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信仰,践行使命
——赵小鲁和年轻朋友关于信仰使命的谈心录
【说明】本文第一、二、三篇已发(可点击文后【相关阅读】浏览),目录为: 一、信仰和使命; 二、我对信仰的思考和基本认识; 三、十三份入党申请书; :用理论点燃指路明灯 五、寻找失落的长征精神; 六、踏着先烈足迹,坚守信仰,践行使命。 以下为第四篇。
以下摘自《再论如何认识毛泽东》(2015年9月4日)的一段文字: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不仅为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共和国作出卓越的,无人可比拟的贡献,而且将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
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痛心地看到,中华民族如此伟大的民族英雄和精神领袖,最近这些年,却不断遭到非议,甚至被无耻文人所污蔑、诽谤。即使在当代年轻人中,毛泽东也开始成为遥远和淡漠的历史人物。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却面临着严重的贪污腐败,社会奢华糜烂,人们信仰缺失,道德大幅度滑坡,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复杂,越来越多在五六十年代生活过的人,开始越来越怀念毛泽东。
第二个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伟大的民族英雄。
刚才我已经讲到,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自己的民族英雄是不可想象的。中华民族占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世界上成为翻天覆地的一件大事。我觉得,能够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领袖的条件是:第一,具有世界性的影响;第二,为民族复兴贡献一切;第三,为民族兴亡指明方向;第四,为民族复兴奠定基石;第五,民族复兴伟大斗争中的引领者和掌舵人;第六,为民族复兴贡献思想和理论。
这些年,在考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唯此为大的主题时,我逐渐发现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有自己的精神领袖。民族复兴要经历经济复兴阶段,文化复兴阶段,但最终要实现精神复兴。一个民族要没有精神复兴,也就没有民族的最终复兴。一个民族没有精神复兴,即使经济发展了,也不可能成为优秀民族,经济上取得的成果也不可能持久。
我们不能不痛心地正视,我们的民族精神正在衰减消融。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史,和秦汉以降两千年的辉煌文化,足以自傲世界。但在1840年以后,中国一步跌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就是无根文化,奴性文化。这种文化的劣根性,至今还在影响我们的年青一代,特别是年轻知识分子,并且,影响我们的民族文化复兴和精神复兴。我们在很多问题上,仍然自觉不自觉陷入崇洋媚外的思想和心理误区。在我们很多人的潜意识中,始终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其文化历史根源,就在于1840年以后的无根文化、奴性文化的影响。中华民族要真正实现伟大复兴,必须要有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我们要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自卑、文化迷茫中彻底觉醒,实现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但是我们不禁扪心自问,我们中华民族是否意识到,我们要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吗?我觉得还有一个很艰难的认识过程。
一个民族拥有自己的精神领袖,是民族伟大复兴的先决条件。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高举民族精神领袖的旗帜。无论是世俗领袖、宗教领袖,必须具有人格、信仰、理论、贡献四个方面的因素。而世界性民族的精神领袖,必须有世界性的影响和贡献。没有精神领袖的民族,不可能实现精神复兴。民族复兴也就成为一句空话。比如,在世界各国中,凡伟大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领袖,精神领袖。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法国的戴高乐,美国的华盛顿、林肯。在世界著名宗教中,源远流长的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等等。都有自己的精神领袖。
我直言不讳,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领袖。让我们简略回顾大家熟知的历史。第一,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夫人杨开慧、妹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儿子毛爱英,共六位亲人的宝贵生命。第二,毛泽东创建、组织、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毛泽东指挥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在井冈山会师,创建了红军。第四,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第五,毛泽东创建了瑞金第一个红色政权。第六,毛泽东在红军时期多次受到不公正对待,政治上四起四落,屡次被排挤,始终没有动摇革命意志。1923年,落选中共四大中央委员。1927年,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年,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1932年,被停止红一方面军军事指挥权。对中央和红军的重要决策都失去了发言权,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被排挤出中央和红军领导岗位。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在红军几近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才重新回到中共核心领导层。第七,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指挥红军突破重围,胜利到达陕北。