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独创性理论,是社会主义革命结束后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初期,毛泽东基于世界历史视阈而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治国理政经典文献。以中国化世界历史理论为思想根据,毛泽东判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客观性、长期性、严峻性,从政治思想上筑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正确处理稳定与发展、短期与长期、主题与前提、动力与保障的关系,在中国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崭新篇章。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60 周年,坚持其形成和修改的世界历史视阈,汲取其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治国理政智慧,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新局面,具有伟大而恒久的价值。
关键词: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稿;世界历史;治国理政
60年前的1957年,毛泽东正式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为《正处》,一般指发表稿,除非强调或对比说明)一文。这“是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 ,代表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理论创新的最高水平,在东西方皆得到广泛传播并产生重要影响。正式发表的《正处》为修改稿,但在此后20年一度被片面错误宣传阐释,不仅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正面指导作用未得到揭示,而且对改革开放之后的研究评价造成了困难。多年来《正处》的产生背景、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和社会影响都得到了客观详细的史料梳理,然而其理论性质、理论贡献、理论缺陷和当代价值仍存争议。《正处》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独创性理论,是社会主义革命结束后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初期,毛泽东基于世界历史视阈而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治国理政经典文献。当前在治国理政新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纪念《正处》发表60周年,必须回归毛泽东修改《正处》的世界历史理论,科学评价《正处》对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效果,把握其对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理政意义,从而为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新局面提供思想资鉴。
01 学术观点争议:《正处》发表稿的焦点问题
《正处》于1957年6月19日正式发表,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初期,关于治国理政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正处》从1957年2月27日的提纲讲话到正式发表,经过“两个月讲话,两个月修改成文”,集中并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正处》经过不少于13稿 的修改,而且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实现了由会议讲话到理论创新的飞跃。但其中增加的一些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又引发人们对其研究和评价的严重分歧。
《正处》的发表稿与讲话稿相比,增强了理论的严谨性、深刻性、系统性,还特别增写了一些关于阶级斗争的段落和句子。其中最富有争议和引人批评的一个段落是:“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己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围绕《正处》中有关阶级斗争的内容,并拓展到对《正处》的研究评价,形成了种种分歧性意见和观点。
第一,根据阶级斗争形势,对修改内容持绝对肯定态度。这是“文革”的基本观点,指出《正处》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提供了理论根据。1967 年《红旗》杂志纪念《正处》发表十周年指出:“这个文献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伟大纲领。” 1969 年林彪在中国共产党九大上做政治报告指出:《正处》“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1975年张春桥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中指出:《正处》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 。1977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说明”也沿用了该观点。该观点为“文革”的开展作注释,但却片面而错误地发挥了《正处》中有关阶级斗争的内容。这种观点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仅被党中央全面批判和终结,而且也有学者从“史”和“论”两个视角进行了厘清和反对 。
第二,反思阶级斗争错误,对修改内容持探源批判态度。以汪澍白为代表持尖锐态度。汪澍白对比《正处》讲话稿和发表稿,指出《正处》讲话稿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提出了反映改革要求的社会主义建设新的概念图式;但这一概念图式在《正处》发表稿中“神髓顿失”,因为增写的阶级斗争观念作为“基核”统摄了全文;而且《正处》发表稿中阶级斗争观念后来不断延续发展,从而初步奠定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基础 。这种观点为全国理论界不少学者所认同。郑谦认为《正处》的修改在理论上留下了自相矛盾的痕迹,表现了“左”的错误端倪和苗头 ,只是他所持的批评态度相对温和。这种观点其实是以“文革”期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思想根据,以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实践基础,将《正处》发表之后相继发生的反右扩大化、“文革”等错误,统统归诸于《正处》中有关阶级斗争的内容。
第三,立足社会主义建设,对修改内容持逻辑否定态度。以石仲泉为代表。石仲泉比较《正处》讲话稿和发表稿,肯定后者的理论高度、论述深度和内容完善程度强于前者,但后者中增写的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却与前者的风格不那么协调与和谐。他综合权衡这两个方面评价道:“如果说前一方面既在画龙、又在点睛,那么,前者的‘画龙点睛’之功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属于‘画蛇添足’之失,是次要的、第二位的。” 1985年中央文献研究室修订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也持类似观点,指出:《正处》发表稿中增写的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与“原来讲话的精神和倾向不协调” 。后来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毛泽东文集》也沿用了这一观点。该观点对修改部分的判断和定位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但在根本上则立足于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第四,总结世界历史教训,对修改内容持基本肯定态度。以薄一波为代表。薄一波认为《正处》修改时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非无限制的而是有具体语境和内涵的。毛泽东主要是讲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在这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包括国内国际,可以说‘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薄一波提出的这种观点基于且含于文本之中,与毛泽东在此前后的系列讲话思想相一致,但却是以《正处》发表后40年的世界历史为经验基础。他总结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严重教训指出:“在世界上还存在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情况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要也不能轻易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己经解决。” 施肇域也指出:“这个估计特别是对防止和平演变来说,其预见性和现实性,还是值得作认真研究的。” 因而在《正处》发表以后的20年(1957-1976年)中,尽管在实践上对于阶级斗争问题犯过严重的扩大化错误,但从理论上说这个论断的基本精神还是站得住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40年历史也证明,《正处》的基本结论仍然是成立的 。
