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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玉兰：科学认识列宁主义及其当代价值——兼析质疑列宁主义当代价值的种种观点
点击：  作者：顾玉兰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  发布时间:2022-03-20 09: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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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科学认识列宁主义及其当代价值，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迫切需要。列宁主义是列宁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探索如何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它因帝国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需要而产生，有着重要的现时代意义。这主要表现为：列宁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有机结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之路，为其后在中国的实践运用中产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基本走向及其实现路径，为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国际上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国内社会思想文化总体上呈现出多元、多变的特点。在这一大时代背景下，旗帜问题、方向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当代中国究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成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聚焦点。理论界责无旁贷的使命就是要从多个角度论证为什么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这首先需要我们真正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要科学认识列宁主义及其当代价值。这要求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否定和曲解列宁主义的种种观点进行客观评析，并在此基础上正确阐释列宁主义的本质及当代价值。

　　

一、对质疑列宁主义当代价值种种观点的评析

　　
列宁主义是否具有重要的现时代价值？这本来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党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放在一起，合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它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就充分肯定了列宁主义的现时代价值。
　　
然而，从国内到国外，从思想界到学术界，一直存有怀疑或否定列宁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的声音。就国内而言，如20世纪末，有一部分人就认为，可以研究马克思，也可以研究邓小平（毫无疑问，马克思、邓小平都应该认真研究），就是没有必要研究列宁。理由是：列宁主张搞革命和专政，不适合当代中国。这种观点至少有两方面认识不正确：一是割裂了马克思、列宁、邓小平三者之间的联系，未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邓小平理论三者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二是片面地理解了列宁主义，未认识到列宁主义的根本宗旨在于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它不仅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理论，也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理论。为了澄清这些错误认识，笔者潜心研读了列宁的文稿、书信、笔记，并从社会发展理论层面对列宁主义进行了新的解读，完成了20多万字的学术专著《列宁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与此同时，学界也有不少同志从不同角度重点研究了列宁晚期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思想，形成了一系列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如俞良早的《邓小平理论与列宁后期思想》、王东的《改革之路的真正源头》、王邦佐和柳振铎的《列宁晚期政治思想研究》、徐博涵的《一份珍贵的理论遗产——列宁晚期思想研究》、詹一之的《论列宁的社会主义道路》等等。学界同仁的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列宁主义的传统看法。尤其可喜的是，现在愈来愈多的人逐渐认识到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列宁，需要列宁主义。这是值得庆幸的一面。然而，这种喜人景象并不能遮蔽令人担忧的一面。
　　
目前，除了还有不少人对列宁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缺乏足够认识外，还有人居心叵测地利用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中的言论攻击列宁主义，称列宁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异端。
　　
前者主要表现为：有些人认为，苏联是列宁缔造的，既然苏联解体了，苏联共产党瓦解了，列宁的事业在俄罗斯已经化为乌有，那么再谈列宁主义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还有些人认为，我们可以提“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没有必要提“坚持列宁主义”。第一种看法的错误在于，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抛弃了列宁主义，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航向。第二种看法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在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用心则在于试图通过否定列宁主义来否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因为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紧密相连的，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正是列宁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之路，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富有永久的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至于后者，即所谓“异端”说，称列宁“一国首先胜利”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国同时胜利”论的“一种异端”。其所给出的论据就是普列汉诺夫在其《政治遗嘱》中谈到列宁时所说的这么一段话：“要是我指责他不懂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在撒谎了；要是我说他死守教条，那也错了。不，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但遗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议的执著朝着一个方向（篡改的方向）、一个目标（证明他的错误结论是正确的）来‘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使他不满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时应该等待。”① 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指责列宁不该在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时发动十月革命。而列宁则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对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所谓“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观点作了批判。列宁认为，“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解”②。因此，所谓的“异端”说其实只是在重复80多年前列宁就已经批判过的第二国际英雄们的陈腐观点。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批驳它，主要是因为这种观点在当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蛊惑性。
　　
审视国外列宁主义研究起伏跌宕的历程，我们注意到在国外学者中同样存在着对列宁的否定和对列宁主义的种种曲解以及对列宁主义当代价值的藐视。如冷战期间，西方曾出现过一股研究列宁主义的狂热，产生了以否定列宁主义为基调的所谓西方“列宁学”。该思潮以列宁主义及列宁著作、列宁与先驱及同时代学者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企图通过研究全部地或部分地否定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杰出继承人的列宁和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它不仅攻击列宁主义和列宁的理论活动，还有意制造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并且断定列宁主义的本质是集权主义，否定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意义，认为它充其量不过是落后的农民俄国的产物，最多只适用于东方的落后国家，而不适用于西方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冷战后，西方列宁主义研究一度沉寂。近年来又有复兴迹象，出现了赞成“重读列宁”的倾向。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重读列宁”的呼声中却隐含着将列宁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中抽离出来的危险。如拉尔斯·利赫（Lars Lih）所著的《重新发现的列宁：历史背景中的怎么办？》（Lenin Rediscovered:What Is to Be Done?）和齐泽克（Slavoj Zizek）等人所编写的《搬出列宁：走向真理政治学》（Lenin Reloaded:Toward a Politics of Truth），这两部著作都在暗中强化了或自觉不自觉地老调重弹了马克思学神话中所假定的列宁的事业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距离。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当代政治语境中，很多西方“左派”讨论政治战略与社会主义时避而不谈列宁。即使是那些仍然愿意诉诸列宁的激进“左派”也对列宁的理论洞见与政治创建无动于衷③。
　　
对于列宁主义在西方所受到的如此种种待遇，我们应当作出理性思考：（1）列宁主义在西方为什么会遭到资产阶级政府及其御用学者的否定与攻击？原因在于列宁主义是关于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学说，资产阶级害怕它。（2）列宁主义在西方为什么又得以复兴？原因在于列宁主义是革命和建设学说，具有巨大的认识功能和实践（改造）功能，有人需要它。（3）列宁主义为什么会一再地被引起争论？原因在于有人需要它但也有人害怕它。然而，“来自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阵营对马列主义的一再打击和否定，难道不正是强烈地表现了它那不可遏制的蓬勃的生命力吗？难道不是再鲜明不过地体现了它那穿越时空的巨大影响和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吗？”④ 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针对西方学界如此种种否定列宁、曲解列宁主义和藐视列宁主义当代价值的思想观点和错误倾向，作出我们的回应：坚持把列宁主义看作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理想和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⑤，并对列宁主义及其当代价值作出进一步解读，形成科学的认识。
       

