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商品、市场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两个流行话语。然而，在中国社会里，有许多学者一直在思考，它们究竟是什么，究竟意味着什么！本体论能够提供对这样的问题的回答。最近，我们看到，国内有学者提出，市场就是私人资本。而最近的政治局会议首提“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真正贯彻这次政治局会议精神，有待于我们对市场、市场经济有一个正确的本体论认识。这里发表的是我院高级研究员王今朝教授在十九大前写成却未发表的一篇学术文章的一部分。该文阐述了市场一词包含的含义有近十种，而且在它们之间，有的是截然对立的。
对市场经济的本体论再认识
【摘 要】“市场”和“市场经济”本来在中国政界和经济学界的话语地位微不足道。毛泽东罕提市场、效率，却带领中国实现了长足的发展。西方经济学界其实也开始了对市场经济的反思。他们所提出的市场失败理论就是如此。但是，他们的理论并没有触及市场本体，而只是涉及市场的附着物或联系物。对静态的市场机制的数理分析和动态的创新机制分析以及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分析都证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是存在限制的。
一、引 言
一种观点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毛泽东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邓小平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从理论上看，也从邓小平的本意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然与计划经济体制不同，也就存在对立。因为不同即意味着对立。从否定之否定的模式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然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否定，[2]那么，从辩证法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又包含什么否定因素，从而推动未来的“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对“市场经济”做出本体论的分析。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为了准确、科学地理解和把握这个论断，也需要对“市场经济”做出本体论的分析。在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5年后，在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笔者注：该文写作于三年前），对究竟什么是市场经济做出更具深度的理解，是非常有意义的。
二、中国学者对市场、市场经济和效率的本体论认识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学者。[3]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市场”和“市场经济”在中国政界和经济学界的话语地位微不足道，这由其在《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选》等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用法即可证明。从频率看，在网络流传的总字数达29万字之多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集1949-1957年的文献）中，“市场”一词出现仅18次。而毛泽东对市场一词的用法与当下有很大的不同。至迟在1955年，毛泽东是把“自由市场”作为错误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来看的。他说：“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原料，横直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4]①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中即使有市场，也认为，这个市场是有控制的市场，而不可能是对任何人都自由的市场。而所谓自由市场，很可能就是资本家、资产阶级所支配服务于他们的利益的市场。也就是说，对于国家的治理而言，对市场的控制是必然的，不是无产阶级的控制，就是资产阶级的控制。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完全符合马克思的辩证法原理。在辩证法的“对立统一”（the unity of opposites）这个核心词汇中，所谓对立，就是一个事物总是与其它事物相联系。“市场”这个事物，要么与无产阶级（及其政府）相联系，要么与资产阶级相联系。可想而知，如果每个单个市场都由几个资本家控制，由所有市场构成的经济就是资产阶级所控制的“市场经济”了。即便绝大多数或大多数市场由资本家控制，由所有市场构成的经济就几乎是资产阶级所控制的“市场经济”了。由此看，市场经济也没有自由，它要么是由资产阶级控制，要么由无产阶级控制。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对无产阶级就是不自由的。——在生存工资条件下，无产阶级即使能够理性地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的每一块钱掰成两半花，所达到的效用水平可能也无法维持生存，更遑论发展了。即使工人能够拿到效率工资，福利水平又能提高多少呢？资本主义社会会因此永远避免经济危机吗？而一个所有市场或所有或大部分重要市场都由资本家说了算时，市场、市场解决就可以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划等号了，那这个国家的政府会是什么政府呢？政府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还能起多大作用呢？这时，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还要建立市场经济，最后结果将是怎样呢？这样来看，当一个国家发展到某个生产力比较充裕的阶段时，让私人资本混入国企、让私人资本借助PPP进一步实现资本增殖等使资产阶级的势力进一步得到加强的做法，都应该被否定。毛泽东有时是在市场是人们交换所赖以进行的系统、制度、程序、社会关系和场所的意义上来用这个词的。②比如，他说：“他们（苏联）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时，就是用的这个意义。又如，他还说：“这样做，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利于发展生产、稳定市场，有利于争取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4]也是用的这个意义。有时，毛泽东把农村、城市也作为市场。“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比如，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为农业服务。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4]按照这个意义，我们完全可以说，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实际上已经是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通过交换来分配的市场经济了。有时，毛泽东的市场概念可以引申为是指销售量。比如，他1957年说：“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4]这里，市场就有销售量的意思了。只有销售的场所而没有销售的数量显然是不够的。这种用法是与管理学、营销学等的用法是一致的。[5]苏宁在《市场决定一切》中的“市场”也是指销售量。