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振平：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哲学思考

点击：作者：胡振平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发布时间:2021-08-09 17:41:23

【摘要】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功的原因之一正在于其哲学方法论。从历史和哲学角度看，唯物史观提供的人民主体价值观契合了中国近代社会救亡的要求，使中国共产党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脱颖而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为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供了哲学基础，使之能够摆脱教条主义，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而壮大起来；实践综合开拓创新的辩证思维贯穿于实践和认识过程，使中国共产党在风云变幻中与时俱进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复兴的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不断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力量，为中华民族复兴和人类文明发展再创辉煌。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人们会思考一些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社团林立的20世纪初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残酷围剿下愈发壮大？为什么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等等。对此，笔者试图从历史的脉络和哲学的角度做些探索，以期总结过去，以利未来。

一、人民主体价值观的真正形成

要认识中国共产党就必须了解近代中国和近代世界。中国是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有着许多优秀传统，但无可否认，在近代她落后了。在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西方国家迅速崛起，虎视眈眈地将目光和利爪伸向了全世界，也包括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落后的清政府不断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使近代中国处于被列强瓜分的悲惨局面。这些都令无数中华儿女奋起探索救国救民之路。

承认落后并向西方学习是必然选择。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随后洋务运动兴起；甲午战争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失败，而后又有维新派依靠清王朝进行戊戌变法；但很快光绪被软禁，谭嗣同等六君子被砍头，变法失败。痛定思痛，中国先进分子的探索从器物到制度进而深入文化层面，如梁启超逃亡日本后反思变法失败教训，办起了《新民丛报》，其第一号发表《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强调要开“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底层早已涌动着革命的怒火，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统治。义和团运动矛头则直指帝国主义。早年曾寄希望于改良的孙中山，由于对清政府的失望，秘密组织兴中会、同盟会，首提“振兴中华”，不断进行武装起义，直至1911年推翻了清王朝，但政权却落到了军阀袁世凯手里。之后历史上演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等诸多闹剧和悲剧，人们对中国前途陷入了迷茫、悲观和失望。1915年，梁启超感叹“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然而，文化运动不断深入，各种主义蜂拥而至，各种党团也纷纷起来。科学、民主思潮的兴起以及对两千多年纲常名教封建文化的批判，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新文化运动由此而起。加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提振了人们的精神，吸引了中国先进分子的目光，有识之士更进一步地思考路在何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的大背景。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仅有50多位党员，十分弱小，与众不同的是，她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主义。

这一选择固然由于十月革命发挥了榜样作用，但根本原因还是中国社会与帝国主义之矛盾乃至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痼疾。“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它们要将中国变成其殖民地、半殖民地，以攫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不允许中国独立和强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相勾结，更严重地压抑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不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就没有任何出路。更何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来说，也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李大钊指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这表明：犹如凤凰涅槃，中国文明要在与西方文明冲突和交融中才能重生。

这一选择确实得益于十月革命，它使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革命者认识到了能够指导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敏锐地意识到十月革命与过去革命的本质不同，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之上的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了近三万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指出“与他的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那阶级竞争说”，“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党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毛泽东在1921年1月《致蔡和森》信中则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此信标志着他在比较了各种主义后做出了选择。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往往都通过斗争实践和反复比较才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唯物史观对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要，不仅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也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包括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价值论和方法论基础，使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困惑中看到了希望。而唯物史观之诞生则源于马克思将实践引入哲学的一场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将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

这一选择更源于中国先进分子救国救民斗争的迫切要求。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前夕，已经痛感必须唤起民众。他在《湘江评论》上连载三篇《民众的大联合》，不仅论述了民众大联合的可能、必要和途径，而且明确指出“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与此不同，唯物史观则是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活动）基础上的社会运动理论，它从根本上揭示了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批判了英雄史观，不仅契合了唤起民众的要求，而且真正将人民确立为社会历史主体。尽管过往无数运动都打着人民的旗号，以期取得正当性，但往往都将人民群众作为工具，作为自己赢得权力的筹码。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些打着民主旗号的西方政客是如何为一党、一阶级之私利而置民众生死于不顾。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地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选择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价值立场，走上了与过去一切党团不同的道路，即不是追求自身或自身小团体的利益，而是追求无产阶级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中华民族的独立、复兴则是这个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无私方能无畏，方能拼死奋斗，个人如此，党也如此，唯此才能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相勾结的强大反动阵营，真正动员亿万民众起来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最为突出的特点也是优点，就是站在工农大众立场上，组织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使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觉醒起来，成为革命斗争的中坚分子。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脱颖而出的最根本原因。