二、列宁主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应当请教马克思”，这是列宁最喜欢的口头语。每当需要解决革命运动的一些原则性问题的时候，列宁就向马克思请教。然而，列宁并不是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他“以自己大量的理论活动和实际活动表明：对于他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⑥ 列宁时刻谨记并自觉践行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贯教导：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⑦。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列宁给自己以及各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基本要求。“列宁一再强调说，要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把马克思在1850年写的关于德国的话，应用到1905年的俄国。抽象的真理是不存在的，真理总是具体的。应当研究具体的情况，并用马克思的方法来解决俄国革命提出的新问题。”⑧ 因此，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紧紧抓住时代特征与客观具体实际，大胆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寻找正确的发展道路，这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理论特色。列宁主义在自由资本主义上升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将马克思主义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深刻剖析，揭示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列宁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出发，结合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新特点，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新的发展。他客观地分析道，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三种固有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宗主国资产阶级与殖民地人民的矛盾以及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尖锐了。新科技革命（电气化）已经使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这时，世界已被资本主义列强瓜分完毕，帝国主义为了重新瓜分势力范围只有发动世界大战。战争必然引起革命。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无产阶级革命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必然使帝国主义葬身火海。因此，列宁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条件，提出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只要处于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具备了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就可以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用革命手段先取得政权，创造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再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政权的领导下，发展经济和文化，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十月革命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使社会主义由科学理论变成鲜活现实的。
　　
在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的一个革命性飞跃。它无疑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不仅证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设想的正确性，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内容。当然，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更突出地表现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方面。如何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遇到过的，因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他们除了在对未来社会设想中提出一般性原则之外，便没有提供给后来社会主义实践者任何可资借鉴的东西了。列宁在经过了极其艰难的探索之后，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1）提出在工人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和主要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合作制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应当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同时存在，并使其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2）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当放开市场，发展商品交换，由国家来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作为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作为工农联盟和各种经济成分的结合点；（3）提出必须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文化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4）制定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相处的方针政策，主张吸收全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利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最新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5）强调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整顿改革国家机关，反对官僚主义。列宁的这些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给人们全面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启示。
       