在苏宁该文看来，中国“自主研制飞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民航总局不让飞、国内各航空公司拒绝要，最终上亿的研发资本和老一代航空人的努力和心血只能“付之东流”，因此，在其它条件都具备后，“市场”（即销售量）的有无和大小成为决定中国大型飞机制造业生死存亡的唯一因素。[6]很显然，如果中国飞机市场在市场决定的名义下被波音、空客所垄断（可能通过各种手段），中国飞机工业就没有未来。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市场”一词最基本的含义只有一种，即它是指销售量、销售场所。当这种市场是由资产阶级来支配的时候（让私人资本实现价值），就是毛泽东所反对的“自由市场”，当这种市场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即满足中国作为供给主体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交换所需的时候，这种市场就是社会主义市场，而由这些市场所构成的体系就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看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我们称之为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而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看，称之为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是更为科学的话语和术语选择。从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出现的极端市场化及其危害看，这种话语上的区别绝不是无足轻重，而是事关全局的。毛泽东从来没有用过“市场经济”一词。而且，毛泽东在少数使用“市场”一词的场合有时也用来指人民群众的支持。比如，1957年他说：“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4]这与他秉承和创造性发挥了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的英雄史观是一致的。
计划经济在中国经济话语体系中的边缘化是与某些国内外学者所推出的计划经济无效率命题相联系的。毛泽东讲不讲效率？他太讲效率了，不然无法在短短的28年时间里就建立了一个前无古人的人民共和国，不然，也无法在短短的27年时间里用计划经济的办法实现了资本主义数百年才实现的经济发展（中国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建成初步完善的工业体系，苏联则至少以计划经济所建成的工业支撑取得了二战胜利）。但他一生极少使用“效率”一词。四卷《毛泽东选集》中效率一词只出现过四次，其中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1945）中出现过三次。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效率和平等、公平是高度一致的，因此，没有必要把效率突出出来大讲特讲。而且，效率是抽象的。在不同阶级的人的眼里，效率具有不同含义。资产阶级所讲的效率就是个人的发财致富，并在个人发财致富需要时，要求政府发挥作用。而这种个人和少数人的发财致富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工具所得到的人口红利和资本主义制度红利。当资产阶级政府为资产阶级个人发财致富保驾护航时，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制度红利。③当孤立地大讲特讲“效率”时，这个效率就很可能只是指资本家的发财致富。当中国人民普遍还收入较低时，“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对大多数人来说还表现不出这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资本家的发财致富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达具有共线性，而它们之间的内在矛盾（微观和宏观的不一致）也在发展着，否则，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就不应该衰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也不应正在衰落了。[7]应该说，没有讲效率、市场、市场经济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反推，那些大讲特讲效率的人可能反而不知道效率究竟为何物！中国曾经也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会发展到何种地步！
毛泽东在1949-1957年的文献中可能仅有两处使用了“效率”一词，而且是不同的用法。他说：“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在这里，效率应该主要是指企业管理效率。而他说“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4]则是一种社会主义社会应该讲究的社会效率了。其中的意识形态成分与前面指出的资本家的效率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成分完全相反，蕴含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的思想。
改革开放后，“效率”一词在党的文献中的变化似有向毛泽东的用法回归的趋势。我们的提法已经从兼顾效率公平（十四大提出）变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再变到“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十六大），再到“更加注重公平”（十六届五中全会），再到后面提出“合理的收入分配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十七大），“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八大）。刘国光（2003）就提出淡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主张向实行“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原则过渡”，主张把效率优先应该放到生产领域去讲，而不是分配领域，主张强化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市场经济的旗号下，讲究效率走到了它的反面。这其实也意味着对市场的强调走到了它的反面。这就回归到毛泽东的效率、市场概念上了。
三、西方学者对市场和市场经济的本体论认识
亚当·斯密以“看不见的手”的隐喻著称于世，并被许多人广泛认为是一个市场主义者。而阿里吉（2009）认为，斯密《国富论》的观点不是主张市场至上，而是主张市场是政府的工具。[8]哈耶克（Hayek，1945）等人把市场与个人自主权、效率最大化等价起来，认为在一个自由开放的市场中，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进行买卖，不受君王或官僚权力的约束，进而认为分权市场本身就会发现并发掘所有互利性的交易从而使科层指挥毫无必要（米勒，2003）。而早在哈耶克之前，马歇尔就否定了哈耶克的观点，他指出，（市场这种）自然组织学说被夸大就会产生很大害处，对于最爱好这个学说的人尤其如此。[9]这种观点和话语的变化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代表着西方人对世界经济秩序的不同看法。在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盛行并暴露出其极右主义本质后，西方学界对市场的本体论认识加深了。莱普尼斯（Lepenies，2014）指出，市场在亚当·斯密《国富论》中只是具有一种看不见的手的属性，只是在汤森（J. Townsend）笔下，它才成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哈耶克（Hayek，1945）笔下，它才成为一个奇迹（marvel）。[10]确实，新古典经济学把市场塑造成了一个具有自组织属性的超越所有个人能力服务于所有人的自然力量。