第三种人，意识到自己不对，想要把自己改造成为第一种人。这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也许还很长。从不想关心别人，到想要关心别人；从经过思想斗争去救人，再到逐步达到不加思考、习惯性地做好事、救人，像雷锋一样。这就是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行动上的这些变化，从思想上检查起来，就是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转变到无产阶级的阶级观念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的立场上来的过程。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利他主义”。毛主席说：“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关于毛主席的这段话，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就以董存瑞和黄继光的牺牲来看。他们就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功利主义的典范。首先他们坚持的是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把革命集体的利益和革命任务的完成，看得高于一切。他们当时的任务都是为减少战斗中的伤亡，扫清道路。当看到冲锋号已经吹响，战友们即将冲锋，而敌人的机关枪还在扫射，眼看自己的同志就要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这时他们就只有以牺牲自己，来换取支援、鼓励和保障同志们顺利完成进攻的任务。他们认为，为此而牺牲是值得的。他们的英勇行为，就是革命功利主义的典型表现。
三、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改造世界中的成与败、优与劣
有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两种不同思想指导下的不同后果。1976年7月28日唐山8级地震时的开滦煤矿，井下万名矿工安全撤离、领导走在最后的感人故事，与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礼堂火灾，领导们不顾全局，只顾自己逃命，致使大量中小学生来不及撤离而居然有一百多儿童被大人踩踏而死的事故的对比，来说明在危急的时候，两种不同思想指导下的两种绝然不同的后果。“1994年12月8日。这一天，克拉玛依市教育局为欢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委的“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评估验收团的25位官员，组织了全市7所中学、8所小学的学生、教师及有关领导共796人，在当地的友谊馆剧场举行专场文艺演出活动。这个友谊馆剧场是1958年建的，1991年维修和装修过，他们不顾安全，使用了很多易燃物、燃烧后有毒烟的化纤。礼堂有十个安全门，只开了一个，窗户也装了防盗网，而且没有管理礼堂的工作人员值班。在演到第二个节目时，幕布就被照明灯点燃着火。这时有人喊：“学生先别动，让领导先走。”然后领导就走动了，全场就乱成了一团。最终，经统计，这场大火共导致750人中50%人遇难。外地来的领导，因对环境不熟，27人非死即伤。当地干部个个无恙，只一人有点小伤。死亡者其中300多人为中小学生。此外，还造成130人受伤住院。
经医生鉴定表明，死因除了烧伤、窒息之外，还有近百名孩子是被踩踏身亡，孩子的尸体上有成人的鞋印。
事故的处理，一些领导和有关人员是坐了班房。但是这么多可爱的孩子，这个城市整整一代人就没有了。非常令人痛心。从礼堂示意图看，着火点在前台，而逃生门在最后。如果有人组织，有序撤退，是可以安全逃生的。至少不会死一半人，特别是儿童，更不会产生踩踏儿童的事故。如果他们的领导中有人还记得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的这段话：“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何况这么多领导和老师，面对的是几百个他们的学生和儿童，他们是有责任的。那么着火的现场，还会这么混乱吗？！死伤还会这么严重吗？
我们再来看看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的开滦煤矿。报道的文章是这么说的：“1976年7月28日 3点42分53.8秒是被中国历史永远记住的时刻。在唐山地下深12公里的地方，相当于400颗广岛原子弹的能量，在瞬间释放。但是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在里氏7.8级大地震发生时，有一万多人却在距离震源最近的大地深处。
此时面对着残垣断壁，一片废墟，这上万人的生死大营救将如何进行?”“大地震发生时的开滦煤矿有六个矿井，共有一万多人在井下作业，包括矿工与机关干部。
赵各庄矿井下三百多人，除了两人遇难外，其余全部获救；
更令人惊喜的是，在地震发生后的十五天，重新下井寻找生命的罗履常再次救下了从井下爬上来的陈树海等五人。至此，整个唐山大地震中开滦煤矿一万多名工人，只有七人遇难，其余全部生还。”
资料显示，为了保证矿工安全，开滦煤矿在地震之前已经完成了投入七百万元的巨额资金来建设煤矿，这些巨额资金全都用到了安全生产的刀刃上。而在软环境这一块，当时实施的是鞍钢宪法，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
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而其中最有效的就是“干部参加劳动”这个原则，档案显示，在一万多人员当中，其中有三四百人是干部，更有不少的机关干部。”“在地震发生之际，井下的领导干部当机立断，马上成立临时党支部，做好思想工作，鼓励矿工们：‘要看到光明，增强勇气，在撤离过程中，一定要遵守纪律，团结互助，服从指挥！’临时党支部要求各矿井的矿工们按照‘妇女员工→新工人→老工人’排列顺序，‘先工人→后党员’，‘先群众→后干部→领导干部最后撒’的顺序，沿着有走向风井口标记的巷道撤离。”
两种世界观，在生死考验面前，两种不同的对待的态度，产生的两种绝然相反的结果。这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干部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干部领导下。工作面貌的差距，可以说是十万八千里啊！
这就是历史前进和倒退最典型的对比。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时代是在前进的。1994年的新疆克拉玛依石油城做得应该比1976年的开滦煤矿更好，才合符逻辑。但事实令人痛心！我们青年都是国家的栋梁！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需要全社会集体的、社会的、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才能顺利发展。我们的思想就需要与之相适应才是合理的。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恰恰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格格不入。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的实际思想和生活，必然与社会的客观要求相互矛盾，人们的心情自然不会舒畅。一些人的抑郁、自杀，就有这方面的原因。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思想主导着社会，就不会产生这种情况，大家心态都很健康、心情愉快、乐观，困难再难，也难不倒我们。在阶级社会，人们又是生活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之中，出身是不能由自己选择的；但是在我们有了一定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之后，我们就可以选择一条最好的、最科学和合理的人生之路，做一个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步起促进作用的人；一个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人。这条路就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之路。世界上本来是没有这条路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中国的毛泽东等同志开辟出来的。他们既然开辟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新路，而且已经有了这么伟大的成就。今天我们看到犹太垄断资本主义的累累罪行，世界上许多民族还在受苦。像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我们是感同身受的。我们这21世纪新的一代青年，为什么不能继承他们的遗志，把共产主义之路继续走下去呢？我们一旦下定决心，在选定道路之后，就要像我们的前人一样，不论在什么艰难困苦之中，无论在革命的高潮或低潮，都要坚定地、勇敢地，坚持毫不动摇地走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做一个有始有终的人，革命到底的人。不要做像何祚庥、胡锡进那样的半途而废的墙头草。做一个顶天立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自觉遵守革命的纪律，服从革命的根本利益，维护革命的团结大局，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坚持与阶级敌人不屈的斗争，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团结岗位上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同志为此而奋斗，就是我们光荣的历史任务！“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的这句话，就是我们的座右铭！（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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