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改革，如果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改，这样的改革就失去了正当性。在这个星球上，所有生命的运动，永远是为了生存，为了种群的存在。这是任何宏大和卑微细小生命群体的唯一本原的意义。如果生命不为存在而努力，种群不为延续而工作，那这就不是生命，就不是合格的生命，就不是可以延续的生命，就不是符合天地大道的生命。

人类从群居那一天开始，实际上也有这样一个潜在的政治文化规则，为了种群的延续和发展，人类的任何组织形式和管理结构，都要首先有利于大多数个体的存在，这延伸成为一种公理，一种伦理，一种天理。任何一个政府，无论它是君主制或共和制，只要它不能保障多数个体的生存、发展，它就是一个不合格的政府，它就是一个道义上有问题的政府。

古往今来，所有的革命都是因为贫富差距过大，同时众多贫穷者无法生存，无法拥有基本生产生活资料，无法保持最起码的尊严，无法得到最起码的公平正义。结果富人和权贵总是革命的对象。杀富济贫和拒绝纳税，永远是一切革命的两大主题。前者是对贫富悬殊的仇恨，后者是对维持这种状况的政府的愤恨。

无论有多少激动人心的、论述宏富的造反有理的理论，所有革命运动，最核心主张就这两点。因此，一个成熟和合法的政府，一定要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天职。蒋介石政权是一个维护富人的政权，毛泽东政权是一个维护穷人的政权，蒋代表少数必然垮掉，毛代表多数必然胜出。但是，剥夺富人权利，追求全民平均主义，逐渐带来了经济发展活力的停滞。

邓小平意识到，大锅饭、平均主义、穷过渡显然不是发展国家经济的长久之计。他喊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中国的活力是从邓承认个人私利，允许物质刺激，同意打破平均主义后，井喷似地显示起来了。早期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特别是农村的改革，使人民群众普遍受惠。

水没有落差就不能流动和发电，人没有收入差距就不能刺激社会发展和进步。有人据此指责邓是不公平的。关键的问题是，后邓时代的人们没有清晰地意识到，改革部分偏离了最初的航线，地区差别、行业差别、贫富差别在逐步拉大，改革的红利分配，并没有表现出普遍受惠和实际获得感。这个偏差应该在政治层面以国家意志去系统地有计划地加以解决。

这要求我们的官员，懂得政府的性质。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政府，你怎么能够办好政府？现在我们来看看人类组织政府的运作过程。首先，任何一个政府，无论选举、战争、世袭，初期必须得到多数人支持、认可、默许，才能成立。因此，人类的任何一个政权在确立之处，都声称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成立的。

除了前述人类生存文化的约定俗成以外，还因为政府统治人民是需要强力的。多数人就是新政权强力的稳固基础。在冷兵器时代更是如此，政治文化的基因就这样传递后代，每一个政府在成立伊始，都会这样承诺，不能说它是虚伪的，应该说，它真诚地想这样做。没有一个新的政权不搞改革、改变，不减少徭役、不减免赋税、不以政治清明为追求。

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声称只为少数人而奋斗。但是，为什么慢慢就变味了呢？原因是，任何政府都要两种稀缺资源的支持：聪明的管理者和钱。在新朝的新气象给人民带来实惠和安居乐业政治局面之后。管理者也就是政治精英集团，逐渐变成既得利益团伙；那些按照新朝制定的经济律令开动脑筋的人，变成了富人。

尽管财富是人民创造的，但不管你怎样制定经济的规则，不知不觉财富还是都到了富人手里。政府需要的银子，从形式上总是富人在提供。这就是人类政府工作的一个奇妙规律。政权确立之初，需要多数人道义支持和抬桩，但是到政权运转起来后，你会惊奇发现，政府的支持性力量再一次无可避免地变成了：聪明的管理者、聪明的赚钱人、聪明的砖家们等。

情况总是这样。政府颁布了选择官员、指导经济等系统规则，结果就有人按照这些规则，成为巨商、大官和大忽悠。他们成为政府的主导力量和主要支撑。他们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聪明人团体（但绝对是人民中的绝对少数），是他们在左右政策制定、财富分配、国家发展、外交军事等等，他们就会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设计各种政策和规则的方案。

所有这些方案公布的时候，都说是为大家制定的，实际上私售了很多暗藏的利益条款。哪有一个统治者或几个统治者能辨别得了浩如烟海的设计方案包藏的匠心啊。于是改革越改人民越苦。人民就起来造反。周而复始，有人说，封建时代改朝换代是因为王朝腐败，其实不是，或者说不全是这个原因。腐败不一定导致政权垮台，但如果民不聊生则肯定会危机政权。

没有一个皇帝，哪怕是最糟糕的皇帝，会希望家天下垮台，希望人民生活不下去。关键原因是既得利益集团，也就是官僚和富裕阶层，和围绕他们形成的越来越庞大的利益集群，他们越来越贪婪、越来越疯狂地通过控制行政资源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和法令，让自己得利，这个过程像人体内的恶性肿瘤一样无法遏制的时候，人民活不下去，就会揭竿而起。

世界上最简单的赚钱办法，就是通过权钱结合，就是通过司法或行政力量直接攫取，不需要经过什么经营过程。红头文件、许可批文、一句话，就是雪花花的银子。要让改革不偏向，就要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和监督，这是让人民心平气和的唯一办法，也是让改革方案公平合理的唯一办法。通过法定程序得到人民认可，是避免改革被少数人绑架的唯一办法。

人类的政权运作历来就是这么一个怪圈，多数人打倒权贵和富人，成立一个多数人政府，开始的改变让多数人受益，但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富人和权贵。政府离不开这些金钱和精英，于是逐渐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庇护力量和压制人民的工具，政府被迫痛苦地变成了少数人的政府，新的造反又可能开始了，如此周而复始。

怎么跳出这样的怪圈呢？那就是政府按照一定周期更换领导人，周期性推出新政。每个政府领导人都要明确意识到，他应该代表人民与官僚和富裕阶层斗争，减弱政府在代表少数人利益方面的露骨表现。也就是说，要采取温和、法治、不流血的抑富济贫方式，将贫穷阶层减少，制造一种叫做中产阶级的人民群众。他们不是很富也不是很穷。

只要我们人类的政权的领导人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这个担子，不断地纠正政府只代表少数人的倾向。一方面给多数人民创造利益，也就是从富裕人群那里取得一部分财富和机会和公共服务资源，制度化地给多数人民分享；一方面不要把富人这只母鸡杀掉，给他们提供长期稳定的创造财富的机会，让他们不停地生蛋。以保证全社会有蛋可吃。

在这个同时，你要关注两件大事，一是全体人民包括富人、中产者、穷人的集体安全，也就是国家战略安全，这是统治者必须提供的第一公共服务产品；第二，你要尽量将富人、中产、穷人、官人、还有所谓学者、艺人等之间的关系法治化，公平合理的规范他们两两的关系，也就是你要提供大家相处的一个可接受的法治环境，这是第二个必须的公共服务产品。

习近平指出，改革一定要有利于人民群众，改革一定要与法有据。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后咱中国的改革，不能只有利于少数人了，也不能人民群众还不知情，就莫名其妙地推出来了。习主席的话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了。

最后我总结，不管搞什么国家政权形式，什么体制。以下的意见是简单明确的，政府领导者，一定要记住：在国家安全上，政府绝对是全民的政府；在利益分配上，政府应该是多数人的政府；在发展经济上，政府必须是少数人（精英和富人）的政府；在政治伦理上，政府坚决是弱者和穷人的政府。一句话，从本质上讲，政府一定要代表最广大人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