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新中国70年经济史学的文化思索

点击：作者：许光伟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19-09-21 12:04:33

一、以社会主义把握“主题”“主义”之统一

新中国70年是一个工作整体，70年理论和实践是统一的，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主题”为中心灵魂和一以贯之的规定，包括八点有机联系的统一性认识，即“主题论”“本质论”（蕴含的本质规定）“规律论”（蕴含的规律规定）“制度论”（蕴含的制度规定）“主体论”（蕴含的主体关系）“客体论”（蕴含的客体关系）“经济政治关系论”（国家关系层面规定）“对外关系论”（对外关系层面规定）。进一步，我们若以“社会主义”为太极规定，那么可从上述实践规定和理论认识中总结提炼出“主题论四对范畴”——四种基本工作统一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主题论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论的逻辑内涵统一（即“统一规定的主题论”）、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论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论的实质内容统一（即“主题和主义”）、社会主义不同利益主体协调论与社会主义现代经济体系论的实践手段统一（即“主题和主体”）、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关系论与社会主义对外经济关系论的工作主张统一（即“主题和主张”）。内置其中的“两仪规定”是革命和建设，它统领“主题论四对范畴”的内部关系统一。

二、社会主义重在建设

70年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

“主题，是主义的展开和具体化，是主义确定的研究对象和目的的统一。主题的核心、根据、前提是主义，主义内在并具体化于主题之中，主题从研究对象和目的的统一中确定。”“号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从来不隐瞒自己的主义，但是否为真的社会主义，不能仅从其声明来看，必须通过其主题和主张来验证。”然则可以说，离开社会主义就不能理解70年的历史。“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论”蕴含由“主题论”所释放的巨大发展力量的规定。在这一前提下，必须将“主题论与本质论”作为一个理解总体，作为“工作统领”（主题论I）与“工作地基或力量支撑”（主题论II）的内部对应关系对待。主题论I与主题论II是时代性的具体统一，它在内涵规定上决定了“继承性问题”和“发展性问题”的工作关系，使社会主义问题解决具有鲜明的实践逻辑特征。这样，“主题论”由自我构造的“关系模式”转为具有互系结构的“关系模式”。很显然，这可以视为主题规定本身的“理论生长”，导致了必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理论规范的工作规定统领对两个时期的理解。毛泽东说过，“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这句话形象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走过的道路，也形象说明党领导集体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的过程。要之，把前30年理解为“苏联模式”是不正确的。【1】

同样在继承方面，亦不能局限于抽象继承，而需要更多考虑具体继承方面的规定。如从阶段任务转换的内在逻辑看，“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实现四个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梦的时代再出发”完全可视作“生、长、化、收、藏（再出发）”社会主义运动序列，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学命题的序列，等等。从而立足于史，很容易找到继承和发展的问题统一。【2】

三、实践是统一的

理论就是统一的

根据理论与实践统一原则，建国70年的历史，是社会主义建立、建设和不断完善的过程。社会主义是“建成”与“未成”的历史辩证法。主题捍卫主义，主题巩固主义的成果。毛泽东提出要把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毛泽东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时间。”“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是历史连通的，然则，具有思维学的对象统一性，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充分注意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连续性，同时还必须充分注意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区别，注意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坚持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在这方面，我们既有正确处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关系，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前进的成功经验，也有片面强调不断革命，超越发展阶段，急于求成，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挫折和困难的沉痛教训，必须牢牢记取。”

归根结底，必须清醒认识到，“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对社会主义而言，“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完善必须立足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探索，反过来，前者提供给后者广阔的发展空间，使自身成为关系模式中的“工作地基”和系统性“制度支持”。关于这种辩证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然则，“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并且，“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

四、文化是社会历史的过程

文化线索和矛盾线索与时代同进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未成辩证法”的明确和肯定，但同时强调了“既成辩证法”的规定：就行动逻辑的现实性内涵而言，社会主义显然不能安心满足于低级发展阶段的研究，而必须把自身视为“资产阶级社会对象及其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中国社会主义显然是主体社会的建立和建设过程。主体关系是工作统帅，统领一切关系，主体关系调节、规制、引导着客体关系。然则，如同中国革命一样，改革是由农村开始的，即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从而需要适时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相互关系。从规律的层面看，矛盾线索具有“一般”和“特殊”之分，所谓的“矛盾的一般线索”即文化线索。用“天人合一”的中国术语表达“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的工作合一性，即对象思维学，其保证了“总规律”（无论作为思维学的总规律还是逻辑和知识意义的总规律）作为运动规律必然是“阴阳互系的关系规律”和“对立统一的发展规律”两种规定之统一。中国人偏重从阴阳互系的文化线索看问题，更多把握的是“关系规律”。【3】

