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的艾伦·杜勒斯详细勾勒如何用和平办法促使苏联的演变：“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步抹去他们的存在”，“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肆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方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

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伦·杜勒斯的哥哥约翰·杜勒斯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身上。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战略策略重点改变这一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防止“和平演变”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这无疑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但十分可惜的是，也正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在国内实施的过程中，发生了“左”的偏差，直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这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身上。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各地派性武斗不断并致使工农业生产下降。1967年5月，他在接见一国外代表团时指出：“本来想在知识分子(包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主讲人注)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1968年夏，各地武斗加剧，甚至酿成流血事件。其中，北京各高校造反派组织派到全国各地的串连和联络站与各地高校驻北京的联络站则起到“煽风点火”之作用。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等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负责人谈话。谈话从凌晨3时半开始，直到早上8时半结束，长达五个小时。毛主席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可能就在此时，毛泽东放弃了自己在没有经过生产一线锻炼过的青年知识分子中直接培养接班人的想法。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文革”中16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规模运动展开，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这其中有城市人口就业这一十分重要的安置问题，但我认为，毛泽东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出发的战略设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产生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上山下乡知青的经历，占这个群体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是上山下乡知青，占比28%。最高层的7名政治局常委中，有4位就有着上山下乡的经历，占比57.1%。总书记习近平在西北黄土高原一待就是七年。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现在正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2004年，习近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几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我国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必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与中国人口中最多的最底层农民的朝夕相处，对中国这一特有国情的亲身体悟，是这批知识青年终生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这可能是打断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预言链条的最可靠的战略之举，是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

从一定意义上讲，杜勒斯兄弟创立了“和平演变”理论，毛泽东创立了“反和平演变”理论。只不过他们所服务的对象根本不同：一是为着世界上的极少数人，一是为着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他们各自创立的理论都仍在实践中并相互较量着，这种实践和较量甚至是刚刚开始。

所以，党章明确规定：“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遇事同群众商量，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

一是要忧党、忧国、忧民。“心之忧矣，不遑假寐”，这是一个党员干部应有的情怀。我们应该超越范仲淹。

二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要有革命的大功利主义。

毛泽东同志说：“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

忧患兴国，多难兴邦。我在读到已经去世的我国著名的书画家吴冠中先生这样一段话时受到大的震动：“艺术只有两条路：小路，娱己娱人;大路，震撼人心。100个齐白石抵不了一个鲁迅”。

《国际歌》中讲：“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国歌》中也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资本主义民主是少数人为多数人负责，而社会主义民主是人人起来负责。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

让我们姑且承认资产阶级政治学关于精英政治的观点，我们是党员，是政府工作人员，我们不应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

这就要在搞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关心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关心国内外宏观、战略、前瞻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现在，流行着“细节决定成败”的警句。任何真理都是有条件的，不讲条件的所谓“真理”是谬误。正确的方向和战略决定之后，关键性的细节当然会决定成败。但是，不讲正确方向和战略的细节有可能将人引入误途。古巴人民的领袖卡斯特罗说：首先，“重要的是战略”，不是“策略上的细节”;“战略是社会主义!战略上国家控制经济，国家的财富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这是战略”。

我个人认为，未来三至五乃至十年内，我国将面临“五大安全”问题：一是经济特别是金融安全;二是社会特别是就业与分配安全，背后是所有制安全，实质也是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安全”，即《宪法》总纲中所说的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制度的安全;三是周边安全;四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安全;五是以互联网霸权领衔为背景和工具的意识形态安全。

从一定意义上讲，以上五个安全中，意识形态安全最重要。意识形态安全了，在思想、理论和政治上真正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四个安全都好应对。真正要做好以上“五个安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关键在人”。全面深化改革，也是关键在人。

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6月22至25日政治局专题学习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有天下为公的宽阔胸襟，摒弃任何私心杂念，把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

党章规定：“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坚持原则，依法办事，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地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加强道德修养，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不正之风。”

从1949年9月到1966年8月，毛主席一直住在清康熙年间建成的北京中南海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因年久失修，经中办有关领导多次劝说，主席终于同意进行简单维修。但1966年上半年，有关领导趁主席离京外出考察期间，却擅自作主对菊香书屋进行了大动作的维修。7月18日，毛主席外出考察回来，发现菊香书屋已经整修一新，这就违犯了主席给自己立下的规矩。主席发了一场大火，从此搬到经过简单整理的游泳池南面简陋的传达室和更衣室里办公、会客和休息。毛主席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十年，并在这里会见过尼克松、田中角荣等重要外宾。基辛格也曾四次来这里拜访毛主席。有关领导多次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劝说主席搬到条件好一点的房屋里，毛主席回答说：“我讲过，我就住在这里，哪都不去!”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还曾把游泳池震裂。每当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用“您身体重要，全国不差您这一点吃的用的”进行劝说时，毛主席常常严肃地回答：“中国是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花的。但如果说我要生活上不检点，随便吃了、用了，拿了国家和人民的，共和国的部长们、省长们、县长们、村长们都可以这样做，这个国家就没法治理了。”那时还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的提法，但毛泽东主席就是这样带头践行他自己所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生的誓言的。