《正处》中有关阶级斗争内容,既是《正处》研究的焦点问题,也是《正处》评价的分歧之所。第四种观点相对而言更客观合理,但仍以经验为基础和根据,尽管是世界与中国历史经验。其它三种观点各有其合理成分,但无不以国内当时的现实需要为评价依据,而无视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初期治国理政的艰难性、复杂性和严峻性,更缺乏毛泽东修改《正处》的高远宏阔视阈和高深悠远视界。《正处》发表50周年时,不少人挖掘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意义,也是以同样的简单化思路对待《正处》。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毕生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毛泽东继承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不仅创立了在中国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而且在60年前创造了《正处》作为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初期的治国理政理论。立足毛泽东思想的世界历史视阈,从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治国理政视界审视《正处》,才可能对《正处》做出合乎历史实际、合乎毛泽东思想并真正经得起人类实践检验的评价。
02世界历史理论:《正处》发表稿的思想根据
马克思毕生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才逐步进入世界历史,并将世界历史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前者属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的世界历史,后者最终是要开创自由人联合形成的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马克思从社会主义世界历史视阈批判资本主义,既深刻揭示了“两个必然”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又全面阐述了“两个决不会”过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阶级斗争。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不仅创造了中国化的世界历史理论,成为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理论指南;而且毕生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领导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开创了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新篇章。
《正处》不仅以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列事件为经验基础,尤其以毛泽东思想中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思想根据。《正处》形成和修改前夕,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提出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内部矛盾问题,成为《正处》形成和修改的重要经验基础。薄一波指出:《正处》“不仅是我国由革命时期转入全面建设时期的迫切需要,也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深刻总结” 。然而《正处》并非仅仅这些经验的总结,而是以1956年根据国际局势两次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重要基础,突破传统单纯的阶级斗争思路而创造性地划分两类矛盾。关键在于毛泽东反思这些背景和划分两类矛盾的理论依据,否则前者的经验不可能升华而增写入《正处》,后者不可能激活以指导《正处》的形成和修改。这个在先的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世界历史理论,它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发展,并据以把握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开创初期与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
第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客观性。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开创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处于并受制于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不可避免与资本主义发生阶级矛盾。列宁指出: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终止。” 《正处》讲话前夕,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波匈事件原因在于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斯大林事件源于他对阶级斗争缺乏客观科学的认识。反应在国内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表现为与资产阶级各方面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暂时结束了经济方面的阶级斗争,1957年“反右”则是政治思想方面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邓小平在20多年后回忆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
《正处》在修改时重点增加了这方面的思考,指出在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正处》中增写的关于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况,是毛泽东对两大社会阶级斗争客观性的事实判定,充分展现了其对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战略清醒。认为《正处》中增写的有关阶级斗争的内容与《正处》讲话稿的精神和风格不协调的观点,也许从逻辑上指出了《正处》在内容上的不集中,却否定了当时两条道路间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
第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长期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矛盾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将贯穿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开创的全过程,并通过较量左右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开创进程。毛泽东毕生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并对这过渡时期两大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有着清醒认识:“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帝国主义的存在意味着阶级斗争尚未消灭,并将与社会主义进行长期全面的斗争。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进程决定了从中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需要以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生产力进行长时间追赶,更决定了资本主义必将想方设法阻碍和破坏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开创。毛泽东正是从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视阈,高瞻远瞩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矛盾的长期性。1957年5月25日,毛泽东修改《正处》时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 。在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过程中,政治思想方面的阶级斗争更加激荡而持久,因为它是两种不同世界观的对立。1957年5月,赫鲁晓夫在同美国记者谈话时指出: 你们喜欢资本主义方式,而我们却喜欢社会主义方式,因此我们将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毛泽东从世界历史理论视阈洞察两条道路间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从而在修改《正处》时指出“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重申人民民主专政的内涵与作用,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第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严峻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阶级斗争,尤其在社会主义建立和建设初期,往往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因为资本主义设法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封杀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开创的道路。