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第八,抗日战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表《论持久战》(1938),《新民主主义论》(1940),壮大抗日统一力量,取得了抗战胜利。第九,解放战争,指挥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第十,抗美援朝,为中国争取了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时间。第十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路线,在中国初步建成独立的工农业体系,为后来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奠定了最初的物质基础。第十二,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和全国人民共度时艰,拒绝吃肉,穿补丁衣服。第十三,毛泽东大气恢弘的外交战略,极大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第十四,毛泽东去世后,没有留下一分钱个人财产。第十五,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思想理论财富。
特别说一下,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初的思想基因,来源于毛泽东思想。我们现在有些理论家,主张把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割裂开来,是完全错误的 。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后来的邓小平理论,也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
中国革命孕育锻造了一大批革命领袖人物,每一个人都有经天纬地之才。但是,他们都公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都发自内心的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的历史就可能重写。也许,中国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这就是对毛泽东的公正评价。
纵观中国近代革命史,毛泽东的个人历史是和共产党的历史,红军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否定毛泽东,就否定了近代革命史,否定了共产党,否定了红军,否定了新中国。
任何一个民族的精神领袖,从个人角度而言,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但是,当他成为一个民族精神领袖的时候,我们需要保护和弘扬的,就是他所有集中中华民族优秀素质的那些品格。有时候我在想,中华民族其实很幸运。我们有了毛泽东这样一位伟大的世界性的民族精神领袖。他终其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中国革命多次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只有毛泽东最终拨开迷雾,指明航向。如果我们看看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就会对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深为惊叹。
我们看看中国近代史,从共产党成立,井冈山、瑞金、长征、延安、西柏坡,到建立新中国,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关键时刻,都是毛泽东在引领中华民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航向。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我们的民族精神领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毛泽东,呼唤毛泽东。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格局中,为什么毛泽东这样一位中华民族的伟大领袖,现在被一些无耻文人肆意泼脏水,诋毁辱骂。更可悲的是,我们至今还很少有人公开站出来,谴责这些污蔑中华民族精神领袖的龌龊小人。我认为,这恰恰是世界上反对中华民族崛起的那些阴暗势力,长期遏制中华民族崛起,在精神文化上,阻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敌对势力,长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年,随着中国崛起的步伐越来越快,世界霸权国家对中国围追堵截也日益公开化。国际形势也越来越复杂。我在2000年英国留学时,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崛起的过程,将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变局,将改变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势必遇到世界某些强国的反对和遏制。我们对经济战线上的挑战,已经有越来越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对于文化战线、精神战线、思想战线上的挑战,我们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甚至还没有意识。实际上,西方推行霸权的国家,出于本国利益考虑,几十年来,从来没有放弃和改变对中国和平演变的计划,全面遏制中国崛起,一直是霸权国家的基本国策。这甚至并不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国家利益使然”。现在看起来,十几年前写的这段话,我认为,仍然是正确的。
世界霸权强国全面遏制中国崛起,不仅包括经济上、军事上,也包括文化上、精神上。诋毁毛泽东这位中华民族的精神领袖,实际上,就是想使中华民族没有自己的民族英雄和精神领袖。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民族自尊、民族信仰和民族自信。大家想,一个没有·民族精神领袖的民族,有可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吗?”
【摘自《再论如何认识毛泽东》(2015年9月4日)】
我在一次会议上,即兴发言,情不自禁说:我们中华民族愧对毛泽东啊!说到这里,我几乎泣不成声。全场寂静无声。
1、我自2001年开始给年轻律师讲课,多年来一以贯之的一条红线,就是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有理论,有思考,但根本是实践。理想信念体现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的每一个案件,每一个当事人,一言一行当中。禅学讲究“生活禅”。我们讲理想信念,也是贯穿于生活工作的一言一行之中。
