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乱象丛生,囧像百出。美式自由市场经济的历史,以及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一再告之,中国要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实现科技经济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既要谋局开篇,用好政治、外交、军事、科技、经济等资源,更要有效地运用社会主义体制优势下的巨大市场杠杆,促进创新创业、转型发展,服务社会,改善民生,让投资布局、产业发展、市场消费与惠及民生、服务民生紧密相连。释放出亿万人的创新创业的积极性与创造力,挖掘与拓展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以坚定不移地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引领科技经济与社会健康发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愿景。
一、市场经济与自由的周期现象
西方定义的市场经济,又称为自由市场经济或自由企业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这是一种什么经济?是波动经济、假性经济。为什么?在这种体系下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它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欺诈性特征,既然是走(自由市场)市场经济之路,通常就必然受制于“四性”的影响,决定了以资本积累较高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可能出现增长波动、失业率递增、供给断链、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企业倒闭等风险。并且每过几年来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引发重复性、波动式的衰退现象,这已成为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常态。
市场经济同样划分为自由市场经济,也划分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混合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美式、欧式、日韩式等市场经济模式也有明显的区别。但不管西方政客鼓噪与国内某些经济学家如何说的天花乱坠,历史与实践证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也有计划控制,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不同的是,市场经济并非世外桃源,它受制于制度因素、调控能力等影响颇为深刻。早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主席就深刻地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西方价值观,意识形态、党派利益作祟,为资本服务的基本制度,美国等西方国家往往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其病根在于“完全自由市场”,而并没有有效地服务大多数民众,以及对公共基础工程实现有计划的规划与投资布局。从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危机四伏,一直陷入了极大的困境,经济增长乏力、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社会秩序紊乱,“黑天鹅”“灰犀牛”不时出现。
尤为明显的是,2016年以来美国的一系列战略政策引起巨大的争议,政坛斗争加剧,社会分裂加深;中东难民大规模涌入欧洲,搅乱了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政局;英国公投脱欧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持续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俄乌战争爆发,欧洲被美国绑上战车,深陷为其挖的“坑”,其国内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西方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普遍采取了包括“量化宽松”在内的各种措施,实施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等政策,但是依然没有摆脱其“低增长、低就业、低利率”的经济发展局面。
截至2022年6月,美国国家债务激增至30.5万亿美元。每个美国公民为此背负的债务为91,570美元,每个美国纳税人为此背负242,985美元债务。这些债务并非用于“再生产、再创新”,投资厂房、设备、科技和人力资源,反倒是用于资本唯利是图的“薅羊毛”、“割韭菜”。债务日积月累,80%的美国家庭依赖债务成性,形成了不以欠债为耻,反以债务处优的畸形生活积习。滚雪球式的举债消费方式,使得这些家庭被债务紧紧套牢,过着“家无隔夜粮”、“过一天是一天”的日子,走上了“寅吃卯粮”的不归路。
虚假繁荣、通货膨胀、负债累累,加剧了贫富差距,促使许多美国人失去住房和无家可归,目前,美国房屋的中位销售价格在几年内急剧飙升30%,2022 年截至目前,美国房屋的中位成本为428,000 美元,而美国人的平均年收入约为 50,000 美元或更少。近一半的美国人口没有足够的钱来维持一间卧室的租金。据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 最新公布的无家可归报告显示,在美国,每晚都有超过32.6万人无家可归。这个数字代表了美国无家可归率已高达千分之一。
美国债务无处不在,以“大水漫灌”为生,靠“割韭菜”、挑动战争发财,成为了全球最大、最不安全的债务国。在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以债务为生的虚假繁荣之后,整个西方及美国经济社会的生存脉络、发展轨迹都已经被彻底颠覆扭曲。以垄断资本高度积累造成的债务高企、贫富差距扩大,促使自由市场经济引发的生产关系剧烈冲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激化。
根据pen world tables database数据,从2008至今,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速度逐年在下降。
另据美国Main Street America的一项调查显示,仅2022年4月接下来的两个月中,有350万家小型企业永久关闭;在接下来的五个月中,有750万家小型企业将永久关闭。这意味着大约3570万美国人面临失业风险。既然奉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自由”的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或失业的“自由””还将累见不鲜地继续下去。美国经济大衰退不可避免。
可见,目前全球各地的失业、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乃至战乱不止,是西方资本主义长期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新冠疫情爆发,乃至俄乌战争的影响,都只是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积弊形成的长期“西方之乱”的延续与遮掩罩、催化剂。将再一次成为自由市场经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历史见证。
