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 | 大国竞争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兼评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点击：  作者：陈平    来源：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8-10-12 11:00:20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8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 Romer），以分别表彰其他们在气候变化与技术创新的贡献。

 

国内媒体照例发表介绍文章，赞扬两位经济学家的工作，显示中国经济学家努力追赶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好学生心态，却没有注意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的时代背景和瑞典评奖委员会的渐进改革。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得主为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获奖理由分别是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的研究

 

诺贝尔经济学奖终于不再那么“落伍”了

 

和诺贝尔科学奖不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代落伍是出了名的。

 

最荒唐的例子是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同时奖给两个互相矛盾的经济学理论——提出有效市场假设的法玛（Fama）早在1970年宣称有效市场不存在内生的不稳定性，而席勒却从市场波动率的过度波动中在2000年就预言美国股市的非理性繁荣将导致股市泡沫。

 

如果中国经济学家依靠诺贝尔经济学奖来指导自己的研究路线，将会导致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水平落后世界大势约半个世纪，而且严重脱离当代经济问题的严重挑战。

 

今年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机，突显经济学研究和当代经济挑战之间不可避免的联系。

 

客观地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大部分发给经济研究方法论上的研究，尤其是微观、计量、金融经济学的研究，几乎和现实经济问题没有关系。经济学基础的一般均衡框架构造的是没有区域差距、没有技术创新、也没有生命周期的市场乌托邦，而计量经济学的噪声驱动模型更是金融炼金术和永动机模型。只有宏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和西方社会的经济问题有密切联系，但是完全无视西方社会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之间的联系，更无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始显示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渐进改革的苗头。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对象，涉及当代两个重大问题，即气候变化和技术创新。诺德豪斯和罗默试图修正一般均衡的框架，来讨论气候变化和技术创新这样典型的非均衡问题。这比法玛干脆否定市场的非均衡波动当然进了一步，但也突显一般均衡框架的局限。

 

中国经济四十年来的高速增长，完全超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预言。如果中国经济学家不能理解一般均衡框架的局限，就不可能发展新的经济学理论，总结和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无力引领世界面对当代的经济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经济学反对全球化、反对气候暖化，以及保护夕阳产业的就业政策，恰好是本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反题，却故意被主流媒体略而不提。

 

本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进步与局限

 

我们在这里深入分析本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进步及其局限，对理解当代经济危机和挑战有现实意义。

 

萨缪尔森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奠定新古典综合在当代经济学教育中的主流地位，2005年修订的第18版，诺德豪斯成为萨缪尔森的合作者。从第1版到第18版的最大变化，就是删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体制的比较，以及经济选择的典型案例是大炮和黄油之间的选择。

 

换言之，诺德豪斯在《经济学》修订的第18和19版（2012）中，保持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苏东剧变后的制度自信，即资本主义制度优于社会主义制度。

 

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多数主流经济学家依然坚信，新古典经济学描写的完美市场（私有产权、完全竞争、完全信息、理性预期）可以保证国际分工市场的自动稳定，无需政府干预。其条件是排除规模经济（学术语言是“规模报酬递增）存在的内生不稳定性，否则不存在市场一般均衡的唯一稳定解。

 

在理论上突破这一禁区的是1986年罗默的文章《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罗默的技巧是找到一个经济学家没有争议的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学变量：技术知识的积累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罗默后来的工作，进一步用教育年限和技术培训水平，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

 

可惜，罗默的工作无法理解中国的崛起，也无法解释欧美经济的衰落，因为东欧国家的教育水平比中国高得多，但是经济转型的过程是去工业化和长期衰退，而美欧的技术研发水平也远比中国高，却没有带来相应的国际竞争力，导致特朗普发动这次史无前例的贸易保护，全面逆转美国二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趋势。

 

 

▲保罗·罗默（Paul M. Romer）

 

西方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这次贸易摩擦面临的世界经济转型，几乎到了思想混乱的程度。原因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框架的要害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以及否认规模经济的内生不稳定性，也就无力理解亚当·斯密提出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

 

大国竞争的核心是竞争市场规模和市场份额，不是竞争成本和利润。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控制了世界的多数资源、金融资本和军备优势，进而得以控制国际分工市场和专利的定价权，以获取高额利润。但是中国的规模经济和产业集群在国际竞争中颠覆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国家的技术优势，使发达国家产生福利危机和就业危机，使西方社会的过度消费和“高收入”在国际竞争中渐入颓势，难以持续。这是诺德豪斯和罗默的工作难以回答的问题。

 

本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工作，涉及宏观经济学的增长理论。

 