2、做律师,是我一生的追求。我的榜样,就是为劳工仗义直言的共产党员——施洋大律师。做律师,就要为公平正义而奋斗,做律师,心中要有老百姓。律师执业近四十年,一刻不敢忘记我的心中楷模。
3、“我个人认为,共产党员律师坚持理想信念,应当有四要素。第一点,我们要坚定不移的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绝对不行的;第二点,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富国之路,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如果有时间,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方面的体会;第三点,我们要坚持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第四点,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我们的理想信念,应当建立在上述四个要素的内容基础上。前三点,可以是全行业律师同仁的理想信念所共有;第四点,应当是共产党员律师的理想信念所特有”。【《理想信念和服务大局》(2012年6月29日)】
理想信念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过程。理想信念一定要和本职工作结合起来。“我认为,共产主义信仰,理想信念,真的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随时都会和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相关联;和我们的人生经历和人生选择相关联;和我们的律师实践相关联。我们律师,应当是知识分子中精英的精英,在成熟的法治发达国家,律师人才都是各级政府领导人的后备人才。我们虽然远远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但作为一名优秀律师,党员律师,一定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树立追求公平正义的律师职业理念”。【《理想信念和服务大局》(2012年6月29日)】
4、我很自豪的一件事是,执业近四十年,亲自承办和主持研究指导疑难复杂商务诉讼案件和国际仲裁案件三千多件,无一例工作失误。每一件案子。都是从零开始,如履薄冰。力求将每一件案子办成艺术品。不但经受住时间检验,而且成为经典案例。
5、我最受欢迎的一个讲座主题,就是《年轻律师开拓法律服务市场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我的律师业务,曾三次从零开始,在及其艰苦的条件下,迅速开拓市场,打开局面。所以,开拓法律服务市场,都是我亲身经历的经典案例,上升为理论。包括《三大法律服务市场的辩证关系》;《以政治文化引领市场开发》;《临门一脚的艺术》;《谈判的技巧和本质》;《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盯着田里的》;《律师的自信和底气》;《律师气质的涵养》;《开荒探矿的学问》;等等。粗略计算,有数十个子课题。
6、1989年,我38岁,辞去北京市委党校工作,投身中国律师改革事业,做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从零开始,发起创办了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大地经验影响了中国律师行业律所体制改革十年之久;46岁,放弃所有的客户资源,从零开始,经司法部派驻香港工作,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律师制度;48岁,放弃多年打拼积累的客户资源和市场资源,从零开始,远渡重洋,到英国留学,研究两种社会制度的前途命运;55岁,在亲手发起创办和倾注多年心血的大地所,各方面达到最好状态时,婉拒大地所合伙人会议三次挽留,再次从零开始,创办赵晓鲁律师事务所,探索中国律师行业中小所精品化道路。半生五次起承转合,大舍而大得。舍的是个人利益,得的是胸怀天下的眼界和境界。
7、自1995年作为第一批专职律师走上行业自律领导岗位,二十四年律协工作,全程参与律师体制改革的主要环节。被同行誉为律师体制改革的“不老松”,“活化石”。在全国律协和北京律协兼任各种职务的二十多年中,我把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投入行业协会工作中。我对律师行业有深厚的感情。律师行业培养了我,我也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回报给我们的行业发展。
8、两届七年监事会实践,做了“开创性工作”。撰写二十万字《监事会工作研究》。为行业发展提出数十条建议,基本为行业所采纳。推动召开全国律师行业监事会论坛。七年中,中国律师行业监事会从最初的十一家发展为六十七家,开始在全国律师行业推广。在完善两结合行业管理体制中,监事会制度在行业自律民主管理中的重要作用,逐步在全行业达成共识。【详见《两届监事长,一生律师情》(2012.2.12)】
9、律师党校是律师行业党建工作的重要平台。在担任律师党校常务副校长六年中,积极加强党校建设,为行业党建工作打造党建坚实平台做出努力。【详见《关于律师行业加强党建工作和重视律师业余党校工作的再思考和再建议》(2014.12.31)】
10、担任北京律协第六七八九十届律协党委委员。提出行业党建工作多项建议。坚持调查研究,先后六次参与北京律师行业的党建工作调研。特别是百家律所调研,呼吁中小所精品化。北京律师行业调研报告,全面总结行业党建工作,很多建议,受到北京市领导充分肯定,直接送组织部门决策参考,并获得北京市党建研究工作一等奖。形成《中国律师行业党建文化研究》(文稿)二十余万字。
11、执业近四十年,先后提出有关律师体制改革的数十个建议:多为行业采纳。最重要的有,第一,“律师心中要有老百姓”;第二,“抓住行业党建工作,就抓住了行业发展的龙头”;第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时事事对客户负责”,是律师执业的最高宗旨;第四,提高律师综合素质,要树立七个大局观;第五,律师行业长期面对“一个发展瓶颈,三块发展短板”的挑战;第六,建立各级党委法律顾问制度;第七,律师十诫和律师最大诚信化原则;第八,律师行业要为建设法治国家培养一批担当社会重任的领导人才。【《中国律师行业要重视政治文化建设的再思考》(2014.3.2)】