二、驾驭市场经济,关键在社会主义
在经济全球化与疫情反复扩散的影响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也必然面临着生产经营困难,吸纳就业能力有所下降,同时年轻人求职更倾向于具有选择性、稳定性强的岗位,加剧了就业供需结构性矛盾。出现了年轻人的失业率偏高现象。如我国5月份,16-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是18.4%,比上月上升了0.2个百分点。
但我们应当看到,三年的疫情冲击,引起经济波动,促其增长方式转变与产业转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并没有失业率一说。自由市场经济下的增长波动、通货膨胀、金融危机以及失业率递增是一种周期性常态,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业大部分是选择性、地域性、政策性的就业问题。今年我国大学毕业生达到1076万人,随着毕业季的到来,大学毕业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也将进一步加重就业压力,但中国经济的韧性就在于战略坚定不移,政策落地有声,且具有全局性、空间性与可持续性。同样是市场经济,为何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苦不堪言,中国经济却波澜不惊、砥砺前行,抑制通胀能力有声有色,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异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没有社会主义这一战略定位与导向仪,就没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发展也就无异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处,就在于体制优势。社会主义体制是系统创新、协调发展的举国体制,也是共享共建、共同富裕、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赋能体制,面对着全球极其复杂的局面,社会主义中国充分发挥体制优势,有能力举全国之力,实现东西南北中,全国一盘棋,落实好、稳定好、协调好经济大盘的各项措施,促进经济的稳定恢复,增强就业的吸纳能力。这是西方政党轮换、政党利益下互相攻讦,推诿扯皮,内斗不止,高通胀、低效率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虽然中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等因素,但近十年来,我国失业率的回落,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市场经济行为的自动调节与影响。实际上,实现物价稳定、失业率下降,破解科技经济发展中瓶颈与难题,要深化改革,系统解决改革开放中的积弊与问题,这些都离不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地位,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离不开社会主义创新创业政策与体制优势的发挥。
三、波澜不惊:中国调控能力与体制优势
事实上,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由放任,自动调整市场的结论,早已被历史事实所推翻、所唾弃了。国之发展、无信不立。美国等西方国家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虚伪性”,常常表现为言不由衷,缺乏诚信。对别国要求遵守自由市场经济,对自己则常常违背市场经济规则,口头上鼓吹放任市场经济“自由”,但别国一触动它的霸权利益就“假自由”暴露无遗,立马“打棍子”、“戴帽子”“卡脖子”,以国内法与条款(如301条款等)制裁、冻结、禁运他国,甚至实施武装干预与肆意侵略。
市场经济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即使在自由化的世界中,规则和规定也始终存在,对规则与规定的设计就会塑造市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7)。在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欧美国家,长期以来一直采取政府干预(公共投入)的市场创新方式。20世纪 60年代,OECD组织估计法国的比率是35%,美国的比率是27%,英国的比率是32%,OECD成员组织(除了美国)的平均比率是31%。美国实施国家战略和政策及公共投入,促进科技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每年创造了数以千亿美元的市场需求。例如美国政府通过科研投入以及大型项目和合同,创造了一些大型公司及新兴产业,尤其是对国防和应用投产方面的投入。政府科研投资占GNP的比重从1955年的1.5%上升到1990年的3%以上。从1995年以来的公共市场结构来看,美国政府每年创造的公共市场容量至少达到2万亿美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1/3。
表 美国主要公共市场 (单位:10亿美元)
公共市场 |
医疗 |
教育 |
污染防治 |
交通运输 |
卫生设施 |
公共建筑 |
法律实施 |
市场容量 |
1008 |
508 |
110 |
38.6 |
57 |
137 |
110 |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摘要(1996)》等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虚伪性、两面性,就在于口头上不承认计划经济,实则一贯实行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在市场规模较大的美国制造业核心技术领域,如半导体,航空航天,医疗器械、制药、军工装备、汽车(电动汽车)、软件等领域。政府长期以战略政策、法律法规为准则,“有计划”地通过70%以上的政府采购、军事采购方式掌控市场、干预市场,刺激投资与生产,对高科技产业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进行调控。而在30%的民品采购市场,如农产品加工和贸易,品牌服装,食品饮料品牌,电子品牌,科研仪器和耗材,工程机械和农业机械,日用化工和消费品品牌等给以市场“自由”竞争,但又通过投资、关税、金融、贸易、财税等政策加以干预、调控与保护,见表所示。
从体制优势来看,美国等西方国家深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优势,关键在于社会主义的体制优越性。表现为制度性,也表现在凝聚共识、协调发展与持续发展的战略调控能力与政策的执行力。在关键技术的“卡脖子”领域,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显示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在3年的抗疫期间的战略部署、政策调控与项目规划等落实,一以贯之,持之以恒。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了27.4%,连续12年位居世界首位。从1990年到2020年,中国建造了32座生产芯片的超级工厂,而全世界其它地区的工厂加在一起也只有24座。中国在芯片制造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大陆有望最早在2025年超越台湾地区,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芯片制造国。中国现已制造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电路板,没有这些电路板,芯片就无法安装设备。中国还控制着供应链中对芯片制造至关重要的关键原材料:中国生产了全世界70%的硅、80%的钨和97%的镓,每一种原材料都是芯片制造不可或缺的。
