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来，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由一个经济小国转变为了经济大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正在向经济强国迈进。按照麦迪森的计算，1952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仅为5.2%，2018年达到了90.0309万亿，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5%。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逻辑是典型的转型发展。这个转型发展是一个不断借助转型实现发展演进的过程。在70年转型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经济发展从落后的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型、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多层次大规模的转型发展构成了整个中国经济长期演进的逻辑。在中国经济长期转型发展中，经济发展的任务与经济转型的任务叠加在一起，形成了双重制度变迁性质的转型发展逻辑。多重转型发展逻辑不仅促进了中国自身经济发展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转变，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为发展经济学做出了贡献，推动了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学。

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在多重转型发展逻辑下，依托转型更新发展理念、重塑经济发展动力，创新经济发展路径，不断谋求新发展的历史过程。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背景的识别、经济发展约束条件的突破、经济发展理念的更新、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重塑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转换，都离不开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互动逻辑的考察。转型发展的理论定位，符合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规律认识。从学术界的研究来看，现有研究多从单一维度考察新中国7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逻辑，周振华教授将转型发展逻辑归结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组成的“双重背景”；陈宗胜提出了“双重过渡”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双重过渡就是体制模式转换与发展形式的跃升。潘珊、龚六堂、李尚骜将转型发展逻辑归结为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型、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转型的“双重背景”。本文是对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逻辑的历史考察，认为新中国70年转型发展的逻辑具有多重性与复杂性。具体表现在：

中国现代经济发展道路是“共同律动性”与“道路独特性”的统一，“中国现代经济发展道路体现了这一过程中的共同律动性，即与世界结构转换相联系，与世界历史演化大趋势相吻合；同时由于文化、制度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在道路上也呈现出了一些独有的特点”。一方面，历时70年的转型发展逻辑相互叠加，由工业化驱动的技术转型、结构转型以及市场化的制度转型，都是中国追赶式发展战略演进的组成部分。转型发展效应贯穿于中国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全面转型的整体进程，任何阶段的发展特征都无法从相互叠加的转型逻辑中剥离。只有理清中国经济转型发展逻辑的特殊性，才能够理解新中国70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的特殊性，才能理解中国特色。另一方面，新中国70年中国经济转型发展逻辑具有扩散性特征，转型领域由经济逐渐延伸至社会、文化、政治等多方面转型，转型内容取决于转型发展最终目标的分解，转型发展作用的层次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任务与推进思路。因此，中国转型发展逻辑的演进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理念、发展战略、激励机制和动力结构具有独特性，不可能与任何国家完全一致。

新中国70年经济转型发展进程是由多次重大转型叠加的过程，转型发展所具有的矛盾消解能力和制度转换能力表现为发展控制过程对发展实际过程的有效影响，发展控制过程表现为技术进步、制度建设、结构协调等系统化的战略选择，发展实际过程具有连续、复杂等特征，容易受到特殊国情与初始禀赋条件的影响。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目标的转换，在社会分工、要素供给等诸多方面涌现出新的转型特征，共同构成新一轮发展理念更新、发展战略更新、发展效率改进和发展方式选择的新制约。因此，新中国70年不同阶段转型发展面临的约束条件表现为，长期趋势下发展时态转换的惯性约束和风险约束以及制度、技术、结构等因素冲击产生的间接约束。对这些发展约束的识别，需要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演进过程的特征进行判断。合理判断转型发展特征的新趋势、新机遇与新风险，构成了转型发展约束因素破解的前提条件。

新中国70年转型发展具体表现为以转型为动力、发展战略更新为内容、发展理念为导向的实践过程。一方面，经济转型为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机会。中国长期转型发展是由“制度-技术-结构”动力要素协同驱动的结果，特定目标下的转型发展能够引导发展动力要素的演化，校正发展动力体系转换过程中的变化与失衡困境。而在中国转型发展的不同阶段，转型驱动下的制度变迁、工业化技术动力形成以及现代经济结构成长三大过程共同构成发展旧动力优化、新动力生成的系统性转型机会。因此，中国长期转型发展是由转型驱动的发展过程来实现的，具体表现为转型驱动功能在发展动力体系的系统性转换。另一方面，全面发展是中国长期转型发展的最终目标。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一种全面发展导向下的转型，从经济转型开始，扩展形成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转型的全面转型，形成了传统发展模式向现代发展模式，再向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依次转型逻辑，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将转型新机会作为新的起点，进一步探寻发展中大国定位下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