要使广大党员干部坚定不移地恪守人民主体价值观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因为这往往意味着奉献、流血和牺牲，而个人作为血肉之躯，是有着自己的物质利益和在此基础上的种种追求的。当事业和个人利益冲突时，能不能坚决做到人民为上，这是对每个党员的考验。在革命和建设的征程中，有不少共产党员乃至党的高级干部没有经受住这样的考验，成为叛徒或腐化变质分子，但是更多的共产党人经受住了考验。这些共产党人之所以能，既是因为近代中国面临的残酷环境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秀传统逼迫、激励着人们不顾个人安危起来奋斗；也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为党员和党的干部提供了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更重要的是，党来自人民，受人民信赖与托付。须知，人之所以是人，不仅是因为有物质欲望，更因为有理想和精神追求。人的社会实践，本身就是利用工具改造环境，追求更加符合自己要求的未来，这就是追求理想的过程。真正的人懂得个人是社会的一分子，自己的力量来自实践，来自社会，从而也懂得应当为社会、为人民、为国家，也为人类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一批在马克思主义教育下，经历着艰苦斗争考验的真正的人。他们以自己的奋斗和牺牲赢得了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也赢得了人民的信赖、敬仰和尊重！

在革命和建设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发展人民主体思想，并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和方法。譬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又如“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再如，根据中国国情和反帝反封建任务的要求形成了党的阶级路线，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依据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展创造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又逐步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正由于无数共产党人的英勇奋斗和先锋模范作用，正由于党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及对于亿万人民的组织动员，才有了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才使民族复兴大业蒸蒸日上。

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的巨大的成就，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新挑战，突出表现为西方反华势力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集结起来压制中国发展。然而，更根本考验还是在内部，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否始终坚持人民主体的价值观。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的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并强调“这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与此同时，全党进行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脚踏实地进行着党的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坚定不移地抑制腐败。这许多举措意在促使人民主体的价值观落到实处，唯有真正将人民主体价值观落到实处，才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创造历史伟业的根本保证。

二、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奋斗道路上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是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而20世纪初的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产阶级虽已产生，但人数不多，力量也比较弱小。虽然列宁主义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纳入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但是如何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条极为艰难的探索道路。

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固然由于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不懂得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又忽视了枪杆子，而被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反革命政变打了下去，但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年幼的党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质认识不足，教条地以为共产党只是支持国民党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土地革命之初，许多起义的失败也是由于照搬照抄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秋收起义最初目标是打长沙，但是敌强我弱，起义队伍被打散，无奈之下，毛泽东在文家市集合起被打散的部队，另辟蹊径，上了井冈山。通过井冈山开辟根据地的实践，毛泽东逐步总结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前五篇文章，就生动地展现了毛泽东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并将实践经验逐步提升至中国革命道路乃至思想路线高度的过程。其中第五篇《反对本本主义》，就是毛泽东面对教条主义的呐喊，他深刻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并第一次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实际上是后来《实践论》《矛盾论》的先声，是《新民主主义论》所概括“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先声，也从革命实践和认识论的角度确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唯物主义。然而，毛泽东的呐喊喊不醒教条主义，他们以“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为借口，将毛泽东从领导岗位上拉了下来。直至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长征，湘江血战的惨痛教训再次刺痛了广大党员干部，这才有遵义会议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实际确立，才有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突破重围到达陕北。历史表明，除了广大党员干部的英勇奋斗外，还必须有正确的路线，才能使革命取得胜利。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能够不断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并且将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哲学高度的党。到了陕北之后，毛泽东十分注重哲学研究，“两论”就是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实践论》的重要性就在于，在认识论层面系统科学地论证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提供了哲学基础。《矛盾论》则通过对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的系统论述，阐明了矛盾“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的道理，并强调这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从而也从辩证法高度为实践第一原理进一步做了论证。