但长期以来,美国政界与经济学界对世界许多国家采取的有计划的经济调控与产业政策不以为然,但经过经济危机、疫情突发等,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在潜移默化地学习与实施有计划的经济改革与产业政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市场失灵是普遍的,产业政策的目标就是要弥补市场失灵的问题”,“国家没有选择,必须拥有产业政策”,美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的一项研究报告承认自由市场具有局限性。指出美国战略中所缺失的部分恰恰就是独特的美国产业政策。认为中国是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有日益强大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美国需要一个新的、以经济繁荣所需为基础的、积极的产业政策战略,以及与之匹配的产业政策工具箱。一些国家转而采取了有计划、可调控的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方式。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式干预范式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三、得中国市场得天下,弃中国市场失天下
30年多年前笔者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得美国(市场)得天下”,今天可以说,弃中国(市场)失天下。
2021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4万亿元,货物进出口总额超过39万亿元,继续保持全球第一。中国巨大市场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科技转型、持续发展的杠杆。
中国与消费发达国家相比,拥有巨大、潜在的消费群及其潜力,多元并具有领跑的能量。
以汽车市场为例。截至2022年3月底,中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2亿辆,其中汽车3.07亿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1月-9月国内汽车销量1947万辆,同比增长4.4%。从出口潜力来看,据中汽协数据显示,中国2021年整车出口首次突破200万辆,达到201.5万辆,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日本(382万辆)和德国(230万辆),已大幅超过韩国(152万辆)。其中,新能源出口量达到31万辆,同比增长304.6%。
英国调查公司LMC Automotive预测,到2030年,全球纯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3544万辆,快速扩大到2021年的7.6倍。中国新能源汽车消费将领跑世界。我国工信部的数据显示,即使受到疫情反复、“缺芯”危机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不利因素的冲击,中国新能源汽车依然在2021年实现了逆势增长。全年新能源汽车销售完成352.1万辆,同比增长1.6倍,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市场渗透率高达13.4%,同比增长8%。从人口规模和人均收入来看,日本电产判断最大的消费市场只能是在中国,这意味着,中国将引导新能源车定价和车型的需求,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风向标。
其实,何止新能源车,其他产品的消费市场难道不也是与中国息息相关吗?韩国半导体产业一方面受制于美国掌握的技术和设备,另一方面又依赖中国的市场和生产场地。2021年韩国半导体出口总额中,对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的合计出口份额高达60%,双边半导体贸易体量达到760亿美元,比10年前增加了3倍以上。在韩企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的半导体销售总额中,对华销售额所占比重均超过30%。
在中国巨大市场,日韩企业获得经济效益却是西方无法企及的。美国去中国化,与中国“断链”、“断供”是一个伪命题。根据中国海关总署11月7日公布的数据,10月份,中美贸易额达到了598.42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额为470.18亿美元,自美国进口128.24亿美元。前10个月中美累计贸易规模达到6398.30亿美元,同比增长5.1%。美国能离开中国商品、零部件,装备、人才、资源、市场吗?从美国一般消费品进口来源来看,美国的消费者一天也离不开中国市场。从图所示,在美国消费品进口来源结构中,中国(浅蓝)占21.5%,在单一国家中居于绝对领先地位;加拿大(橙色)占13.2%,墨西哥(灰色)占13.1%(见图)。
去中国化,美国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仅加剧物价高企、成本递增、通货膨胀,而且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实际上,在当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市场结构与利益关系中,美国驱赶日韩与欧洲国家与中国“断供”、“断链”,美国何曾“断链”?在政治、经济、军事、舆论被美国全方位控制的日韩与欧洲国家心知肚明,美国鼓吹自由市场经济是言不由衷,对人不对己,日韩与欧洲国家企业并没有“自由”,如打着促进竞争、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知识产权等旗号,通过巨额罚款、派驻监管专员、逮捕及拘禁相关人员等多种形式来实施“长臂管辖”政策,让日本、法国、德国等众多外国公司深受其害。如今,美国又利用“长臂管辖”对中国高科技企业采取精准打击。例如拜登政府在2021年3月升级了对华为公司的5G禁令,进一步切断华为公司上下游供应链,同时,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发布了新的“黑名单”,认定华为、中兴通讯、海康威视、海能达和大华等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形成威胁。可见,所谓美式自由市场经济,不过是美国过河拆桥,从中谋利,长臂管辖之伎也。
四、谋好市场布局,用好大市场资源