在当前，需要将“一般”和“特殊”重新整合起来，赋予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矛盾规律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内涵，如社会化大生产与公有制发展不足的制度性矛盾、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同所有制结构不完善的关系矛盾、社会化大生产发展水准日益提高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普遍受到削弱的发展性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成分日益强大同社会化生产内涵发展逻辑要求的内在矛盾，等等。然则这个主题，是“社会主义建设主题”“社会主义发展主题”“社会主义关系主题”；这个主体，当然也是指“中国主体”“社会主义主体”。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同时，客体的发展是应对主体诉求，寻求主客体矛盾解决的一个工作上的“对应”，展开为“两个文明→三位一体→四位一体→五位一体”主客体关系协调的发展轨迹。体系是生产力的要求，也是生产关系的要求，是主体的要求，也是客体的要求。这样就把“主题的主体论”和“主题的客体论”牢牢地统一起来，强调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是现时代的先进生产方式体系，包含与先进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即以“一个理念”“两个优先”“三大变革”“四个协同”“三有体制”为科学内涵。然则，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消除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固有弊病，确保国民经济健康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

五、社会主义与辩证法工作统一

新中国70年历史符合“正、反、合”发展规律，是持续走向繁荣的辉煌整体。首先，在内在特性方面，党是革命党和执政党的统一。这决定必须将社会主义实践既看成“经济的规定”、也看成“政治的规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主张，是主题的延伸，是从主题的研究中形成的基于主义而得出的维护、实现主体利益，并据此提出的对待经济矛盾的态度和方式。如果说在主题上还可以隐晦其主义和主体，但在主张上则必须明确论说，从而使主义和主体得以展示。”“政治经济学的主张是以对主题深入研究为基础的，是学理性的表达，所以，它更集中、明确地概括表述了主体群体的经济意愿，又是主题和主义作用于现实经济矛盾的必要中介。”

一言以蔽之，“经济政治关系论”植根于国家关系层面。其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关系之“特殊规定性主张”，它决定置身世界的关系模式中理解的对外关系层面的经济规定作为“特殊规定性主张”的延伸规定。然则，“对外关系论”又可以说成是主题论的国家关系模式，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主张继续，或者说是“特殊规定性主张I”转向“特殊规定性主张II”。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具有战略意义：是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充分利用外部条件加速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在当前则要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逆的发展趋势，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新出发，中国应当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继承弘扬建国70年来的已有传统，通过构建和谐经济交往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和借助“一带一路”战略，与各国一道，实现共同经济繁荣，维护世界基本经济与政治秩序。

六、结论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长空雁叫霜晨月，雄关漫道真如铁；喇叭声咽，马蹄声碎。这就是对“阴阳和合”（阴阳型矛盾）发展道路的文化求索——既是道、亦是术，然则，高度凸显了道、法、术、技的一体化。从毛泽东时代的“统筹兼顾”到习近平时代的“协调发展”，中国道路一脉相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并且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从而可以说，统一70年历史的主线索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前进的重大特征是探索，社会主义事业一直是在探索中发展的。

慵整纤纤手，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通过对社会主义中国70年基本面情况和思想素材的详细了解掌握，“社会主义是太极”的观念得以确立，亦使我们确信正是这种学术支援帮扶了“中华社会主义统一体”的广义文化思索，进行中国经济学的深研与创建。然则，这个规定旨在表明通史和断代史的统一，同时表明社会主义的综合性内涵：既是世界的、亦是本土的，既是马克思主义形态、亦是文化形态。

注释：

【1】应该说在1956年以前，我国所建立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仿效苏联，并且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基本形成。为了工作服从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总目标，针对我国建设初期以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越来越多的弊端，1956年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重要思想，实际上初步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等课题，并在实践中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这以后，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开始对苏联模式产生怀疑，开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一文，目的是“以苏为鉴”，在中国开辟一条同苏联道路有所不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是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重要开端。

【2】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周恩来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成为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石。他强调，中国人民革命的根本目标是“解放我国的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地位。”1963年，他再次提出了：“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要求，并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了“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在1975年四届人大会上，并再次响亮地发出伟大号召：“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

【3】需要知道，毛泽东《矛盾论》中的“矛盾”一词可以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

（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和博士后、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等；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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