毛泽东的“两论”不仅强调了实践的基础地位，而且十分注重实践基础上认识的能动作用。马克思在将实践引入哲学时就强调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毛泽东则引用列宁的话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即实践本身就是人能动地改变环境和世界的活动。直接现实的品格决定着实践高于理论认识、实践出真知；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从而使大量实践中得来的特殊经验可以转化为普遍的理性认识，进而指导和有力推动新的实践，但是这种指导又必须结合新的实际。因而，毛泽东又指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而这又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科学阐述了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对中国革命斗争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然而，毛泽东的观点在全党范围内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两论”发表不久，1937年底王明回国，由于其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的地位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本本的熟悉，加上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的错误判断，他下飞机伊始，就发表洋洋大论批评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上的许多正确主张，一下子唬住了许多干部。之后，他在武汉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的工作中继续贯彻对国民党无原则迁就退让的错误主张，直至中央政治局派任弼时赴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王稼祥回国时又捎信指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该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在1938年9月至11月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做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不仅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错误主张，阐明了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而且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940年，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科学地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并强调“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又对“实事求是”这个成语做出了新的解释，生动而通俗地诠释了党的思想路线。延安整风对于中国革命极为重要，因为它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在正确路线基础上统一了全党思想，也只有全党思想的统一，才能步调一致，才能凝聚起磅礴力量，夺得后来一系列胜利。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为广大干部提供了认识论、方法论指南，实践唯物主义逐步深入人心，成为强大的思想武器，并转化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例如，毛泽东正是运用这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抗战之初发表了《论持久战》，抓住了战争双方的特点及时代特点，具体、历史地分析了抗日战争形势及其走向，不仅得出了持久战的预见，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而且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战略和策略，指导着抗战。《论持久战》不仅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民心，也使许多国民党将领折服，而战争发展的趋势也完全印证了毛泽东的预见。这些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国内条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奠定了重要条件。再如，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现实出发，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新民主主义论，指出中国的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这一理论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实际，而且为其出路指明了方向，极大鼓舞着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第一阶段的理想，新中国的成立就是其伟大成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所取得的抗美援朝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都离不开“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实践无止境，对“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坚守也非一劳永逸。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工作中也有过失误，这些失误的哲学根源往往也在于偏离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一基本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哲学基础依然是实践唯物主义，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实事求是。探索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这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中心问题，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和国内建设的客观要求，是对于过往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在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发展，生动地体现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三、实践综合开拓创新的辩证思维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迫切需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学习苏联经验走计划经济的道路，是当时人们认为的必由之路。但是建设的实际经验告诉我们，要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仅靠计划的要求、理想精神的激励远远不够，还必须给劳动者以自主权和相应的物质利益。更何况，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需要开放交流，从而扬长避短、相互学习、相互竞争、相互补充，激发内生动力，吸取各种资源，为各自所用，从而实现效益最大化。当然，开放必须有开放的条件。新中国成立之初，冷战的国际环境以及中苏关系的恶化，使中国对外开放受到了极大限制。但是，形势也在悄悄发生变化，特别是由于新科技革命兴起，世界大战的危险减少，和平和发展时代特征逐步凸显，为我国提供了开放的条件。抓住这样的机遇，推动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做出的正确选择。邓小平1978年12月2日在为起草中央工作会议讲话的提纲中写下了“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还写下了“国内市场的重要”几个字，这可能是他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最早萌芽。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怎么结合，这是前无古人的世界性难题。为此，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长期实践探索和理性思考。这一探索可以追溯到党的八大上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而真正大规模、比较自觉的探索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邓小平始终强调和最终形成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具体体现。此外还有当时理论界热烈讨论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马克思关于管理二重性的思想（即市场这种资源配置的管理手段，除了社会属性，即生产关系属性一面外，还具有自然属性，即生产力属性一面，这为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剥离开来确立了理论支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演变，等等。