有人说，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保持几十年的风清气正，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初下决心枪毙了腐败分子刘青山、张子善的结果。我个人认为，保持风清气正的原因有不少，但其中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党的最高领导人一直到党的最基层干部都在认真践行着自己的入党誓言。

党的十八大之后，腐败现象为什么得到明显遏制，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头廉洁自律。

我们坚决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套“左”的做法，但也要旗帜鲜明地大力提倡改造世界观。做人要胸襟坦荡、正直正派、光明磊落;要增强党性锻炼、高度重视品德修养;要经常扪心自问，自醒、自警、自励。

我们决不反对谋取合理、合法的个人利益，但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一有私心，决策必然发生问题。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都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推动社会进步这一根本立场出发。我们必须要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真正有出息、有作为的共产党人，是为了国家、民族和普通老百姓好，不是仅为自己与自己的小家庭好。再过几十甚至百年，当我们国家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时，人们记得我们为此做了有益的工作，这应该是我们最可欣慰的了。

有的人口头上也讲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但内心世界为的是一已、一家的私利，这就在一些人中间出现“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的现象。昔日和珅今安在?和珅为官20余载，贪污的钱物折算下来超过了11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朝15年的财政总收入。和珅以这样赫赫有名的“辉煌政绩”，成为了历史上贪官的代名词。

要坚持三个“勇于”，即：勇于独立思考，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坚持独立思考不易，不畏艰辛地跋涉才能不断开辟新的坦途。坚持真理不易，因为有时普遍流行或随波逐流的并不是真理。高处不胜寒，不仅是自然界的状况，也不仅是一些人身处高位的感受，同时也是思想理论界并不鲜见的现象。所以，在坚持真理的过程中，有时就必须乐于耐得“寂寞”，乐于享受“孤独”。修正错误同样不易，甚至更难，有时候否定自己所要承受的“痛苦”往往比坚持真理还要沉重。

真正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在尖锐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中，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的表现是好的。但是也有一些党政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总想着两边讨好、四处结缘、八面玲珑，以塑造自己的开明形象。他们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甚至首鼠两端、见风使舵，更有甚者则走上了纵容、支持错误思潮的道路。必须高度重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打好主动仗，防患于未然。尤其是体制内的人，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最后，汇报一下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我写得一本8万多字的小册子，敬请大家批评指正。《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修订版大字本)》。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2013年12月第6次印刷。

小册子一开始是这么说：“伟人毛泽东虎气雄风、一世坚强，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他柔情似水、忧患如山的另一面。有人说，毛主席晚年是哭死的。此话可能有点偏颇，但也确实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心绪、心境和心结。毛泽东晚年常在泪水中生活倒也是事实”。

他哭得最厉害的一次极有可能就是1975年的7月28号做了白内障手术的第5天，先是小声抽泣，接着嚎啕大哭，值班的大夫急了，眼睛是要哭坏的。接过毛主席递来的书一看，是南宋陈亮的词。

念奴娇登多景楼

(南宋)陈亮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

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

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

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

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

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陈亮说，我登上多景楼，感慨万千。有几个人知道我的内心世界呢?为什么朝廷上上下下的官员只考虑个人和自己小家庭，有谁在考虑中原大地和老百姓呢?毛主席那个时候认为，我们的干部上上下下只考虑个人和自己小家庭，没人考虑普通老百姓在受苦受难。他说的大家听不进去，他感觉到孤独、无助、无奈，这个时候突然读到了700多年前南宋陈亮的诗，一下子感觉自己的心和陈亮的心沟通了，他感情的障碍一下子被打开，泪水奔流而出。《修订版前言》中说：“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和全体人民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我们就有着无比光明灿烂的前程;否则，将会重新遭受极大的灾难和苦难。”

小册子中还说：“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绝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共产党人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世界观涉及党和国家变不变质、老百姓受不受苦的天大的事。党的高级干部队伍中若多几个亿万富翁，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就必然少几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特别是思想家，极而言之，还可能加快我们党轰然倒塌的步伐。”

几代中国人英勇奋斗了长达109年，终于结束了动荡、内乱、内战甚至外敌入侵统治蹂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生活，我们这一代决不能成为历史的罪人，让此令人痛惜的生活重演。

有一个好的世界观，是一个人毕生的巨大财富。我们并不一味反对考虑个人利益，但切不可过分。辛弃疾词曰：“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勺?”钱财聚敛太多，有什么用处?私心太重了，也缺少朋友;患得患失，就可能整天惴惴不安。尤其是做了点违规违法的事，更会时时提心吊胆，担心东窗事发。仅从个人私利角度讲，月朗风清之时，无诈无愧，也有利于自己家庭幸福、身心娱乐、健康多寿。

我个人新近出版的拙作《对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社会主义的体悟》的扉页上印上了这样的话：“学者今天的所言所著，如同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必将接受历史和人民明天的评说。”

让我们重温我们入党时的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让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