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民卿：毛泽东“问题与主义”观及其在理论创新中的展开

点击：作者：金民卿来源：《毛泽东研究》发布时间:2019-08-28 11: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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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在坚定选择马克思主义时，形成了正确的“问题与主义”观，这就是要深刻把握问题与主义的辩证法，以主义为引领来解决重大问题，通过解决问题来巩固和发展主义，既不脱离实际问题去抽象地谈论主义，也不离开主义而陷入问题丛中迷失方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实践中，他把这种问题与主义的辩证法在理论创新中展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解决中国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为中心，以推动实践发展为根本目的，成功实现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创立并不断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问题与主义”观对于全面准确理解“问题意识”具有重要启示。

一、在追索救亡图存“大本大源”的重大问题中，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成科学的“问题与主义”观

青年毛泽东在思想转变和发展转变的过程中，尽管发生过激烈的变化，但是有一条主线一直贯穿其中，那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谋求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青年毛泽东长期追索的中心问题。为此，他进行了各种社会实践和理论求索。

（一）孜孜求索救亡图存、改造中国的“大本大源”

少年时期，毛泽东阅读了一些改良主义的材料，特别是读到了一些关于中国落后和屈辱状况的材料后，逐步确立了救国救民的责任感。他回忆说：“我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意识，尤其是在我读了一个谈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我甚至现在还能记得这小册子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它讲到日本的占领高丽与台湾，中国的失去安南、缅甸等。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我祖国的将来痛心，开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

进入湖南一师之后，随着社会实践的开展和理论思考的深入，毛泽东的志向和追求发生重大变化，从一般性的个人化的追求转向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确立了救国救民、解放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远大理想，致力于探索救亡图存的出路。1917年9月，他跟蔡和森、张昆弟的谈话中提出，要做托尔斯泰、谭嗣同、陈独秀那样的大哲学革命家，“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进行“家族革命”和“师生革命”，“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他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政治制度是压抑人性、限制个人解放的“恶魔”，“罪莫大焉”，“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

毛泽东并不是一般性地寻找出路，而是深入到问题的根本，追索救亡图存的“大本大源”。他认为，当时天下纷纷，变革和改造中国势所必然，但是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在内的许多人提出的多种救国方案，因为没有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大本大源”，缺乏改造中国的真实本领，因此无法完成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大任。基于这种情况，他自己要“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通过探寻“大本大源”，把握“宇宙之真理”，“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达到改造中国、救国救民的目的，“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为此，他花费巨大精力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代文化中学习各种理论观点，谋求得到他渴望的“大本大源”。当然，他在这些理论中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解决救亡图存这个重大问题的根本答案。

资料图片：青年毛泽东

（二）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的“问题论”倾向

从湖南一师毕业后，毛泽东进一步深入实践，先后参加并直接领导了湖南的五四运动、驱张运动、自治运动等，广泛学习社会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攻读互助主义等思想并躬行实践，继续追索救亡图存的“大本大源”，但依然没有取得成功。特别是，1919年夏秋之间，他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一度倾向胡适的“问题论”主张，尝试进行实验主义的社会实践。

毛泽东对胡适及其主张的实验主义早有接触并十分推崇。他在《湘江评论》发刊词中，将实验主义列为近代思想变革的标志之一。他写道：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人类进入思想解放和全面改革时期，在宗教、文学、政治、教育、思想等方面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全面改造，取得了重大成就：“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见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在此，他把实验主义、杜威的平民教育主义思想，提高到同宗教改革、民主政治、国际同盟等一样的高度，显见他对实验主义评价之高。

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开始分化，李大钊等走向马克思主义，胡适等则继续坚持改良主义并日益走向反马克思主义方向。1919年7月20日，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公开化。胡适认为，当时思想界的弊病就是空谈主义，不去研究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这是中国思想界的破产，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为此，他提出：“要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这里批评和反对的“外来进口的主义”、“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义，主要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不久后，胡适在《我的歧路》中明确说：“1919年6月中……国内‘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晚年，《胡适口述自传》中再次说道，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他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胡适的文章发表后，李大钊于1919年8月17日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进行反击：“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实行彻底的社会革命。