而霍奇逊（2008）称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有一个关于超越制度、超越历史的市场普遍存在的神话。[11]从辩证法的角度看，霍奇逊的观点触及到了市场的辨证法属性，但还是没有解释市场是由制度决定的本质。也就是说，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社会主义制度在先，它对于市场和市场经济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当市场经济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后，应该用社会主义的原则去校正市场和市场经济，而不是用表面上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实际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去替代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所谓市场和市场经济，在一些重大的关键的场合，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路之争。比如，当资本主义在世界话语体系中名声极臭后，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就无法赞美资本主义，无法向社会主义国家直接推销资本主义，就不得不换一种话语体系来推销资本主义了。这时，用市场来代表资本主义，通过向社会主义兜售“市场经济”的理论、概念和制度来实现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和覆盖就顺理成章了。这就是和平演变的一种关键的手法。无疑，如果这种伎俩得逞，那么，一个国家的想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可能建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来，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就为西方国家起到了历史性的颠覆作用，而其西方意识形态的本质也就昭然若揭了。中国不乏相信西方学者的经济理论家。就连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经济学家（如陈岱孙等）也赞成借鉴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规律的总结，认为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规律的部分总结具有超越意识形态的工具价值。然而，辩证法要求我们以普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因此也要求我们不能被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神话理论所局限和迷惑。前面我们曾指出，马歇尔不赞成过度拔高市场机制的作用，比如，他认识到垄断对市场机制的破坏。但从本体论的角度看，马歇尔本人对于市场的作用也拔高了。在20世纪30年代，众多的经济学家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在叙述了基本理论后，“就在书中放烟雾，为的是不让人们看清他是在推卸责任，不对所有其他的问题加以证明。”[12]庇古（1920）使用了死于1900年的西奇维克（Henry Sidgwick）所提出的外部性概念，④给出了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第二个反例（垄断是第一个）。斯拉法（Sraffa，1930）基于更为深刻的方法论和自己的价值理论明确提出，马歇尔的理论应该被废弃。[13]凯恩斯1936年提出有效不足和政府干预理论，更是直指市场的普遍失败（即马克思早就着重研究的经济危机）。科斯（1937）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后来被认为指出了市场不能有效运作的另一种情形。萨缪尔森（1954）提出了公共产品的概念，指出它是不存在市场交易的。而到了70年代，信息经济学提出了不对称、不完全信息的概念之后，市场机制的无效性就更为严重了。在阿克勒夫（Akerlof，1970）的文章中，市场由于不对称信息的存在就完全消失了。[14]在中国翻译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上述现象被统称为“市场失灵”。其实，“market failure”不应该被翻译成“市场失灵”，而应该翻译成“市场失败”。就第一次在经济学领域提出这个概念的学者（Bator，1958）而言，它是指“市场失败”。[15]就上面所讨论的垄断、外部性、交易成本、公共物品、不完全信息理论来说，它们也是认为市场是失败的。就英文权威字典来说，“failure”一词只能翻译成失败。其实，所有这些西方理论都是针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及其现代代理人马歇尔的市场均衡论的。如果它们所研究的不是市场失败，而只是“市场失灵”，那么，把教科书的巨大的篇幅用于讲授它们和把诺贝尔奖授予它们的提出者，不是典型的名不副实吗？当然，中国学者在把“market failure”翻译成“市场失灵”时可能是有着种种的考虑的。根据对中国期刊网的搜索，题名包含“市场失灵”一词的最早文献是一篇译文：卢肯巴赫：《市场失灵与国家失误——起因及经济对策》（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2年第6期）。第二篇则是宋涛、张邦辉的《市场失灵和国家干预》（载《经济学家》1993年第4期）。1995年，胡代光教授沿用了同样的译法。[16]我们的未经仔细考证的推测是，经过宋涛教授的使用，特别是由于他把失灵又解释成为“市场运作的失误和偏差”，于是，中国学界就接受了把“market failure”一词翻译成“市场失灵”的译法。本来，这些学者是好意，提醒中国政府决策者不要忽视使用宏观调控。但相对于这里的分析，这种译法已经给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让步了。这种学术上的让步可能与中国社会今天对于市场的普遍迷信有一些关系。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生产（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交换（对象、场所、数量、方式、条件等）的观点，既然市场只是作为交换场所，市场必然也是由生产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作用必然服从于生产决定交换的规律，是在这一规律下起作用的。西方20世纪50年代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也同意这个观点。他们认为，新兴国家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不存在市场，因此不存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余地。因此，他们坚决地主张政府应该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决定性作用。而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则是实行计划经济。因此，不仅有西方经济学者论述计划经济的理论，[17]就连印度等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也采用计划经济。这种“短缺经济”下生产对交换和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在“丰裕经济”中也是成立的，⑤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并且，市场的作用在生产发展之后略有上升而已。如果我们跳出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所划定的市场经济理论的限制，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假如市场具有无限的决定性作用，那么，英国这个市场经济理论的诞生之地就不应该衰落。