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张文木老师系列文章《中印之争，乃制度之争》中的第五篇。

　　41.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国家为生存和发展与他国博弈的学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是要带刀子的;同时战略又是研究国家能力边界即底线和极限的学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没有哲学是不行的。刀子容易锻造，而哲学却不能一蹴而就。古今国家的失败多不是没有刀子而是没有哲学，其创伤恢复的速度更是取决于该国公民哲学素养的深浅。同样的战败创伤，在黑格尔的故乡就容易平复，而在富士山脚下迄今仍在频频作痛。尼克松是美国少有懂哲学的领袖，为了抚平越战创伤，他来北京说要与毛泽东讨论哲学问题。

　　42.毛泽东思想的深远意义是我们看到现在的问题后才有更深刻的体会的。毛泽东同志是人不是神，他如果有什么“失误”——即使有，还应放到更长的历史时段中才能做出科学的结论，那也只是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的问题。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对邓小平同志历史地位的认识，不能看到一些问题就再走偏颇，更不要等到将来出了别的问题再认识邓小平理论的深远意义。偏颇不仅是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也有右派“幼稚病”。在忠于国家的前提下，左和右都有各自的道理，因为它们在中国发展进程中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我们反对的只是其中的片面和幼稚的成分。今天改革出现的“失误”，与计划经济后期出现的问题一样，都是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的问题。由此而论，反“左”还是反右，应当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任务需要而定。如果说昨天的任务需要防“左”，那今天的右可能就是应当警惕和反对的阻碍中国进步的主要危险。但不管是反“左”还是反右，我们都不能因洗澡水脏了就连同水中的婴儿一起倒掉。

　　43.中国发展道路是波浪式前进的，其前进的动力来源是前后相随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没有毛泽东，中国现在可能就是印度那个样子;而没有邓小平，中国现在可能就是苏联的结局。中国犹如巨型列车，启动不能不猛，不猛则不能达到效果。但猛了也有其副作用。我们不能因此而又刹车太急，急了容易翻车。历史经验表明，保守，不管它的色彩是“左”还是右，往往是保留革命成果的形式，比如法国大革命的土改成果就是通过法国大革命的反形式即被作曲家贝多芬怒斥的帝制下的《拿破仑法典》保留下来的。

　　44.战略底线，事关国家生死存亡，公民对此比较容易达成共识;而战略极限，事关国家发展，则往往容易被渲染夸大并由此导致许多国家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历史上的帝国多在捍卫国家战略底线中崛起，在无节制地突破其战略极限中败亡。毛泽东同志告诫中国人民不要称霸世界，所以才有新中国可持续的高速发展;明治天皇告诉日本国民要征服整个亚洲，要称霸世界，结果却使日本不仅成了世界上唯一经历核打击的国家，其近代“成就”也随之灰飞烟灭。因此，在战略底线和极限间，后者是战略学研究的重点，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45.阿古柏在中国新疆猖獗十年，却为左宗棠一年消灭，其原因就是占据印度的英国够不着，而沙俄又不愿为其得罪中国，最重要是阿古柏盘踞的地区并不在俄国和英国关键利益区域。故此英俄均犯不上为阿古柏与中国冲突。英国的关键利益是印度洋，因而它只在印度洋北岸下注;俄国只管通往印度洋的中亚线路，沙俄后来向中国拖延交还的伊犁地区，就在这条线路的东侧。现在反视“台独”分子，论其所处形势已与阿古柏时期有天壤之别，台湾海峡的海上屏障作用已经消失，台湾岛对美国屏障中国东进的作用也接近消失，那敢于玩火的“台独”分子的命运，就不会比阿古柏更好。

　　46. 国力极限处，便是政治妥协的地方。

　　47.世界地图是国际政治的“化石”：它既刻录了国际政治的历史，也规定着国际政治的未来。

　　48.大国崛起的规律性现象是两个实力相当的对手之间要有相当的缓冲空间;这种空间的大小与正在崛起的大国之间的冲突概率和烈度成反比。如果在地理没有空间间隔的条件，那么保持双方的战略力量，尤其是其中的战略武器的均势则是和平的保证。所以，大凡国际和平体系，不管是维也纳体系还是雅尔塔体系，多是从这两方面入手制定的;同理，一个国际和平体系的解体也首先是从这两个方面的消失而开始的。

　　49.国际政治，不管如何变化，它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在总量守衡中此消彼长的“力学结构”。

　　50. 与古罗马的命运大体一致，美国崛起是被逼出来的，但美国的霸权却是自找的。自从美国称霸世界，美国就不美了。恩格斯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