“问题与主义”论战之际，毛泽东计划在长沙成立“问题研究会”，试图对实验主义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在实践上进行实验。1919年9月1日，他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章程》的思路和主旨与胡适的主张基本一致，所列的大小一百多项问题基本上是对胡适所提问题的具体展示。有一点需要指出，该章程第三条写道，“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表面看起来，这个论断同李大钊的观点很接近，但此条所列举的哲学、伦理、教育、宗教等十个方面的“主义”，实际上仍然属于“问题”范畴，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主义即思想理论体系，更不是李大钊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对此，汪澍白曾说过：“过去有的同志只抓住‘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一句话，力图论证‘问题研究会’是反对胡适的；论证《章程》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问题研究的，不免失之牵强。”这个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即使毛泽东仿用了李大钊“主义论”的说法，但其思想上的“问题论”倾向还是明显的。

（三）坚定不移地选择马克思主义，形成正确的“问题与主义”观

《问题研究会章程》的规划并没有真正实施。虽然如此，毛泽东仍然通过随后进行的驱张运动、新村主义实验、工读主义实验等，对“问题论”的改良主义实质有了更多、更深刻的理解。在实践探索和理论鉴别中，逐步放弃了“问题论”而转向“主义论”，确立了正确的“问题与主义”观，坚定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根本方法即“大本大源”，明确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共产党，改造中国与世界。

1919年下半年，毛泽东参加了更多的社会实践，接触了更多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组织领导了湖南民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驱张运动”，思想认识发生很大变化。1919年12月撰写《学生之工作》时，他已经对“问题论”的改良主义表示怀疑。他写道：“真欲使家庭社会进步者，不可徒言‘改良其旧’，必以‘创造其新’为志而后有济也。盖所谓改良家庭，改良社会云者，无非改良‘生活’，而旧的家庭生活，与旧的社会生活，终不可以改良。……如此造端宏大之制度改革，岂区区‘改良其旧’云云所能奏效乎？”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认真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著作和俄国革命的资料，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断加深，在思想上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

1920年秋，他组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湖南自治运动。但是，这场运动在赵恒惕的镇压下最后失败。毛泽东对“问题论”的改良主义彻底绝望。1920年11月25日前后，他在短时间内连续给向警予、罗章龙等人写信，对自己的思想做了全面清算，最终放弃了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温和革命等思想，彻底告别“问题论”而选择了“主义论”，高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真正找到了改造中国和世界、实现救国救民理想的“大本大源”。

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提出：“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这可以说是对问题和主义问题的深度清算，清理了长期以来坚持的改良主义思想和“呼声革命”主张，决定开辟新的道路。在给欧阳泽的信中提出，不仅要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而且要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道义（实际上也就是“主义”）为中心，“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这个主张实际上也就是要打破过去坚持的零星解决、局部改良的目标，确立远大的、改造中国和世界、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目标。在给罗章龙的信中明确提出，不赞同“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点滴改良，突出强调“主义”的极端重要性：“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道趋赴。”由此，明确打出了主义的旗帜，要大家在共同旗帜的引领下发展，这个主义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说，1920年11月底，他已经清理了“问题论”的改良主义思想，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随后，在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他明确了主义的内含，旗子的所指，就是要坚持“马克思的方法”“俄国式的方法”，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在1921年元旦的新民学会会员大会上，他在列举了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几种思潮后，明确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是最有效果的，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最宜采用”，并在公开表决时，同何叔衡等12人一起，坚定地选择“布尔什维克主义”，公开打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旗帜鲜明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1921年1月28日给彭璜的信中提出，主义的争论是根本的，在主义的问题上决不动摇和让步，“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强调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决心。

这样，毛泽东紧紧围绕着救亡图存、根本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个核心问题，在问题与主义的问题上进行长时间求索，形成了他在“问题与主义”关系上的基本观点。这就是：全面准确地把握问题与主义的辩证法，以解决重大问题为中心，以推动社会实践发展为目的，以主义为引领来解决重大问题，通过解决问题来坚持和发展主义，既不脱离实际问题去抽象地谈论主义，也不离开主义而陷入问题丛中迷失方向。在日后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他进一步深化发展“问题与主义”的观点，并把这个思想运用到实践之中，推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

二、科学把握问题与主义的辩证法，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以解决中国重大问题为核心，不断推动实践和理论创新