中国转型发展理念的更新是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互动过程。不同阶段转型发展理念的更新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是关键因素在于各类经济主体身份差异下认知矛盾的协调，同时也决定于转型发展过程中创造主体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对于转型发展的诸多内容认知的一致性的发展理念更新需要借助特定的转型方式予以表达。改革开放之前的激进转型发展方式，加速了物本经济发展的理念。改革开放以后渐进转型发展方式，促进了人本经济发展理念的兴起，新发展理念的确立与更新就依赖于渐进转型发展方式提供的示范效应与创造性理性。在渐进式转型方式下转型发展理念更新的过程耗时长、成本高，但是更新结果相对稳定，而且容易引致发展理念的再创新。

二、新中国70年

多重转型发展逻辑的八大维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49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46亿元，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6.1元。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占到84.5%，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5.5%，重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4.5%。可见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工业基础薄弱、门类不全，工业产品的人均拥有量低于发达国家。建国初期，由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发展，还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生产方式落后。当时中国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在整个产业构成中，农业居主导地位，第一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占到八成以上，从事工业生产的不足一成，服务业也是不足一成。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任务就是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为了加快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积极推进工业化进程，以工业化为路径推进经济由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转型。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化是中国工业化的全面发动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建国初期中国工业化的水平是很低的，“1952年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4元人民币，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57.72%，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为83.54%，同库茨涅茨的产值份额截面和劳动力份额截面相对比，明显处于人均收入50美元以下的阶段,属于不发达阶段的初期。”而中国现代工业化是从新中国开始的，通过“一五”和“二五”计划的重点项目建设，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计划经济时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这一阶段工业化的主要推动力。这一阶段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国家工业化为中心来推进工业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发展战略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变为优先发展轻工业，同时市场机制的作用得到了发挥，市场因素成为引导工业企业发展的重要机制，工业化水平迅速得到提高。在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之上，民间工业化得到了发展，形成了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并存的二元工业化。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乡镇企业发展，乡镇企业使得农村工业化得到发展，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同时推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十六大提出了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十七大把原来的“四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扩展成为“五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强调了信息化。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四化同步协调发展，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十九大报告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总体来看，经过新中国70年的转型发展，中国已经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了现代化的工业化国家，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跃升为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正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大步迈进。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通过三大改造，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建立国营工业，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国民经济实行管理，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计划经济体制已初步形成。1954年，中国第一部《宪法》的第十五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计划经济体制已成为中国法定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受苏联影响，总结了革命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反映了当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要求，在当时的知识存量下是一个合理的选择。计划经济体制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重点建设。从宏观上对国民经济重大结构进行调整，促进了中国工业化基础的建立。但是计划经济体制具有明显的弊端，资源配置权力过分集中，对企业统得过死，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分配方式上平均主义严重。这些弊端严重压抑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微观经济主体缺乏激励的动力和竞争的压力，致使国民经济在微观层面缺乏活力。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探索改革转型之路，以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从而释放经济活力。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以价格改革为切入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初探索。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中共十六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进入到完善阶段。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实践上来说，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成功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新中国70年来，我们用三十多年时间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推动了工业化基础的建立。在此基础上，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探索，我们完成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通过逐渐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的方式，中国避免了苏联式的崩溃”，并且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实现。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特点是数量规模扩张、高投入、高消耗、高积累、低消费、重工业优先、重速度、轻效益。从投入来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资本形成率一直高于其他国家，“一五”计划时期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平均为24.3%，“二五”计划时期平均为30.2%，“三五”计划时期平均为28.3%，“四五”计划时期平均为34.1%。持续的高资本形成率说明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投入，是粗放型的发展方式。这一时期在不能引进外资的情况下，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只能依靠高投入。高投入必然带来高消耗，高消耗必然带来高排放，高消耗和高排放则会引起高污染。与此同时，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伴随的必然是低效率。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落后农业大国，工业化基础薄弱，技术和管理都落后，劳动力素质也不高，不可能采用依靠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只能采取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重视了科技和教育作用的发挥，开始趋向集约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得到提高，科技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提高。经济发展更加依赖于高级生产要素和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胡祖六和莫辛汉认为：“1979-1994年增长的42%可以由生产率的提高来解释，生产率在90年代早期就超过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总体来看，新中国7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了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型，在追求数量增加的同时更加注意质量的改善，逐步实现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型。