在不断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过程中，经过十多年探索思考，邓小平于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中第十二次发表了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并强调“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的判断为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提供了思想武器。党的十四大则第一次以政治报告形式郑重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些不仅体现着实践经验基础上的理论飞跃，也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实践指明了方向。

事物即过程，即矛盾，具体事物则是诸多矛盾的综合。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更是极其复杂的主观能动地作用于客观的矛盾运动。列宁曾把辩证法的要素归结为三条，其中第三条就是“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即分析和综合两者密不可分，综合中有分析，分析中也有综合，但在事物和认识发展的不同阶段，侧重点有所不同。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是对立统一规律的集中体现和运用，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实践中的根本方法。认识中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就是分析综合。实践则是人在认识指引下运用工具等手段作用于对象，经过改造使之成为人所需的东西（实现理想）的过程，更是直接对于对象的分析和综合。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我们会遇到许多矛盾（问题），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分析问题，不断运用各种手段解决问题，这便是分析和综合的结合。我们就是运用辩证思维，根据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通过一系列手段（如法律、行政、思想引导等），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既有计划（规划），又有市场，既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方向，又利用市场机制调动各个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加快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这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亿万人民进行实践的过程，充满着艰辛曲折，从大的趋势看也在走一条矛盾展开、逐步解决并趋向综合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曾经走过一段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走上了改革开放道路，经济有了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升，但是由于缺乏经验，特别是对于市场机制的负面效应估计不足，也走了弯路，贫富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生态环境受到较大破坏，人们思想道德滑坡，干部腐败现象突出，等等。如果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在苏东剧变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之时，不仅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并且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扩大开放加入了世贸组织，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那么在21世纪初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则针对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以人为本”“求真务实”“和谐发展”等重要理念，并且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以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对种种问题进行校正。正是通过几代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乃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在实践上逐步进入全面综合的阶段，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是“进行自我批判”的阶段，超越自身、开拓创新则是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突出体现了这种全面综合开拓创新。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根源于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把握：全球化、多极化、多样化、信息化深入发展的趋势，意味着全球治理问题不断凸显，必须改变原来的发展理念，不能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以邻为壑，零和博弈，不能只追求经济效益，不惜破坏环境，竭泽而渔，而要“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信息化深入发展深刻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创新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手段和契机。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更是针对我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是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企业效率下滑，重大安全事故频发；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收入差距较大，人口老龄化加快，消除贫困任务艰巨；人们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有待提高；法治建设有待加强；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和能力水平有待提高，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有待强化”。它的提出不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规范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也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着社会主义方向。它的提出深刻地反映着我们党的实践意识、问题意识，也深刻地体现出实践综合开拓创新的辩证思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做出了科学判断，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判断的重大意义在于正视矛盾并以辩证思维对解决矛盾的基本方式做出界定：发展中的矛盾要通过发展来解决，要靠创新和协调来解决，要靠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和社会建设来解决，并且在这一基本判断的基础上系统策划、全面布局、雷厉风行、狠抓落实、抓铁有痕、坚持不懈，开辟体现新发展理念的新发展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成绩斐然，中国崛起已经令世界瞩目，而这个崛起背后的制度原因更令西方国家震惊，因为它正如当年李大钊期望的“第三新文明之崛起”。这种制度优越性在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在于党和政府集中统一的规划领导和广大民众积极性的调动，在于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又采取了积极开放的政策，还在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从最近一年多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泛滥和中国出色的疫情防控，从“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从中国经济迅猛高质量发展和脱贫攻坚任务顺利完成、生态环境获得较大改善，乃至从党风政风民风的变化等方方面面来看，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感受到正在展开的“新文明模样”。然而，越是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越应当看到我们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成就和挑战的综合体现。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复兴的曙光就在前面，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在更加充满信心的同时，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单向度直线型思维，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力量，为中华民族复兴和人类文明发展再创辉煌！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原刊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4期，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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