在青年时期的探寻过程中，毛泽东的思想路径是：由重大问题入手，探索到了主义，再以主义为指导来解决问题。在坚定地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之后，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解决中国重大问题为中心，以推动实践发展为目标，抓住、分析、回答、解决关键问题，并通过对问题的解决实现实践和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抓住中国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掌握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制定解决问题的政策策略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抓住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人们面临的问题都是复杂多样的，能否抓住决定事物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本质性问题，直接影响着行动的方向和重点是否正确，决定着事业的兴衰成败。而能否抓住最核心的问题，与抓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密切相关。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于分析中国实际，明确了方向和重点而不是迷失到复杂的问题丛中，抓住中国社会实践中的关键问题而不是枝节问题。例如，在大革命时期，他抓住“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全面深刻地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得出科学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又如，在土地革命时期，他牢牢抓住中国革命道路这个核心问题，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把握中国革命发展的总体趋势，把工农武装割据同全国革命高潮、同夺取全国政权问题联系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第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掌握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是否找到和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直接关系到问题能否解决和解决的程度，从而也就关系到实践发展的程度。即使找到了真问题，但如果不能正确地分析问题，就不能正确地看待问题，更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毛泽东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深刻认识到问题的根本性质和产生根源，以及影响问题的要素和问题发展的趋势，为解决问题奠定了基础。调查研究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毛泽东不仅提出了“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口号，“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的科学论断，而且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宁冈调查》《永新调查》等调查报告;特别是在创建和领导中央苏区过程中，进行了寻乌、兴国、长冈、才溪等调查，对土地问题、富农问题等提出了正确看法，为制订和完善土地革命路线奠定了基础。矛盾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毛泽东不仅撰写了《矛盾论》等哲学经典著作阐述这个方法，而且把它贯彻到具体实践当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深度揭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他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创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作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的论断。群众路线的方法是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群众实践相结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群众中的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后形成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再回到群众中加以检验，最后形成更正确、更丰富的真理性认识；毛泽东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而且把贯彻和践行群众路线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强调“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

第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制定解决问题的政策和策略。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策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而做出正确决策的前提就是以科学理论为根本指南，根据问题本身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综合分析复杂的矛盾状况，通过发挥主体的积极能动性正确处理影响事物发展的各种要素和关系，促进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最终推动实践飞跃。

正是因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能够在事物发展的关键时期，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做出正确的政策决策，推动实践发展。例如，井冈山斗争时期，他根据当时工农红军和根据地的实际，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斗争策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的时期，红军可以采取进攻策略，通过猛烈的军事行动发展和扩大红色割据地盘；相反的时期，则采取逐渐推进策略，而不能搞分兵冒进，地方工作要集中人力注意建立中心区域。又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他综合分析社会基本性质、主要矛盾变化及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做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同时，又根据国共合作中的各种条件和要素的变动情况，明确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性的极端重要性。

（二）在回答和解决革命和建设道路问题过程中，探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道路理论的创新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理论

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不懈奋斗历程，就是持续不断地探索和发展道路的过程。找到正确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是长期以来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毛泽东在解决这个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了重大理论创新。

第一，在回答和解决中国如何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问题中，创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核心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成立之际，中国共产党就坚定地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但是，究竟怎么样走俄国的路，是照搬照抄地走，还是依据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走，结果完全不同。在很长长时间中，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人总是照搬“城市中心论”，中国革命因此遭遇很大挫折损失。如何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困挠而又急需解决的大问题。

毛泽东为回答和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做出了最突出的贡献。井冈山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论述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思想。1929年4月，他起草《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阐述了农村斗争的重要性，提出建立赣南闽西大块革命根据地的设想。1930年1月，他给林彪写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批评“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这里所说的理论就是教条主义者坚持的“城市中心论”，在根据地发展中具体体现为流寇主义和游击主义。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根据俄国的具体情况，首先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全国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借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国内动荡的有利时机，发动了城市暴动并迅速把暴动推向全国，依靠红军力量很快就实现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同于俄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村农业农民大国，“城市中心论”的道路走不通。在批判教条主义错误的基础上，毛泽东突出地强调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性，明确提出红军和红色区域的建立与发展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必须毫不动摇地确立“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以工农武装割据为基础逐步建立大块革命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最终实现革命胜利、夺取全国政权。在此，系统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著作，系统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不是独立的民主国家，内部深受封建制度压迫而缺乏民主制度，外部深受帝国主义压迫而没有民族独立。因此，中国革命不能走先占城市后取乡村的道路，而是首先要建立广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造成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革命阵地，经过长期战斗逐步争取全部革命胜利。