三、列宁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之路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和发展自身的必由之路。列宁主义的“国际意义不仅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更高更新阶段，而且在于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和各国（尤其是不发达国家）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唯一现实道路。这条道路的最根本特征，就是后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所概括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过程。”⑨ 列宁主义不仅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之路，而且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一系列重大课题，尤其是解决了以下三大课题：（1）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把握民族发展的历史机遇，即解决民族的“出路”问题；（2）把握前进与后退的辩证法，走历史曲折发展之路；（3）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创新理论，形成有特色的思想体系⑩。因此，列宁主义所开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之路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展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方向。
　　
列宁主义的本质和精髓，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及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它的主要内容“是在解决俄国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适合俄国实际的科学理论。”⑪正如原苏联学者高里科夫所言：“列宁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不仅表面上懂得，即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而且掌握了马克思的方法，即把科学社会主义一般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当时俄国的具体历史情况。”⑫
　　
列宁主义首先要解决的是俄国革命与建设的问题。俄国是一个小农占大多数、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并没有把俄国纳入他们的视野。他们宣布，《资本论》所揭示的原理，只适用于西欧。在一个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因之，列宁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⑬ 而所谓“具体地运用”马克思的理论，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从俄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农民问题是俄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与建设首先遇到的问题。于是，列宁就从这一实际出发，在革命前，提出“工农民主专政”；在夺取政权后，又提出实行新经济政策。
        
列宁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俄国革命便不会成功。1905年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农民没有行动。十月革命能够取得胜利，正是由于它满足了农民对于“和平、土地、面包”的要求。1918-1920年的三年国内战争也是在农民的支持下取得胜利的。农民支持与否，直接决定革命成败。因此，当农民反对余粮收集制时，列宁对农民作出了让步，放弃了军事共产主义，改行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从根本上改变了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电气化的方法和途径。这就是：坚持从农民占多数、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情出发，尽可能地考虑农民的利益，允许农民自由贸易，在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适应小农生产力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从农民（农业）问题入手，然后解决轻工业、重工业问题，这是列宁论述苏俄经济建设问题的基本思路。关注农民问题，全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农民问题，这是列宁主义作为俄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体现。
　　
列宁主义的俄国特色还体现在基于对俄国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所提出的发展模式上。列宁把唯物史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社会实际，客观地分析了俄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俄国社会正处于相当长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的论断。不仅如此，他还运用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分析了过渡时期一般存在的“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的斗争”在俄国的具体表现，并且多次强调指出，俄国过渡时期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性就在于“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落后的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特殊性在经济领域具体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私人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矛盾；在政治领域具体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矛盾；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则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先进的思想文化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思想文化之间的矛盾。俄国过渡时期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和基本路径，即在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社会发展创造的政治前提下，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同时通过文化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实现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全面发展，从而为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的自由解放不断创造条件。 