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之一,逐利资本与跨国公司最重视的就是市场消费空间与能量。我国目前拥有14亿多人口、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202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0976元,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非常接近美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的超大规模市场。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8月底,登记在册市场主体达1.63亿户,相比2012年底的5500万户,净增超1亿户,年平均增幅12%。其中,企业从1300多万户增加至5100多万户,接近美国和欧盟企业数量之和。千人企业数由11.4户提升至36.1户。个体工商户从4060万户增加至1.09亿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由原来的不足70万户增长至222.5万户,增长了2倍多。
自新冠疫情首次爆发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快与中国“脱钩”,一面在技术领域“卡脖子”,一面加紧推进供应链回流,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技术“卡脖子”,供应链回流,会有助于美国抵御未来的经济冲击与通货膨胀。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21年货物出口217348亿元,比上年增长21.2%,服务出口25435亿元,比上年增长31.4%。2021年西方国家占中国进口额的41.2%,其中欧盟占比最大,为10.6%。另外,美国不少500强企业对中国产品及其市场的依赖度非常高。如美国高通公司2021年67%的营收来自中国。宝洁公司在广州、北京、上海、成都、天津、东莞、江苏等地均设有多家分公司及工厂。30多年宝洁公司已占据中国日化市场的半壁江山,中国员工占员工总数的98%以上。
2022年10月11日德国总理朔尔茨明确表示支持全球化,反对“脱钩”。他称“脱钩”是完全错误的道路,德国必须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开展贸易。德国大众汽车在中国的销量占其总销量的49% ,奥迪、梅赛德斯-奔驰和宝马分别占42% 、36% 和34%。
而在日本,如果零部件等中国对日本的进口的80%中断两个月(约1.4万亿日元),日本不仅无法生产家用电器、汽车和树脂,而且也无法生产服装和食品。价值约53万亿日元(目前汇率约合人民币2.5623万亿元)的生产值将消失。早稻田大学的户堂康之教授等在超级计算机“富岳”上进行了计算,相当于日本每年国内生产总值(GDP)10%的金额被吹走。
另外两项研究(一项来自经合组织,一项来自德国研究网络CESifo)发现,一旦遭遇国外的经济冲击,“脱钩”的美国及欧洲经济受到的损害与当下全球一体化状态下的损害一样严重。事实上,谁与中国过不去,自己也过不去,离开中国产品及服务,市场营销就明显下降,经济就加快衰退。
尤其是过去三年的新冠疫情、俄乌战争、供应链紊乱、能源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三次供给冲击。相比之下,中国不仅具备完备的工业基础与产业链体系,庞大的内需市场、逐渐壮大的技术能力,还同时具有了“两个石油体系”下的能源成本优势和稳定性优势,制造业的全球相对优势吸引国外继续加大投入。德国等西方国家向中国加快投资转移,如有机化学,电气设备,机械设备,汽车及零部件等,就是一例。谋好市场布局,用好大市场资源,建设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需要有战略定力,更需要思想智慧与政策落地。
五、结论
面对错综复杂、跌宕起伏的国内外形势,21世纪中国加快现代化进程,实现科技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用好政治、外交、军事、科技等利器,更要谋局开篇,有效地用好社会主义体制优势下的巨大市场杠杆,释放亿万人的创新创业创造力,拓展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创新发展、转型发展,服务社会,改善民生,让投资布局、产业发展、市场消费与惠及民生、服务民生相联系。
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结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在推进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成功模式与经验教训,就是牢记俄罗斯被西方经济学家“休克疗法”祸国殃民的典型案例,在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学的蛊惑下,莫要恣意妄为,意乱情迷。
要坚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路,就要明确何谓高水平、高质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政府无为,资本横行,尔虞我诈,贫富差距扩大的市场经济。为此“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同时,“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地结合,提高人民群众市场消费能力与经济建设的热情,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
毫无疑问,实现这一大市场战略目标,离不开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优势。这是加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基,也是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共同富裕的独特动能和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隋映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转换及其政策选择,东岳论丛,1993年第5期
隋映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科技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红旗文稿,1994年第19期
隋映辉,科技产业经济学,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8年版
约瑟夫·斯提格利茨,增长的方法,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Scott Lincicome,全球化的终结?还早呢,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
美国国家债务实际高达124万亿美元,上演现实版出埃及记,BWC中文网,2022-06-06
作者:隋映辉,研究员(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科技大学科技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等。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经济与战略管理、科技产业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区域)城市创新与集群生态、经济全球化与科技供给等;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转自“科技经济与战略管理研究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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