假如市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那么，美国这个市场经济理论的大本营也不应该衰落。然而，正如王今朝等（2016）所指出的，从1774-1909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均仅增长3.9%，由于在这期间人口增长近40倍，人均GDP的增长率只有1.1%。而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则降为约3%的水平。美国不仅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经济增长率极低，在除开战争时期之外的各个较短时期，也都没有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18]也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并不高。而且，可以设想，如果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如果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达到很高的技术、生产水平，美国的技术再好，其经济也不可能那样领先世界。这就说明，市场经济与美国经济的优势是没有关系的。这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观点是一致的。——美英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宣称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而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内在矛盾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如果市场经济具有无限的决定性作用，美英等国就不应该在所有制问题上大动干戈。而美国里根政府采纳供给经济学的主张，通过放松航空、铁路、汽车运输、电信、有线电视、经纪业、天然气等许多行业的干预和管制和降低税率的双重办法给私有垄断企业以更大更多更有利的活动领域。同期的英国撒切尔比里根活动范围更大，即把大量的英国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不是让市场决定，而是让政府发挥作用。只不过，这种政府发挥作用是采取一种资本主义化的政策。这被索罗斯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政策。[19]经过30多年的实践，现在有诸多美国和法国的著名学者（如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迪顿以及法国人皮克迪）指出，这种私有资本的运动已经使得它们的社会进入到一种令大多数人绝望的状态，又何止只是它们的经济走向乏力、新常态，财政、金融出现危机呢？财政、金融出现危机让它们的社会更加令人绝望，市场决定能够带来信心吗？[1] 廖心文.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试论毛泽东、邓小平对我国经济体制的探索[J]. 北京：党的文献，2008(6): 50-55.[2] 刘国光. 辩证地看中国改革三十年[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9(1):5-10.[3] 王今朝. 大学者毛泽东[N]. 产业人网. 2016-12-20. http://www.chanyeren.com/ThinkTank/wangjinzhao/2016/12/20/9349.html.[4]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5] 王今朝. 关于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学术认知[N].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6-12-08. http://ex.cssn.cn/jjx/jjx_gzf/201612/t20161208_3305679.shtml.[6] 苏宁. 市场决定一切[J]. 中国民用航空, 2007 (5) :1-1.[7] 王今朝. 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系统性和根本性[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6 (20) :14-22.[8] 乔万尼·阿里吉. 亚当·斯密在北京[M]. 路爱国，许安结，黄平，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9]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M]. 朱志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0] Lepenies, P. H. Of goats and dogs: Joseph Townsend and the idealisation of markets—a decisive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4 , 38 (2) :447-457.[11] 杰弗里M·霍奇逊. 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M]. 高伟，马霄鹏，于宛艳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2] 杰弗里·哈考特，普吕·科尔. 琼·罗宾逊[M]. 苏军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13] Sraffa P. A criticism” and “A rejoinder”, i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the Representative firm: a symposium[J]. Economic Journal, 1930(40):89-93.[14] Akerlof, George.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0, 84 (3) :488–500.[15] Bator M. The Anatomy of Market Failur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8,72(3): 351-379.[16] 胡代光. 西方经济学者论如何矫正市场失灵[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995 (1) :29-39.[17] 刘易斯. 经济计划原理[M]. 丁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8] 王今朝，张艺，龙斧. 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再思考[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6(5): 59-67.[19] 李栋. 里根经济学的政策实践及启示[J]. 财政研究, 2012 (1) :79-80.[20] 王今朝，龙斧. 马克思关于供求决定价格规律的假意识性质的交叉科学诠释[J]. 经济经纬, 2011, 28 (4) :4-8. [21] Jaimovich E, Merella V. Love for Quality,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5(97): 376-391.
[22] 丁伯根. 生产、收入与福利[M]. 何宝玉等译.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本文写作得到2015年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与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研究”（项目号：15JJD790024）的支持。】（作者系武汉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