12、律师行业是唯一和国家政权建设紧密联系的特殊法律中介行业。第一,律师行业直接和国家依法执政相联系;第二,律师的六大知识结构;第三,律师的四个职能;第四,律师的六大属性,首先是政治属性;第五、律师的六大思维方式;第六,对西方法治思想的扬弃;第七,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律师执业之魂。第八,法学理论和律师实践的高度结合;第九,律师行业的地位作用是社会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第十,律师行业的发展方向,决定中国依法治国的兴衰。【详见2020年11月8日《中国律师行业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13、反复强调多次撰文《中国律师行业要高度重视“一个发展瓶颈三块发展短板”的挑战》(2015年4月1日)。“一个发展瓶颈是,行业精神建设滞后于业务建设,律师质量提升滞后于数量发展。三块发展短板是,中小所的战略发展问题;年轻律师培养接班的问题;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律师政治学的研究完善问题”。我由此长期呼吁中国律师行业要把政治思想建设放在中心战略位置,“律师要讲政治”;长期呼吁制定年轻律师滚动培训的五年规划;长期呼吁坚持中小所发展作为行业发展的战略任务;长期呼吁持续不懈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政治学和律师学。【详见《在律师行业党建工作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的几点建议》(2007年8月8日)等一系列文章】
14、长期研究律师行业的党员律师标准。撰写了一批文章:《共产党员律师应当信仰马克思主义》,《一个党员一粒钟,一个支部一面旗》,《关于党员律师的党性修养问题》,《关于共产党员律师的标准问题》,《共产党员律师的六大模范作用》等,累计数十万字。
15、共产党员就要讲真话。我常说的一句话;职业分工有体制内外之分,但共产主义信仰没有体制内外之分,党性原则没有体制内外之分,党员责任没有体制内外之分。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就要讲真话。我被称之为“最敢讲真话的政协委员”。我的座右铭:“不辩毁誉,直道而行”。在两届十年政协工作中,提出政协提案近六十件,百分之七十关涉老百姓民生问题。【《“关于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民生问题的提案》(2009年1月13日),《关于北京1.9万户业主因为房地产违规开发长期无法领取产权证的提案 》(2011年12月8日),《关于抓大放小到两翼齐飞,全面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的提案》(2010年2月13日),《加强政协民主监督是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重要措施》(2015年6月2日)】
16、呼吁尽快制定《北京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全程参与《条例》研究制定。在没有纳入五年立法规划的前提下,得到北京市政府高度重视,《条例》在2013年12月27日通过。又配合政府,义务向北京市十几个区县中小企业家讲授《条例》,听课企业家近万人。
17、在世界疫情蔓延,中美博弈激化的大背景下,向最高检察院提出《“关于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提振民营企业家投资信心,保障民营企业正常经营秩序的十一项建议”的再思考和再建议(2020年3月18日)》。在《十一项建议》中,提出“保民生就要保民营企业,保民营企业就要保民营企业家”的理念。并就政策和法律允许范围内,对民营企业非暴力经济犯罪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十一项建议》受到有关领导高度重视。
18、实现司法公正的治本之策是发挥律师在诉讼制度中的制约与监督。我们的法院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冤假错案?我作为多半生在诉讼第一线的老律师,不能不注意到,是我们的监督制约机制缺陷所致。法律职业共同体,只有公检法三机关,没有律师一席之地。结果导致律师的意见不被重视。凡冤假错案,都有一个共体特征,律师的正确意见不予采纳,律师也没有反映意见的渠道。所以,我提出来,在诉讼制度中,加强律师对公检法机关的监督,是保证司法公正的治本之策。
1、在北京市委党校担任教学工作。五年累计听课学员,包括北京市和中央驻京单位各级干部,累计超过了一万人。三次被党校评为“最受学员欢迎的青年教师”。
2、研究呼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政治学和律师学。2001年从英国留学回国,即开始研究讲授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西方法律中国化,中国法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包括法律和社会、法律和党的领导,法律和政治,法律和政府,法律和政策,法律和国际国内大局观,法律和三个法律服务市场,法律的六大功能,法律和老百姓,法律和公平正义,法律和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和行业政治文化,法律和文化,法律和相关学科的关系,法律要在中国文化母体中生长,法律要研究和解决黄土地上自己的问题。
3、自2001年留学回国开始,我受律协委托,长期系统为北京律师和新成立律所的合伙人讲授“理想信念和律师执业成长之道”的系列讲座,累计举办讲座八十余个专题,涉及律师执业成长的二百个具体问题。十八年中,听课律师将近两万人。我出版专著三部,一百五十万字,撰写文章和讲座文稿四百余万字,《律师心经》文稿一百二十万字。2013年开始,担任北京律师业余党校常务副校长,讲授专题党课三十余次。我说,我是天生做律师的料,也是天生做老师的料。出版了《中国律师行业政治文化研究》(60万字)。
4、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学和律师政治学。先后提出学习法律的五层境界;律师的六大职业属性;公平正义的四大基石;律师的七大知识结构;诉讼律师的六大思维方式;分析案件的六大元素;情理法相统一的法理基础;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法理基础;律师树立七个大局观的辩证关系;律师开发三个法律服务市场的辩证统一;等等。
5、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冥冥之中,也有很有意思的事情。父亲去世后,我们在收集家史资料时,从资料馆找到爷爷赵兴纲的一些资料。原来我爷爷曾经是1912年创办的北平朝阳大学法学院的法律系毕业生。后来参加抗日学潮活动,被日本鬼子追捕,跳车受伤,不治身亡。又查到,北平朝阳大学法学院在1950年组建成人民大学法律系。而我父亲正好在北京军管会,负责高校组建合并工作。看来,我学法律,考入人民大学,又分到人大一分校法律系,也算是子承祖业了。更有意思的是,我父亲在反右期间因“包庇右派”政治蒙冤,从中央下放到北京一家国营大厂工作,担任过工厂职工学校的校长。我后来也担任过北京律师业余党校的常务副校长。有意思吧!随手写下这段文字,也算是对老一辈的纪念。
(未完待续;作者系北京市赵晓鲁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昆仑策研究院首席法律顾问;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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