诺德豪斯的老师——麻省理工学院的索罗(Solow)提出的外生增长理论，假设规模报酬不变，所以各国经济增长的趋势趋同到人口增长率，把计量分析无法解释的残差命名为技术创新的随机变量，并发明了一个美妙的概念“全要素生产率”，其要害是假设技术进步是随机的（即“看不见的手”的数学模型），排除政府产业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罗默提出的内生增长论经过他的老师——芝加哥大学的卢卡斯的推荐，成为解释新“知识经济”的王牌理论。如果罗默模型成立，则先进工业化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将永保世界霸权，没有后起国家挑战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知识霸权的可能性。特朗普惊呼中国加入WTO以后，美国输给了中国，也就成为荒唐的神话。

 

可惜哈佛经济学博士、特朗普贸易策略的高参纳瓦罗，和主流经济学家一样，缺乏经济学理论的基础知识，即中国崛起挑战美国的经济学机制，不是因为什么意识形态或盗窃知识产权，而是规模经济。因为罗默所提的人力资本和知识经济是一个国家的整体教育水平和知识积累，后起国家不可能用派遣留学生和盗版的办法打败研发的先进国家，否则就无法理解工业革命引发的现代化和手工作坊时代的技术差距了。

 

诺德豪斯把环境改善视为一种长期投资，但是完全不提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只追逐短期投资，而只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如中国，才会大力投资没有短期回报的基础建设。

 

 

▲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

 

其实，我早在1968年就在企业调查中发现规模经济对中国重型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进而深入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即为什么科学和资本主义产生于西欧而非中国。

 

和当时“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主流理论相反，我们发现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落后于西方，并非源于中国的“封建专制”或“重农抑商”，而是中国多山少地的自然环境，迫使中国发展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走上“节省资源和消耗人力”的分工模式；而欧美多雨的平原，发展了广种薄收的农牧混合经济，尤其在中世纪的黑死病导致人口大减之后，发展了“节省人力和消耗资源”的规模经济，导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规模扩张，成为西方模式现代化的特征。

 

但是，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摧毁了生物多样性，加大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才有东方模式复兴的可能性。

 

我们早在1987年（罗默文章的一年之后），发展了动态规模经济的一般生态动力学模型，并在2012年提出“代谢增长论”和产业小波的概念，于2014年发表。我们指出，技术创新和产业竞争并非阿罗(Arrow)和罗默描写的知识积累过程，而是新旧技术竞争淘汰产生的新陈代谢的非线性动态过程。

 

西方文化（资源密集）和东方文化（劳力密集）在不同的生态约束和技术创新过程中，有不同的竞争优势。如果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大幅动荡，或技术创新开发新资源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则分享资源和善于学习的东方文化，有可能战胜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因为西方模式现代化的前提是假设资源无限，人的贪欲也无限，而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基本假设违背了演化生物学和演化心理学的基本观察：即人的本质是社会动物。

 

国际劳动分工的协调远比争夺国际分工的财富和权势重要。这是斯密本人也承认的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矛盾，即“财富是权势”（Wealth is power）。特朗普发动贸易摩擦，夺的不是美国蓝领工人的就业，也不是西方高科技企业的知识产权，而是美国对世界资源、世界市场和世界金融的控制权。这是诺德豪斯和罗默都没有回答的问题。

 

批评是为了中国经济学更好的发展

 

我们批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不足，并非源于我们的盲目自信或自大，而是源于我们长期从事跨学科对话的经验。经济学和自然科学最大的差距，是没有找到复杂经济系统的测量方法。亚当·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都把市场经济看成互相没有关联的原子经济的加总，完全无视工业化产生的个人、组织、产业之间的高度关联形成的复杂系统。

 

我的经济学常识是从当铁路工人的经验来的。如果铁路运行推行“看不见的手”，火车必然相撞，无法通行。当代的高科技，如互联网、GPS导航系统，都是美国军备竞赛的产业政策的产物，没有任何私有企业有能力开发原子能和雷达这样的高科技。当代的计算机技术越发展，淘汰的传统就业越多，人均GDP高的美欧国家的社会福利负担越来越重，才有持续增长的债务危机，推动发达国家的产业外移。

 

中国经济学家如果不从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更新出发，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以及发达国家的生态危机、福利危机，就不可能避免西方发达国家片面工业化的覆辙，不可能坚持中国和东亚已经发展出来的新型现代化道路。

 

希望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不要满足只当西方经济学“传道受业”的好学生，而要站在巨人肩上，既学到西方名家的长处，也看到西方名家的局限，才能直面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挑战，发展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的中国经济学。

 

参考文献：

 

1、陈平，《中国经济改革之路：对话斯密及马恩列斯》：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2767.

2、Chen, Ping. “Metabolic Growth Theory: Market-Share Competition, Learning Uncertainty, and Technology Wavelets”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4(2), 239-262 (2014).

 

3、陈平，“代谢增长论: 市场份额竞争，学习不确定性和技术小波”, 《清华政治经济学报》，2014年，第2卷，第1期, 26-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