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龙：改革方向不能与民心向背！

点击：  作者：王海龙    来源：华山穹剑  发布时间:2018-11-28 09:38:57

 

 

 

       《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这本书是来自京、沪、鄂、华盛顿的六位学者——鄢一龙、白钢、吕德文、刘晨光、江宇、尹伊文——联袂创作的思想力作，也是畅销65万册的《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姊妹篇。

该书提出“社会主义道体”“超级资本主义”等新概念，从文明、历史、哲学、新技术等角度探讨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未来发展趋势，为我们解决中国今天面临的矛盾和困难，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以及更加主动地应对中美贸易战打开了思路。

任何国家都有问题和矛盾。国家存在问题不可怕，哪怕问题很严重，关键是实事求是地承认问题并找到产生问题的根源，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目前流行的看法是从政治经济制度方面定义社会主义，报刊上有大量文章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的最大优势，这也是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密码”之一。但仅在制度层面理解社会主义是不够的，《天下为公》第一章即从中国和西方数千年文明传统的角度提出并论证了“平等”和“觉悟”是社会主义的道体，这是极其深刻并极具创意的，有助于我们深化、拓展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平等”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利益关系、分配关系等。要实现平等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不仅靠社会主义制度，还要靠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

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体现在一项项以人民为中心、促进社会平等的具体的经济社会政策中。这样我们就可以从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政府政策的层面认识社会主义。

平等主要是指经济社会地位和生存发展能力的平等，不等于没有差距，不是平均主义。合理的差距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但如果差距过大则会损害经济效率。不平等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阻力。

实体经济、中小民营企业为什么困难重重？网上的大量舆论认为是企业税负和社保负担重，但更深次的根源在于：

一是因贫富分化导致的中下层老百姓有购买能力的需求不足；

二是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利润空间受金融资本、国际垄断资本、房地产资本的挤压。

普通老百姓为什么感觉生活越来越难，乃至青年人生育意愿降低？根源在于，教育、住房、医疗、养老这四大民生领域的过度市场化、资本化和干部特权化，造成各阶层间的不平等，导致普通劳动者的收入、积蓄向少数投机者和利益集团手里急剧集中。

在当今中国，中低端产品生产过剩与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同时并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经济的依赖也反映了生产过剩、实体经济不振。

中美贸易战有可能引发外需萎缩，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如何解决生产过剩、振兴实体经济？如何实现产业升级，提供更多的中高端产品？如何在抑制高房价的同时，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只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改革的实质是不同阶层间利益关系的调整，深化改革应着眼于改变不平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改革的方向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如果任由以资本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经济社会政策，只会造成更大的不平等，让矛盾越积越深。只有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才能根本解决中国经济社会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一、提高劳动所得、限制资本所得，促进收入平等。

目前存在的收入不平等表现在多个方面，如不同阶层间、城乡居民间、不同区域间、企业内部的员工与管理者间、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间、劳动者与有产者间、实体企业劳动者与金融部门从业者间。

在诸多收入不平等中，最核心的是劳动与资本间的不平等，即劳动者的劳动所得远低于资本所有者的资本所得和有产者的资产增值。促进收入平等应抓住这个“牛鼻子”。

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通过的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方案，有利于提高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缓解收入不平等。但在修改后的个税法中，劳动所得的最高税率（45%）仍然高于经营所得（35%）和财产所得（20%），且事实上多数情况下财产所得都可以免税。

为了更实质性地促进收入平等、鼓励劳动致富和知识创新，今后的个人所得税法改革，应该大幅降低劳动所得的税负，提高财产所得的税负。

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的不平等还体现在实体经济从业者与金融从业者的收入差距上。金融业的薪资，无论是平均工资还是高管收入，都远远高于制造业。

为何金融从业者薪资高？因为我国金融部门的利润率远高于实体企业，税负却低于实体企业。

2017年，沪深两市3522家上市公司实现净利润3.36万亿元，其中，26家上市银行合计实现净利润1.39万亿元，占3522家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的41.3%%。