抗美援朝就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保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国际正义战争;而帝国主义在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其“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 。《正处》修改过程中发生了极少数右派乘整风之机向中共要执政权(“轮流坐庄”)的严重事件,给人一种“波匈事件”将在中国重演之势,“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了” 。这不可能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发生重大影响,并反映在《正处》修改过程中,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因而《正处》中增写有关阶级斗争的内容,从当时的治国理政来看不能说不正确。其正确性在于其对国内国际局势的敏锐把握,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当捍卫,但唯有从毛泽东世界历史理论进行审视,才可能正确把握当时两大社会、两个阶级关于两条道路间阶级斗争的严峻性。但这种严峻性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不同于列宁所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会变得更广泛、更尖锐和更残酷” 。因过去犯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就把《正处》中有关阶级斗争的论断完全否定,既缺乏理论辨析的严谨性,又缺乏尊重历史的严肃性,更缺乏开创历史的严正性。
第四,政治思想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即确定的共同理想和革命纲领,这就是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创的正是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不容国内外任何力量所批判、否定、推翻的,否则就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叛徒、敌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正处》提出了判断人们言行是非的六条标准,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两大社会、两个阶级关于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就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开创而言,是最深层、最严重、最持久的敌我矛盾。指责其对阶级斗争估计过于严重的观点,根本未理解当时的社会性质、斗争本质和问题实质,未进入毛泽东世界历史视阈和治国理政视界。资产阶级右派在开门整风中“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映在《正处》中即增写的有关阶级斗争的内容,尤其迫使毛泽东坚决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巩固社会主义道路,甚至最终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来捍卫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但阶级斗争并非毛泽东世界历史理论所固有的,而是根据其世界历史理论把握当时国内外局势及阶级斗争的结果。毛泽东毕生为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而奋斗,不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但对作为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不一般地反对资产阶级,但对力行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进行坚决批判。
两大社会、两个阶级关于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贯穿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开创的全过程,但并非贯穿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前者彰显了毛泽东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理想信念,以及作为伟大领袖高瞻远瞩的治国理政视界;后者如张闻天所说:“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阶段,许多问题的争论,并非属于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 把一切争论都归结为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但否定两条道路上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以人民内部矛盾否定敌我矛盾,迷失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理想信念和前进方向。在社会主义中国即将迎来70周年的诞辰之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学习、研究、阐释《正处》,唯有继承发展毛泽东世界历史理论,方能在资本主义仍占主导的世界历史中,坚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开创通往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世界历史。
03 世界历史实践:《正处》发表稿的历史效果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修改《正处》,同样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使《正处》化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实践,但面临着其中提出的两大矛盾关系处理之焦点问题。1957年4月,周恩来指出:“由于过去我们长期进行革命斗争,主要是处理敌我矛盾问题,很容易把两种矛盾混同起来,这点我们必须谨慎。” 毛泽东主张两手抓,“抓革命、促生产”,从而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皆创造了前所未有、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实践中也不可避免造成了一些失误。然而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人孤立、静止、片面看待和对待,将次要、失误方面延伸、放大,溯诸于毛泽东对《正处》的修改。这是未进入毛泽东世界历史视阈所致,因而不能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毛泽东领导开创的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实践。
第一,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开创初期稳定与发展的关系。对于所有制改造结束以后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开创,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对全党探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初步成果作了一次总结。人们往往将《正处》与八大决议对比,或者说以八大决议为标准评价《正处》。这反映了八大决议的正当合理性及治国理政的稳定性需要,但也凸显出了《正处》的最大理论缺陷,即回避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 。以至《正处》被评价为既是两类社会矛盾学说的丰碑,“又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失误的滥觞” 。然而,《正处》不仅未改变八大决议对于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所作的正确分析,尤其《正处》修改时的国内外形势与八大召开时发生重大变化,严重危及到社会主义道路与前途问题。因而以八大决议为标准指陈《正处》的不足,本身就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精神,关键性的过渡时期的治国理政必将因稳定有余而造成方向迷失错误。《正处》用“基本矛盾”而不用“主要矛盾”的概念,其内容不仅比八大决议中的表述更准确更科学,而且表明了毛泽东在形势剧变情况下的谨慎态度。毛泽东修改和发表《正处》时,已经对八大决议中主要矛盾的表述不满意 ,但又还拿不准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真正内容,因而尽可能尊重、遵循八大决议而不随意否定之。但毫不异议《正处》形成和修改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也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