四、列宁主义是其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重要思想基础

　　
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建设好社会主义？这对夺取政权后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课题。为了解决这一现实课题，列宁作过极其艰辛的探索。他曾把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称为最重要最困难的事业，但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则得出结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⑭。这表明，从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列宁就在着手解决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对列宁的探索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反思我国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后，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⑮。列宁的思路（新经济政策的神髓）就是“从现实生活中找出路”，亦即立足于俄国社会具体实际寻找现实的发展道路。循着这一思路，列宁进行了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实践，为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为了“从现实生活中找出路”，首先必须全面地认识国情。列宁认为，全面地认识国情，是正确地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前提条件。鉴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存有差异，它们的发展道路必定带有自己的特点。列宁对俄国国情的全面认识有两个视角：一是国际视角，即将俄国与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比较；二是国内视角，即对俄国现实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深层次分析。运用前一个视角分析俄国社会，列宁获得的基本认识是：尽管俄国自19世纪60年代废除农奴制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迅速发展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但与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许多重要的方面依然比较落后。关于这一点，他在《论粮食税》中针对布哈林的错误观点陈述过非常精当的看法。他说：“我们目前正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⑯ 运用后一个视角分析俄国社会，列宁认识到：俄国是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在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小农经济占优势地位。把这两方面分析所获得的认识综合起来，列宁提出了关于俄国社会所处历史方位的基本观点：俄国正处在一个相当长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它“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是个介于西方文明国家与东方落后国家之间的国家⑰。这一特殊性也就决定了俄国只能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等中间环节，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然而，当时俄共（布）党内有很多同志并不理解这一特殊性，因此列宁特别强调指出，“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党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染上了知识分子习气，堕入了自由主义，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去翻看旧本本。可是那些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⑱ 列宁所谓的“自己找出路”，就是指不要受书本的束缚，要从实际出发，到现实生活中去开辟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与建设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与列宁“自己找出路”（即“从现实生活中找出路”）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阐述了十月革命及列宁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刻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⑲ 毛泽东正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⑳，通过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客观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并领导中国人民步入了文明的新社会。
　　
毛泽东从中国社会具体实际出发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与列宁的过渡时期学说也是一脉相承的。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一致性，即都认为：在经济文化基础比较弱的情况下，不能直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而必须经过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最终是要走向社会主义的，因此在此阶段必须从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作出努力，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做好全面的准备；这个过渡阶段将是复杂而又漫长的，在这个阶段中，经济成分不可能是单一的，但占主导地位的应当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与非社会主义经济将在较长时期内互生共存。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与列宁过渡时期学说之间之所以存在着根本的一致性，正是因为毛泽东是在列宁过渡时期思想基础上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是列宁过渡时期学说在中国的具体运用㉑。
　　
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也十分重视列宁“自己找出路”（即“从现实生活中找出路”）思想的现时代价值。他将列宁分析俄国国情的基本方法运用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实践，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对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进行准确定位，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㉒ 为此，他强调：中国的发展道路只能是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发展中国的立足点，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坚持改革开放。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之所以肯定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除了因为它启示人们“从现实生活中找出路”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首次正确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进行改革开放。为此，他设想，通过经济改革来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政治改革来推进政治民主化，通过文化变革来催生新型文明。与此同时，他还设想，苏维埃俄国可以通过实行租让制、开展对外贸易、创设经济特区等途径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与合作，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些设想清晰地映现了列宁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
　　
邓小平充分肯定了列宁的思路，并紧紧围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这一中心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
　　
其一，邓小平继承列宁关于通过改革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科学论断。邓小平客观地分析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状况，指出毛泽东作出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基本适应”的估计，是符合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时的情况的。但是，当社会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愈来愈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表现在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的具体体制严重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㉓

其二，邓小平继承列宁关于全面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变革的思想，科学地阐明了改革是促使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动力的思想。邓小平认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是单方面的因素和个别的现象，而是多方面的因素和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仅有经济体制，而且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等等。因此早在1978年，他就指出：“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㉔ 由此他认为，改革不仅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而且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㉕ 因此，它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通过这场革命，必将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其三，邓小平继承列宁把改革和开放共同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思想，进一步揭示了改革与开放的内在统一性。邓小平“改革动力论”逻辑地蕴含着“开放动力论”思想。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和开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水乳交融、互生共长。因此他从来不撇开“开放”谈“改革”，反之亦然。他不仅总是把中国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相联系，有时干脆把改革称作开放（即对内开放），把开放称作改革。他说：要发展生产力，发展中国的经济，实现“三步走”的目标，就要“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内开放就是改革”，“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都叫改革。”㉖
　　
当然，邓小平对列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远不止上述诸方面。事实上，邓小平理论中许多重要内容与列宁思想都有着比较直接的渊源关系。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与列宁后期思想，就会发现：两者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是根本一致的，即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都主张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都主张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和国家头等重要的任务，都主张改革开放，都重视农民问题，都主张渐进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等等。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否定列宁主义，就意味着否定邓小平理论，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五、列宁主义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基本走向和实现路径