新中国经济结构演变具有产业结构转型和工业结构升级的双重属性，呈现出明显的特征。新中国70年来，中国经济结构沿着“单一结构-结构多元化-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路径在演进。改革开放之前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实施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导致结构扭曲的单一产业结构，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产业结构经过近三十年的曲折发展，建立了比较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虽然工业化程度不高，但工业内部结构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在尖端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许多领先的成果，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成功研制了原子弹、氢弹。但是从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来看，产业结构单一的特征非常明显。中国就业结构集中于农、林、渔业，工业和建筑业、交通行业就业比重比较低，大量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农业部门，这表明中国仍然是落后的农业大国。工业的技术综合水平不仅总体落后，而且产量很低。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结构开始逐渐从单一转向多元化。经济结构多元化是相对于单一产业结构而言的。经济结构多元化就是多样化、多种化、多态化，能满足不同变化的多样化需求。经济结构多元化在产业选择上，根据产业结构的现实问题和演进趋势，从单一产业结构转向多元化的产业结构是主要特征。20世纪80年代重点发展最薄弱的农业和轻工业, 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进一步调整改革开放以前形成的“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农业太落后、服务业太少”的扭曲的产业结构。20世纪90年代转向出口加工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以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增加就业和收入。进入21世纪开始再次以重工业为主导, 以完成经典工业化中期的主要任务。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突出特点，目前正在由多元化向高级化和现代化方向迈进。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经济建设大规模的开展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冲突，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出现，由于这一时期工业化才开始起步，环境问题只是在局部地区出现且程度较轻，政府并未明确提出环境保护的概念，也没有制订相应的环保政策。“大跃进”时期是中国生态环境遭到的第一次集中污染与破坏，在工业领域全民大炼钢铁，大办五小工业，建成了简陋的炼铁、炼钢炉。技术落后、污染密集的企业数量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工业“三废”造成的环境污染迅速加剧。这一时期在农业领域推行“以粮为纲”政策，在 “向自然界开战”的下口号，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毁林、弃牧、填湖开荒种粮的做法，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与自然冲突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迅速扩张，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加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开始起步，环境保护理念开始确立，在经济发展中开始从人与自然的冲突转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环境污染治理不断推进。1978年，新中国第一次在《宪法》中对环境保护做出“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为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奠定了法制基础。1983年，中国召开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正式把环境保护确定为国策。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十五”期间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颁布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地方性环境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等。“十一五”时期，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十二五”时期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十三五”至今，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和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党的十九大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做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明确了推进绿色发展，加大生态保护和监管等重点任务。

改革开放之前以及改革开放前期,针对国家贫穷落后的现状,中国经济发展采取了“国富优先”的发展目标。“国富优先”的发展以GDP增长为目标，以做大经济总量为思路实现经济发展。“国富优先”的发展目标在改革开放之前促进了工业化基础和国民经济基础的建立，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了先进的工业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总量大幅度提升，国家财政能力不断增强。到2011年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GDP超过90万亿，从一个经济小国转变为了经济大国。“国富优先”在满足全社会生存性需求和反贫困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同时也使得生产能力快速扩张，成为全球生产大国和贸易大国。但是“国富优先”抑制了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压抑了劳动报酬的提高，会使民生得不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长期不能得到提高。