这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革命的道路，也不同于俄国的“城市中心论”革命道路。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原理，借鉴俄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中国历史上的武装斗争经验，完全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践特点，是一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点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完全符合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确保中国革命走向最后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第二，在回答和解决中国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革命道路理论。

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终走向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过，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为全民所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把资本家分为“文明的资本家”和“不文明的资本家”，提出要对他们分别采取“和平赎买”和“无情惩治”两种不同方法，还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设想。但是，俄国资产阶级不断发生暴乱企图颠覆新生政权，苏维埃政府不得不采取暴力手段，采取全部没收的方式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的情况同俄国的情况不同，社会主义改造和革命的道路当然也不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就考虑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革命问题，初步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特殊性，“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

取得国家政权后，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革命道路：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出发，分清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界限，对于官僚资本采取没收的方式，对于民族资本则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而不是没收的办法；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实现了和平方式的生产关系变革；把生产关系改造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把民族资产阶级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充分考虑中国农村、农民的实际情况，在农业发展问题上采取先实现合作化再实现机械化的办法，正确解决了国家工业化与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在农业合作运动的方法步骤上，采取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消灭富农阶级的做法上，不是采用行政手段和暴力方法，而是把消灭富农阶级与改造富农分子相结合，通过同工同酬的劳动把富农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

这条道路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重大创新。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

第三，在回答和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中，艰辛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直接思想来源。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逐步开展，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却逐步暴露出诸多弊端。基于此，毛泽东提出要再次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创造性结合，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决不能教条主义地硬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薄一波回忆道：“毛主席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那时候，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已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也陆续发现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我国国情。因此，同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能否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少走弯路的一个大问题。”《论十大关系》开篇就提出，要以苏联为鉴戒，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避免或少走弯路。1956年8月，他提出：各国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不能照着千篇一律的格式发展，“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和曲折的实践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奠基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他系统阐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问题，明确提出了判断政治是非、判别“香花”与“毒草”的根本标准，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哲学根据和方法论基础；他作出我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对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作出了比较准确的分析，为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提供了总的依据；他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谋划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强调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制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外交工作等方面的政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思想资源。这些独创性的实践和理论创新成果，很多都已经融入到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当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先导。

（三）在回答和解决中国政治制度建构问题过程中，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体、政体和相关的政治制度，形成了制度理论创新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制度理论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公开宣示，要推翻旧制度、旧政权，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的社会制度，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但是，不同国家一定要依据本国的具体国情、历史特点、文化传统和革命发展状况建立符合本国特点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

经过长期斗争，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新民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在此情况下，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突出地摆在毛泽东和全党同志面前，那就是要在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及其相关的政治制度，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又能够团结最大多数人来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借鉴，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国际共运经验教训、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形成了重大的制度理论创新。

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同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化形式。1948年的9月会议上，他初步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他说道：我们将要建立的新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新政权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在七届二中全会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进一步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核心要义，我们国家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对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国体要通过一定的政体来落实。在思考国体时，毛泽东已经考虑到了政体问题。在9月会议上，他讲道：“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并对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了说明。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谈到政体时指出：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基于中国的具体情况，“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经过一个时期的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4年9月召开，自那时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牢固地确立下来并不断巩固。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创造性地领导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具有中国特点的政治制度，基本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

（四）在回答和解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问题过程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并形成重大理论成果，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上，曾经出现过严重失误，特别是土地革命前期，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失。为此，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思考和探索的一个重大的核心问题。对此，毛泽东进行了创造性回答，做出了独创性贡献。

他深入批判和清理了教条主义错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阐述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他创造性地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的过程中，回答和解决中国问题，形成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他尖锐地批评教条主义是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而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打倒“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树立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的放矢地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革命这个“的”，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坚持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种结合绝不是教条主义的而是创新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及优秀文化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理论联系实际、“三大法宝”、“三大作风”等；他把中国实践的生动经验进行理论提升，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形成了一系列创造性的理论观点，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等；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分析中国实际和重大问题，创立了一系列具有深度解释力的重大理论，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十大关系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等。

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许多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等。毛泽东思想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又包含着中国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实践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既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的，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成功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来源：《毛泽东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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