就税负而言，以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为例，减税后，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由17%降到了16%，而金融业的税率仍为6%。因此，企业减税降费不宜搞一刀切，应区分不同部门实施结构性减税降费。

为提高劳动所得、治理脱实就虚、振兴实体经济，减税降费的重点应该是制造业、高科技产业、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服务业、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部门；而对于金融部门、房地产业则应提高税率。实体经济部门的企业税负减轻了，利润提高了，就有条件给劳动者涨工资。

另外，目前中国金融违法犯罪的成本低，加剧了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的不平等。对于那些在资本市场上兴风作浪、搞内幕交易、非法投机的金融大鳄和其他金融违法犯罪分子，应该加大行政处罚和刑事打击的力度。

可以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对金融违法犯罪者处以高额罚金，直至让其倾家荡产，或者将其列入另类“征信黑名单”，限制其贷款、乘坐高铁和飞机、甚至出境等。

二、促进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平等。

争取平等且良好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条件，是老百姓辛勤劳作的基本动力。这四个基本的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乎民心向背和经济增长。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造成国内经济陷入困境，中央政府推出的房地产市场化以及与之相伴的土地财政，在一段时期内有力促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增强了政府财力。

但过犹不及，房地产后来的过度市场化和金融化，导致一二线城市畸高的房价，自2017年以来，高房价又从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蔓延。高房价，在有房者、无房者、早购房者、晚购房者间制造了财富鸿沟和不平等，导致政府调控房价的动作左右为难。

过高的房价还透支了工薪家庭的消费能力，扭曲了劳动创造财富的社会价值观，间接增大了实体企业的人力成本、地租成本，并导致本应投入实体经济的大量银行贷款和社会资本涌入房地产业。房地产过度市场化和金融化是造成目前生产过剩、实体企业经营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教育、医疗、养老与住房一样，是最基本的民生，理应由政府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并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提高政府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但在经济增速减缓和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有人又打起了教育、医疗、养老产业化的主意，主张以这三个领域的市场化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在某些地方和领域，已开始付诸行动。比如，伴随着校内强制减负，校外辅导培训火爆，对普通家庭来说，这是不小的支出。

又如，社会资本热衷投建民办中小学，它们出高价从公立学校挖优秀教师和学生，对普通学生则收高学费，这会冲击公立学校的质量，并增大老百姓教育支出的负担。

再如，某些大的企业集团和投资资本已开始布局医疗和养老产业。以教育、医疗、养老的市场化、产业化来拉动内需，短期内会刺激经济增长。

但这样的增长会增大中下层老百姓的负担和痛苦，加剧阶层间的不平等，不但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而且从长期看反而会压抑整体内需，拖累经济增长。房地产已是前车之鉴。

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养老领域，是为了满足富裕阶层的个性化的高端需求，但应严防资本逻辑侵蚀基本民生保障。

教育、医疗、养老领域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促进均等化，强化公益性，合理平衡家庭、企业、政府的责任，降低普通劳动者的负担。如北京大学潘维教授所言，目前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在递减，国家的投资应该更多投向这三大民生领域。

当然，对医疗、教育的投资，不是要建更多豪华的住院大楼和教学楼。应提倡节俭办医疗和教育，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培养更多优秀的医护人员和教师，以更好的待遇和条件吸引高水平的医生和教师到基层和落后地区工作。

对于养老问题，一些城市已在实践中摸索出不少好办法，比如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服务为辅的方式。这里的社区服务应由基层政府牵头，把社区居民组织起来互助合作，而不是交给资本来办。