进入新时代以后，在国家富裕的基础上，开始向民富转变，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型。“民富优先”的发展目标以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为发展目的，有利于提高消费总量和化解社会矛盾。在中国经济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中，为了建立新的利益机制，经济增长的目标要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转型，由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转变。新中国70年来，过去多年的经济增长是以“国富优先”为导向，“国富优先”的优点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扩展经济总量。但是“国富优先”使财富集中于国家，强化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扭曲市场，形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依赖，延缓了经济结构调整，加剧了产能过剩的矛盾。中国经济要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与此相适应，在经济增长目标上开始实现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的转型：（1）“民富优先”的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定位于人的全面发展，“民富优先”的经济增长不是简单地追求物质的增长，而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大力发展民生事业、社会保障事业，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实施健康中国战略。（2）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民富优先”不是简单地追求一部分人的富裕，而是要把提高大多数人的幸福作为“民富优先”的目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增长成果惠及所有社会成员。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推行大规模扶贫开发工作就体现了“民富优先”，使7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为人类反贫困做出了巨大贡献。（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改革和发展都应当考虑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以富民为目标，谋求人民富裕不仅要加快经济增长，还要解决经济增长成果如何分配。富裕人民需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缩小收入差距，突出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坚持实现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同步提高。进入新时代经济增长由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与此相适应经济发展的目标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型。

新中国70年来，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实行的是数量型增长的赶超战略，这一战略是经济上的后进国追赶先进国并最终要超越先进国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是基于比较优势原理，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不变的前提下，通过规模经济的路径形成了传统的数量型增长模式和追赶型发展战略。追赶型发展战略是指采取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办法，以计划机制取代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提高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使产业结构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战略。赶超战略在中国的实践开始于新中国初期。出于对当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全面考虑，国家领导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这一战略建立高度集中、按计划运行的物资管理体制，通过统收统支的金融管理体制把有限的资金优先安排到重点产业和项目中，实现资金配置与发展战略目标的衔接。赶超战略的成果是以较快的速度建成了比较完整的中国工业经济体系，但是该战略使产业结构严重扭曲，扭曲的产业结构导致经济的封闭性，造成了低下的微观经济效率。

赶超战略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数量型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经济迅猛兴起，知识与技术在促进增长经济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已经走上了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从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化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在经济增长的最初阶段都通过实施赶超战略试图在较短的时期赶上发达国家。但是赶超战略下单纯追求“快”的发展方式是粗放型的。这种增长方式与经济增长初期阶段的环境相适应。随着经济发展的全面推进，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提高，粗放型发展方式就失去了优势，这样经济发展战略就需要由赶超战略转向质量效益战略。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五大发展理念，特别是十九大做出了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判断，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从赶超战略向质量效益战略转型。

新中国70年来，我们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改革开放以前, 中国采取的是封闭性发展。在国际环境方面,中国与世界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还未建立外交关系,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军事上发动朝鲜战争。政治上美国要求一些国家不承认新中国的合法性。经济上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阻止所有国家的商船进入新中国的港口。由于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条件和独立意识决定了中国在当时只能主要采取内向型发展方式，内向型发展方式是一种封闭性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内向型发展方式开始向外向型发展方式转变，中国经济开始从封闭发展向开放发展转型，以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为基础实行对外开放，大力发展经济特区。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开放沿江、开放沿边，再到加入世贸组织，从大规模引进来到积极走出去，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能力显著提高。“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实行的不断趋于完善的对外开放政策，把这种全球化大发展转化为促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到全方位开放的转折，形成了从东部沿海到沿江、沿边和内陆地区，从对外贸易到国际投资，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领域不断拓展的开放格局。“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中国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并一跃成为开放型经济大国。中国不断拓展国别区域合作，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合作，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机构和平台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为全球经贸治理发出中国声音”。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中国经济不仅融入到了全球化，而且开始主导全球化，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的引擎。目前，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发展高水平、高质量和高层次的外向型经济。

新中国7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在多重转型发展的逻辑下，实现了八个方面的转型。这种多重转型发展的逻辑不仅在实践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借鉴和印证了发展经济学的某些原理，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推动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通过理论创新促进了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形成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一些创新。这些创新主要体现在：

新中国70年来，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大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的转型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是通过工业化道路来实现的，但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工业化独特性在于通过二元工业化路径来促进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向现代工业化国家。由于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双重演进”的特征，形成了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同时并存的城乡二元工业化路径。这种二元工业化路径的特征是:工业化空间分布的二元性、工业化实现路径的二元性、工业化资源配置手段的二元性、工业化产业层次的二元性。二元工业化的发展路径使得中国经济由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向了现代工业化国家。