　　
如何正确看待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科学把握现代文明的基本走向，是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矛盾的分析，在肯定资本主义历史进步性的同时又指出了它的历史过渡性，并在《共产党宣言》中郑重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㉗ 这个观点就是通常所说的“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两个必然”的结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的正确回答。
　　
列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必然”思想的指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分析了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并“以那些特别突出和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作为重大的历史运动的里程碑”，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时代划分，提出了“20世纪初开始帝国主义时代”的观点。他说，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第一个时代是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是它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这是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是一般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代，是已经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迅速崩溃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反动的甚至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这是新的阶级即现代民主派准备和慢慢聚集力量的时代。第三个时代刚刚开始；这个时代使资产阶级处于相当于封建主在第一个时代所处的同样的‘地位’。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㉘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中，列宁对“帝国主义”作了系统论述。他坚持以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科学研究为基础，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矛盾，揭示了帝国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列宁说，帝国主义“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㉙ 意思是说，资本主义经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再由一般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即进入它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最后终将因为其自身无法解决的固有矛盾而趋于灭亡并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文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文明，这是现代文明的必然走向。
　　
当然，列宁在揭示帝国主义腐朽趋势的同时并不否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可能性。他明确指出，“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㉚ 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文明代替资本主义文明需要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渡时期。因此，列宁非常重视资本主义文明向社会主义文明转变的过渡时期问题，并就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和主要任务进行了研究分析，由此进一步揭示出现代文明转型的具体实现路径。
　　
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㉛。过渡时期兼有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两种社会形态的成分、因素，具体地说，就是在经济方面，它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有宗法式的、小商品生产的、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政治方面，它还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新型的、已经开始消亡的国家形式。过渡时期的这一本质属性，也就决定了它的长期性。列宁明确指出，从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㉜。因为实现社会主义，不仅需要政治条件，而且需要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列宁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剥夺剥夺者”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而把“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高度发达的文化”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前提，并认为政治前提是容易实现的，而文明前提则就不大容易实现了，因为“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像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那样迅速。”㉝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文明的基础，必须完成工业化、电气化、合作化、民主化等艰巨任务。列宁在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点。首先，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是一个相当长期的任务，“大生产是不可能在旧的基础上恢复起来的，这需要很多年，至少要几十年，在我们这种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可能还要更长一些的时间”㉞，而电气化对于俄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还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端。其次，实现合作化，引导小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任务，“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㉟。最后，改善无产阶级政权机关，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样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在一个农民的、又是大伤了元气的国家中，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需要很长的时间”㊱，因为这需要全体人民都学会利用苏维埃的法律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需要每个人都有文化，需要每个人都能够参加国家的管理。列宁还认为，在资本主义文明转向社会主义文明的漫长的过渡期中将包含许多小的过渡，而“我们担负的任务的全部困难、政策的全部困难和政策的全部艺术，就在于要估计到每一种这样的过渡的特殊任务。”㊲ 列宁的这些思想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规律，自觉推进现代文明的根本转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持和精神动力。

注释：
① 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2期。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9页。
③ 王金林：《列宁的政治遗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4月22日。　　
④ 程恩富、李伟：《马列主义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与指南》，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期。　　
⑤ 参见侯惠勤：《认真研读经典著作所必须克服的思想障碍》，
http://theory.people.com.cn.2010年4月21日。　　
⑥ 高里科夫等：《列宁是怎样写作的》，刘循一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10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5页。　　
⑧ 高里科夫等：《列宁是怎样写作的》，刘循一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12页。　　
⑨ 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54页。　　
⑩ 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55－456页。　　
⑪俞良早：《关于列宁主义的定义、体系和方法等问题——评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阐释》，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⑫高里科夫等：《列宁是怎样写作的》，刘循一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4－5页。　　
⑬《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1页。　　
⑭《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7页。　　
⑮《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　　
⑯《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8页。　　
⑰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7、370页。　
⑱《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3页。
⑲《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1472页。
⑳《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页。
㉑参见顾玉兰：《列宁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第七章第三部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㉒《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2页。
㉓《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5、113、370页。
㉔《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5页。
㉕《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7、142页。
㉖《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7、256页。
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㉘《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㉙《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2页。
㉚《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0页。
㉛《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3页。
㉜ 参见《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3页。
㉝《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0页。
㉞《列宁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页。
㉟《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4页。
㊱《列宁全集》第5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3页。
㊲《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3页。

（作者系南京审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河海大学硕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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