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英殖民统治在香港进行了150多年，虽然香港在1997年回归祖国，但是殖民主义对香港的经济、司法、教育、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影响依然顽固地存在。

1、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港英政府的蓄意“安排”下，香港的经济管理权和货币管理权被殖民主义及其代理人更巧妙地继续操控，继而形成了以超级地租为表现的食利生态链及附食其上的食利集团，以及以联系汇率制为特征的新殖民货币制度。由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就不展开谈超级地租的问题了，但这里需要讲一下联系汇率制度为何是新殖民货币制度。1982年9月，中英就香港问题展开谈判。挟马岛胜利余威的英国政府遭遇强硬要求收回香港的中国政府后，英国意识到继续占有香港是不现实的，于是就开始允许国际资本（港英政府若隐若现地参与其中）在香港金融市场制造混乱。接下来的“剧情”大家就比较熟悉了，香港股市出现严重股灾，市民对港元信心出现动摇，港元不断贬值。到了1983年9月，出现港元危机，港元兑美元跌至 9.6港元兑1美元的历史低点，恐慌情绪笼罩着香港。混乱和恐慌的“效果”已经达到，港英政府开始高调“挽救香港金融体系”，“恰逢其时地”在1983年10月15日公布联系汇率制度，港元与美元挂勾，汇率定为7.8港元兑1美元。就这样，原本有着大量制造业经济支撑的准主权货币--港元，在联系汇率制度下迅速沦为美元的兑换券。随着实体经济的空心化，没有制造业产品出口换取美元储备的香港，只能靠在限量供应的土地上搞房地产。这样的汇率制度正好为国际资本在香港一次次掠夺超级地租提供条件，最后国际资本再通过香港的资本自由流动的制度将攫取的超级地租顺利地转移海外，完成一波又一波的经济掠夺。

当然，我们无法准确得知，英国究竟从香港转移了多少在超级地租中攫取的财富。但香港富豪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金融、投资、贸易领域，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拥有双重国籍，其资本不受限制地向海外流动，这是香港经济管理权和货币管理权被殖民主义及其代理人继续操控的标志之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香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放弃了发展高新科技和尖端制造等具有前瞻性、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将房地产和金融等作为香港的支柱型产业，从而使得香港经济和香港市民的基本福祉受其捆绑。接下来，香港开始了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在超级地租食利集团的影响下，实体经济空心化是题中应有之意。香港制造业迅速外流或者走向衰弱，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数据，2016年制造业仅占香港GDP总值的1.4%，而房地产及附属产业、金融、投资、贸易、服务业则占GDP总值的80%以上。这样的经济结构就预示着香港经济的前景是无法乐观的。

香港房地产及相关附属产业占其GDP的比重

香港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分别同“亚洲四小龙”中其它三个国家或地区相比较

由于殖民主义依然发挥巨大影响，香港经济结构的严重不合理是必然的。经济结构的严重不合理使得香港经济生态脆弱、通货膨胀等问题十分严重。随之出现的香港社会贫富差距大、阶级固化又继续强化着其社会结构及经济结构的双重失衡。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香港社会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

2、经过“占中”事件和此次香港暴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香港司法体系是受殖民主义影响最严重的领域，没有之一。香港法院的大部分法官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双重国籍，特别是终审法院，20位非常任法官中仅有两名中国法官。

 

在香港终审法院中，外国籍法官和双重国籍法官占绝对优势

香港回归之后，这些洋法官在重大案件的判决中采用双重标准，特别是对黄之锋等“港独”分子予以无底线的纵容和对爱国护港力量予以坚决的打击。而作为香港司法体系中“检方”的律政司，除最高长官由港府任命之外，其他工作人员来源相当复杂，其中不乏持有英国护照或英国永久居住权的人。所以，在此次港独分子暴力乱港的过程，香港法院和律政司对暴徒的纵容态度就不会那么令人难以理解了。因而，才会出现像黄之锋这种“上午被抓，下午保释”，而对在美国驻珠港澳总领馆喷涂“中国必胜”字样的内地男子则迅速作出监禁4周的判决的怪现象。香港司法体系这样的双重标准加剧了香港法治体系的失衡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3、香港教育领域的殖民主义影响也很严重。教材中的反爱国主义内容比比皆是，同时教师队伍中也存在一些害群之马。其中最令人愤慨的是，香港真道书院前助理校长戴健晖诅咒警察子女“活不过7岁”,激起了包括香港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公愤。

诅咒警察子女的香港真道书院前助理校长戴健晖

4、还有一个受殖民主义影响根深蒂固的领域就是香港媒体。此次香港暴乱中，一些媒体伙同带着有色眼镜的西方媒体一道大肆歪曲香港局势真相、污蔑特区政府和警队，完全丧失了媒体报道应该基于事实的基本原则。

 

 

 

只将镜头对准警察的部分香港媒体

这些都是殖民主义在香港依然根深蒂固的铁证。加上香港依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于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影响的双重叠加，同频共振，就使得香港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而美国正好利用了这一点，在香港上下其手，推行颜色革命，所以，香港问题的集中爆发是美国利用其社会矛盾的必然结果。

 

 

 

其二，尽管美国一再用“数据”向世界宣称其经济复苏的势头强劲，但是大家对“皇帝的新衣”心知肚明——美国严重空心化的经济其实远未复苏。更严重的是，美国股市等资本市场却已经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经济和金融的双重泡沫达到历史性规模。一言以蔽之，美国正面临空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