新中国70年来，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以国民经济计划化为动力建立了完善的国民经济基础和工业化基础。改革开放又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以市场机制为动力，正确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了经济发展合理的动力体系，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实现了经济发展动力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于计划，通过计划集中力量办大事，建立了中国工业化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针对计划经济的弊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探索，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通过市场动力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市场化的改革取向作为目标，正确处理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结合的独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实现了市场动力与政府动力的结合，推进了“中国发展奇迹”的实现。在理论上实现了经济发展动力理论的创新，创立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理论范式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在经济增长中既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又有效发挥了政府的作用，描绘出一个发展中大国如何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动力理论逻辑。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了“发展型式”的概念，他认为发展型式的选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新中国70年来，我们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实现了从粗放经济发展向集约型经济发展的转型，尽管这一转型任务还没有完成，但是成功探索出了通向集约化发展的方向，形成了经济发展动力理论的创新。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内容，是促进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学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发展，十九大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发展方式，再到创新发展，实现了发展方式理论的创新。

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主题是结构性转变。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呈现出了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再向高级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变化，这一变化进一步推动了发展经济学结构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之前，利用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建设，虽然形成了单一的产业结构，但是却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奇迹，关键在于改革推动了经济结构转换，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由低收入阶段迈向中等收入阶段的进程中，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充分释放生产力，中国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实行沿海开放，针对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实施不同的政策，这些实际上属于不平衡发展战略。新时代下经济发展向高水平迈进的过程中，面对着新环境和新难题，发展理念需适时向协调转换。协调意味着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和平衡性，强调转变当前经济各个方面存在的失衡现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提升，同时还要补齐现阶段经济发展中的短板，为经济的高水平发展拓展空间并开发潜力。

新中国70年来，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经历了人与自然的冲突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转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中，我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以及绿色发展等理论。这些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演进体现了发展经济学财富理论的创新。对财富的追求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话题。人类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归结为不断创造、分配与使用财富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上，财富观经历了“实物形态”的国家财富观、“货币形态”的国家财富观、“价值形态”的国家财富观、“知识形态”的国家财富观。新中国70年来，从人与自然的冲突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转型，特别是新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理念的实施体现了财富观的创新，形成兼具物质财富、知识财富、文化财富、生态财富的多维度新国家财富观，从资本产出、自然资本和无形资本三个方面来衡量一国综合财富。

新中国70年来，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型，体现了经济发展目标的转型，体现了以人民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目标。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为了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确定了“国富优先”的发展目标。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富优先”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需要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型，“民富优先”考虑的是经济发展能否给人民带来利益，能否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能否使人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民富优先”不仅涉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且涉及到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民富优先”要使人民群众得到最大收益、最大的社会福利问题。要让人民富裕，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普遍提高人们的收入，让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而且还要缩小收入差距。“民富优先”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民富优先”表明经济发展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为富民的发展。根据新发展理念，人民的富裕程度要与经济发展同步。“民富优先”不是一部分人富，而是大部分人富。“民富优先”不仅要看平均收入，还要看达到平均收入的人数。“民富优先”包括劳动致富、创业致富、经营致富和财产致富等路径。

新中国70年来，实现了从追赶战略向质量效益战略的转型，体现了发展战略理论的创新。中国和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在经济发展初期，为了解决贫穷落后的面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以追求速度为核心，实施追赶战略。经过7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已经由发展问题转变为了发展起来以后的质量效益问题，追赶战略的任务已经完成，需要进行发展战略的转型，从追赶战略向质量效益战略的转型。要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知识、信息和人力资本先进生产要素为核心，以创新为第一驱动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实现以现代化发展为核心的新时代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由制度创新转向以现代化强国为内容的综合创新。由单一市场化路径转向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生态化和信息化的协调同步发展。

新中国70年来，中国经济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体现了发展经济学开放发展理论的创新。新中国70年的历史表明，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带来的必然是落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劳动的世界分工不断细化，生产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开放可以积极参与全球分工，通过比较优势的发挥来实现发展。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加强国际交往，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闭门造车是万不可取的。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十九大报告中又一次强调要主动参与和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要抓住机遇、直面挑战、审时度势、迎难而上，努力推进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发展的理论开拓了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新境界，使中国由经济全球化的从属地位转变为主导地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新时代背景下中国致力于从贸易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努力向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坚持开放发展新理念，进一步提升开放经济水平，以“强起来”为目标构建新时代对外开放新格局，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本文为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8VXK00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