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尼是西晋时期的文学家，他经历了西晋建国后的政治黑暗期以及贾后乱政、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等历史过程。他在反思和总结西晋政权倾覆的教训时，写出了千古名篇《安身论》。今天我们读这篇雄文时，依然能感到字字千钧。

 

 

潘尼认为，西晋政权颓败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全社会私心泛滥，贪欲横流，道德沦丧。特别是掌握庙堂社稷的权贵们，更是贪甚欲炽，纲维不立，致使政治败坏，国破家亡。

 

潘尼在《安身论》中对自私和贪欲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说，社会忧患的根源在于人的私心和贪欲。而残酷的真相是，自私者的私心是永远都无法被满足的，贪婪者的欲壑是永远都不可能被填平的。人的私心如果不能被满足，怎能不会相互争斗？人的欲壑如果不能被填平，又如何不会相互攻伐呢？于是，人人都自私自利，家家都欲壑难填。接着就必然出现全社会的“众欲并争，群私交伐”的现象，最后，社会秩序和道德根基就会全面坍塌。

 

然后，潘尼进一步论述了自私和贪欲对国家政治的危害。他说，那些舍本求末、不知进退的人，都把聪明才智和努力勤奋浪费在趋炎附势的交往上，奔走在攫取权、利的道路上。“朝有弹冠之朋，野有结绶之友。”结党营私之风在朝堂上越来越兴盛，贪名图利的恶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扩散。人一旦大权在握时，便“赴者鳞集”；人一旦丧失权力，便“散者瓦解”。“求利则托刎颈之欢，争路则构刻骨之隙”，“爱恶相攻，与夺交战，诽谤噂沓，毁誉纵横”。由此可见，整个晋朝庙堂之上丑态百出，国家纲纪败坏殆尽。

 

 

最荒唐的是，西晋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都带头卖官鬻爵，连手下大臣都看不下去了。有一次，司马炎问大臣刘毅：“如果与汉朝比较的话，你看朕跟哪个皇帝相似？”刘毅答道：“桓帝和灵帝。”司马炎很不高兴，反问刘毅：“有那么严重吗？”刘毅回答：“桓、灵二帝卖官，钱进入了官库。您卖官，钱却进了您的私库。就这件事情比较的话，您还不如桓、灵二帝。”

 

司马炎死后没多久，西晋政治的黑暗腐败、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和争权夺利使得国家陷入了极大混乱。先是贾后乱政，然后八王之乱，接着就是永嘉之乱，西晋在这样的形势下分崩离析。“五胡”（指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趁机入主中原，中国北方进入“五胡”统治时代，史称五胡乱华。那时候，中国北方千里赤地，遍地白骨，人口不足600万，这无疑是中华民族最黑暗、最悲惨的历史阶段。作为亲历者，潘尼希望通过总结西晋灭亡的惨痛教训，为国家和社会找到解决弊病的“药方”。

 

如何解决这一根本性弊病呢？潘尼提出了将个人私心与天下公心相统一，将个人欲望同天下愿望相统一的道理。他说“止则立乎无私之域，行则由乎不争之塗，必将通天下之理，而济万物之性，天下犹我。故与天下同其欲，已犹万物，故与万物同其利。”只有这有这样，私心和欲望才不会危害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

 

当然，作为统治阶级的一个成员，潘尼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历史阶段。因而，他也不可能站在全天下穷苦老百姓的立场来对统治阶级进行彻底的批判。他只能从门阀士族的立场出发，针对抽象的人性弱点，提出来反对私欲，建立公心，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稳固门阀士族的统治利益。

 

但尽管如此，回看1700多年前的这篇振聋发聩的文章，它依然能带给我们的灵魂以巨大震撼，它对私心和个人欲望的批判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物质的确十分丰富，但事实上我们也无奈地发现，尽管拥有了丰富的物质，但是精神世界并不充实，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比比皆是。同时，丰富的物质并不绝对与全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文明划等号，有时候恰恰是相反的。为什么呢？因为，如何安放灵魂深处的自私和欲望，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人类的巨大考验。

毛泽东在1944年提出了“为人民服务”，并使之成为党践行的宗旨。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并把它作为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我想，这两种本质一致的号召，都是对潘尼在1700多年前所倡导的“与天下同其欲，与万物同其利”在现代和未来的最好诠释和发扬。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自“宏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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