美国出于驱赶全球资本向本土回流，为其高度泡沫化的股市、债市和房市等充当“接盘侠”的企图，就必然要在全球经济最活跃、最具前景的地区制造混乱。作为全球经济最有活力、最具前景的中国以及产业经济坚实的欧洲就成了美国的打击对象。从横扫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到持续近三个月的港独暴乱，说明中国及周边地区和欧洲及周边地区都已经成为美国恶化欧洲和中国安全预期的爆发点。而香港与内地已经建立的“港沪通”为国际资本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提供了通道，这无疑大大降低了国际资本向美国回流的意愿和规模。为了阻止国际资本通过香港流向中国内地，转而流向美国本土，美国必然要在香港制造混乱。因此，香港问题的集中爆发就是美国驱逐国际资本向其本土回流的必然结果。

 

 

 

 

 

其三，台湾地区一日不回归，美国遏制中国的图谋就一日不停止，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及周边地区就可能成为霸权主义转移中国战略注意力，弱化中国统一意志的一块“红布”。

七十年来，台湾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地缘封锁的最关键环节。为了继续控制台湾，美国已经在数个重要的历史关口成功阻扰我国的统一进程。当前台独势力分裂国家的图谋和行径越来越清晰，为了阻止台独势力将台海局势引向深渊，中国政府和人民军队必然以雷霆之势打击台独势力，挽救两岸和平，捍卫国家利益和主权完整。所以，习近平在今年1月3日向世界庄严宣示——“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无疑代表着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祖国统一的意志和决心，也意味着中国统一进程的加快。面对这样的历史趋势，美国心有不甘。它希望通过在香港制造混乱，以此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利用香港问题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讨价还价，阻扰中国的两岸统一。因此，香港问题的集中爆发是美国阻扰我们统一进程的必然结果。

 

 

 

很显然，台湾问题的解决是化解上述严峻情况的总枢纽。如果台湾回归，美国勒索中国的地缘锁链就会断裂，其利用台湾问题与中国在包括香港问题在内的各个领域进行讨价还价就失去了重要的基础。但是，如果我们的战略方向发生改变，在香港投入过多战略资源，那就中了美国的下怀，势必影响国家统一的整体部署和节奏。从目前来看，中央高度清醒，既有战略定力，又有战略自信。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

 

 

 

二

 

 

 

如前面所讲，偶然性是代表着矛盾双方的主体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无法认识的客观反映。香港问题集中爆发的偶然性就在于，尽管我们对美国干涉香港和台湾事务有足够的思想和实质准备，但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掌握美国及其在港台的代理人制造暴乱的时间、方式、规模、范围及破坏程度。这种对事态的无法掌握就使得香港问题的集中爆发对我们来说具有偶然性。当然，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一样的，中国崛起和统一进程正以任何外来干扰无法根本改变的态势向前推进，这也完全超出了它的设想和控制范围。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和统一进程的加快，亚太地缘格局变革与重塑正呈显性推进。美国及其在中国香港、台湾的代言人已经急不可耐，疯狂窜到台前，试图迟滞中国的统一进程，打压中国崛起的势头，维持对其有利的原有地缘格局，以便美国继续操控、挟持和压迫亚太地区各国。于是，香港问题就充分爆发了，许多牛鬼蛇神也就暴露出来了。 

 

 

毛泽东在处理西藏武装叛乱时表示过，这不是坏事，“可以锻炼军队，可以锻炼基本群众”（1959年2月18日，毛泽东在西藏武装叛乱情况简报上的批语）。正如他说的那样，美国及其代理人在香港的狗急跳墙与充分暴露，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坏事。香港问题的集中爆发，一方面可以锻炼香港的管治团队（包括警察），教育了香港的基本群众。另一方面让中国人民和那些仍然对美国霸权抱有幻想的人们看清它的真实嘴脸。毛泽东说得好，景阳冈上那只老虎我们招惹它，它要吃人，不招惹它，它一样要吃人。我们能做的不是对它心存幻想，也不是用善意来感化它，而是像武松消灭那只老虎一样，与美国展开坚决斗争，最终战胜它。再一方面，让台湾人民和香港人民清醒地看到，没有“一国”的深刻内涵做根本基础，立于其上的“两制”是何其脆弱和荒唐，最终将会带给全社会严重的危害。但就算是面对这样具有偶然性的香港问题，中央同样保持着高度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因为，特区政府和中央在《基本法》规定的体制内有一整套的政治、行政、财政、法律和武装力量，包括可用而至今未用的各种手段和资源。在必要时，中央还有更多更强有力的手段和资源可用于处理在香港面临的任何挑战和威胁。因此，担心香港问题无法控制的人其实大可以放心。 

三

 

 

 

日前，“反中乱港”分子黄之锋、朱凯迪、岑敖晖窜到台湾，密会民进党和“时代力量”等，大肆歪曲香港局势真相、污蔑特区政府和警队，更诋毁“一国两制”、直接攻击中央政府。这是“港独”“台独”在香港局势和台海局势均处于高度敏感节点上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卖国求荣的铁证。汉奸历来都没有好下场，“港独”“台独”结境外势力，祸华乱港，卖国求荣，他们也不会逃脱历史的宿命。 

 

 

我们应该看到，无论香港问题也好，台湾问题也好，它们都不是孤立和静止的，而是中国与美国及其代理人由于立场、道路、实践上的根本差异，而必然进行的整体斗争的一部分。因此，必须把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放在国家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的整个大局中来考虑，否则就香港看香港，就台湾论台湾，都不能得出正确结论。归根结底一句话，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香港问题亦然。只要我们坚持固本修身，积极稳步地推进发展伟业和统一大业，台湾回归后，香港问题会得到彻底解决的。

 

 

 

我们相信，这一天不会等太久。 

 

 

【说明：本文所涉及的美国都是指作为霸权主义的美国，而不是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

 

 

【作者简介】黄星清 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宏国智库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湖北意识形态建设研究院研究员。

 

【昆仑策研究院】作为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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