以上述社会主义的方式办教育、医疗、养老，提高劳动所得，就能为解决房地产问题创造条件。政府抑制高房价的办法其实也简单，

一是调整新增贷款的流向，大幅降低面向刚需以外的购房者和房地产企业的贷款额；

二是增加住房土地供应；

三是政府推出更多的保障性住房、公租房、廉租房；

四是对拥有多套房的家庭征收累进的房产税；

五是把控好货币化拆迁的节奏和力度。采取这些办法中的一种或多种，对于降房价会立竿见影。

政府为什么现在不用？

一是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有依赖，房价下跌会明显降低“卖地”的收入；

二是政府担心房价下跌会造成房地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疲软，进而影响整体经济的增速，还可能引发金融风险。

如果老百姓在教育、医疗、养老上的负担降下来，劳动所得增加，就能提高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从而扩大内需，进而缓解生产过剩，实体经济就会焕发活力，政府的税收会增加，就可以对冲房价下跌引发的影响。

如果再对财产所得、金融部门多征税，并尽快推出房产税，那么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会大幅降低。

房价下跌，那些贷款炒房的投机者很可能会还不上贷款，引发银行风险，但银行可以收回作为抵押品的房子，政府再从银行回购作为保障房，这样就可以减小风险。政府下决心降低房价以后，普通家庭的消费能力进一步提高，从而就能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可见，促进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平等，提高保障水平，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下稳定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办法。

三、以自主创新赢得在全球产业链中平等的利润分配权。

我国实体经济、中小企业的利润率低，除了受金融资本的挤压，还因为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处于中低端，又受处于高端的国际垄断资本挤压，在一些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在利润分配上处于弱势。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如何在科技和产业上以自主创新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

自主创新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过去我们取得重大科技突破依靠这一法宝，今天我们推进科技创新突破也要依靠这一法宝。有学者提出，要赋予职务发明人科研成果所有权，以激励创新。

这对于小打小闹的科技创新项目还可以。而对于一些基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项目，更需要大规模协作、大兵团作战，不宜过分强调个人科研成果的产权。如果纠结于个人科研成果的产权，那我国的“两弹一星”搞不起来，高铁也搞不起来。改革不能把我们自己的优势改没了。

那么，如何激发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天下为公》的作者提出，以互联网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为代表的新型企业，在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上更强调扁平化和去中心化，企业内部关系是较为平等的，全体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主体精神得以激发。

科技创新是系统性的、高度创造性的活动，更需要调动组织内全体成员的主动性、自觉性、协作精神。科层制的管理只会压抑创新。

要想实现自主创新，无论是在科研机构，还是在企业，企业家、管理层与科研人员、技术人员、普通工人形成平等的创新共同体是最为关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人才不仅包括科研人员和企业家，也包括技术人员乃至普通工人。

自主创新需要巨量资本的投入。国资国企无疑是我国实施自主创新的主力军。

此外，我国目前存在海量的社会资本，它们四处游动，寻找短期高回报甚至暴利的投资目标，比如炒房、P2P金融等，这干扰了经济正常运行。

据行业权威机构数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中国理财市场总规模已达百万亿元。如何把这庞大的社会资本引向实体企业、高科技产业，以促进创新和转型升级？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哪个部门利润高，就会投向哪里。

目前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税负和利润分配的不平等，阻碍了社会资本向实体经济的流动，突出表现就是实体企业融资成本高、杠杆率高。

再加上企业自主创新的周期长、回报慢，社会资本更是不愿投资。

如前所述，政府可以提高金融部门、房地产部门、落后产能部门的税率，并打压投机暴利行业，把这些部门的利润率降下来；同时降低有发展潜力的制造业、高科技产业的税率，这些部门的利润率提高了，社会资本就有意愿投资。当然，政府和金融部门需要创新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以提供通道。

改革只有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才能真正解决国内的深层次问题，才能赢得民心。解决好了国内问题，获得民心支持，我们应对中美贸易战中就有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我们就能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中保持独立自主。

毛主席早在1958年的谈话中就警示说：“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的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

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畅销64万册的《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姊妹篇。

（本文的删减版原载《大众日报》2018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