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人才辈出，后人以百家争鸣来形容当时的盛况。孔夫子只是百家之一，他的凸显是被后来的帝王扶上了统治地位而已。在那个时期，社会整体处于大的变动之中，也就是处于乱世之中，才孕育出了中华灿烂的文化。西方的文化也是大乱中孕育而生的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毛泽东盼望着毁灭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而多数人倾向修修补补，他的笔记中写着“由毁而成”四个字，预示着未来他主持的革命的彻底性。 

事实上他最终将中国社会翻了个底朝天。他把那些生活在中国酱缸里和阴冷沼泽里过得舒服的寄生虫，全都暴晒在阳光之下。中国社会的兜底翻覆造成两个结果，一个是他去世后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质疑，一个是中国大地成了世界上最干净的乐土。发达国家要么残存王室贵族的等级，要么新建上流社会资本世家，而中国则成了最彻底的平民社会，物质虽然尚未丰富，但中国人的精神和心灵却不再受任何束缚，得以根本的解放。 

毛泽东曾经向往过社会“大同”境界。大同世界是平等的另一种表述，这是年轻人面对父权一类的压迫常常会有的冲动，实际上意识到“差别”这样的概念才是心智成熟的开始，但这种成熟也不一定就是积极的。青年人最易于接受的思想就是平等，跨过平等常常意味着堕落，平等只是思想境界，而非社会现实。 

当上进心变成了为自己与众不同而努力的时候，就是年轻人坠入红尘而不能自拔的开始，周而复始，人类就是这样在新旧力量的冲突中蹒跚行进着。万幸的是毛泽东意识到了差别才是人间真相，但他没有去追求个人的生活的改善，对他而言，真相只是他把握力量的开端。世界大同在一些人眼里是假象，是青春期的幻象，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讲，它却可能是理想，虽然很难，但值得信仰和追求。而追求和实施这一理想就使得毛泽东向着人类最高的巅峰攀登，那至高的峰顶上刻着“平等”两个字。 

在激烈动荡的革命年代，站在对立面上就意味着是死敌。可以说毛泽东一直在寻找大的本原，直到某一天，他说出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的名言，它意味着毛泽东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它意味着毛泽东进入了世俗领域，他将以人世间的真实的力量推行人类圣贤们的思想。

任志刚，男，汉族，畅销书《为什么是毛泽东》、《为什么是中国》作者，1963年生，籍贯山西，1984年获得清华大学工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