第二,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开创初期短期与长远的关系。《正处》破天荒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但又不可回避两者在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开创初期的顺序问题。毛泽东把革命序列简括为:“夺取政权-土地革命(民主主义的)-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政治的革命-技术革命。” 这些序列对于整个社会主义而言,是相互补充、同等重要、不可缺少的。《正处》修改时的反右派斗争正是“为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使之成为“1956年达到高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 。《正处》既区分社会主义两类矛盾及其处理,又提出“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 。但这些序列又都是短期性或阶段性任务,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初的非常态时期,必然要求根据形势和条件而区分轻重缓急,同时又对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任务进行统筹部署。事实上毛泽东正是沿着该革命序列而谋划治国理政,在政治思想战线的革命之后,将重心转到经济建设的“大跃进”上来。《正处》修改时增写有关阶级斗争的内容,属于革命序列中的政治思想革命,1957年的开门整风尤其暴露了其紧迫性和根本性,这对于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尤为关键。但毛泽东并未因这些紧迫而重大的阶段性任务,而否定社会主义建设其它各项任务,而是以前者为基础统领社会主义整个建设。
第三,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开创初期前提与主题的关系。《正处》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人民内部矛盾概念,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但又以两大社会、两个阶级关于两条道路间阶级矛盾的处理为前提,或者说首先必须解决是否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开创过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阶级矛盾长期存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立和建设初期,资本主义妄图推翻或夺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两者发展为对抗性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处理就缺乏根本前提和保障。《正处》提出“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 概念,正是对人民内部两个阶级关于两条道路阶级斗争的理论概括。断言“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有失偏颇的提法 ,否定了人民内部在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的敌我矛盾,也否定了《正处》中处理敌我矛盾既反“左”又反“右”的原则。由于两大社会、两个阶级关于两条道路的敌我矛盾长期对抗,对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情况估计也难免偏向于严重,并且在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开创过程中应常抓不懈。然而,“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概念属于理论创新问题,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属于形势估计问题,人民内部阶级斗争扩大化属于实践结果问题。实践结果问题并非毛泽东本人直接造成的失误,形势估计严重具有当时的正当合理性,两者皆非否定当时提出这个概念的理由。毛泽东立足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开创来治国理政,不能撇开敌我矛盾而单独思考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处理。
第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开创初期动力与保障的关系。《正处》中增写有关阶级斗争的内容,使得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矛盾,成为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重要课题和难题。1957年4月,毛泽东会见以西伦凯维兹主席为首的波兰政府代表团并同意其说法:区分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建设社会义的最重要的问题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矛盾重在政治思想领域,集中体现为《正处》发表不久毛泽东提出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 ,最直接地体现为“文革”期间与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矛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更多地属于经济社会领域,比如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农轻重的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东部与西部的矛盾、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矛盾。正确处理经济社会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永远重要,正确处理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矛盾尤为根本。在和平发展的常态时期,两类社会矛盾存在主次之分,必须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在冷战对峙的非常态时期,两类社会矛盾则并非单纯的主次关系,还有根据全局的优先处理问题。修改后的《正处》实际上存在这两条思想轨道,并在此后也据此开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文革”时期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 ,更简洁而生动地表达了两者间的辩证关系。“抓革命”与“促生产”是两个并列的任务,但前者构成后者的根本保障,后者构成前者的根本动力。规定其中一个为主而另一个为次,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开创,不是将偏离方向就是将造成发展困境。
有人对《正处》持完全否定态度,质问道如果《正处》“这篇著作真是有那么重要的意义,为什么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呢?为什么恰恰在这个讲话后不久,就发生了‘反右派斗争’,此后政治运动和迫害事件不断,一直发展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呢?” 类似诘难还有不少。然而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问题:第一,否定了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没有将《正处》的正面作用与这些成就联系起来;第二,夸大《正处》发表之后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忽略了实践过程的复杂性及其他领导人的直接责任;第三,将这些错误归诸子《正处》中增写的有关阶级斗争的内容,无视这些事件及错误产生的复杂背景、条件和机理。
《正处》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在其发表后的20年中并列地同时处理。由于努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对抗性矛盾,创造了中国及世界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最安宁的社会、最纯真的人民;由于努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矛盾,创造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保障体系,为当时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探索,尽管经历了严重曲折并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得到全世界国家和人民尊重,毛泽东建构的社会主义共同体永远令人景仰,毛泽东时代至今得到广大人民真诚怀念。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正处》的正面指导作用,在中国开创了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崭新篇章。邓小平在此基础上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不仅充分肯定《正处》的重要指导意义 ,而且将其凝练成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的根本遵循。
04 世界历史开新: 《正处》发表稿的伟大价值
《正处》在形成前夕和修改过程之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系列事件,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了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1956 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标志着中国“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讨论匈牙利问题时指出:“现在摆在世界各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 《正处》不仅表达了一种“积极的”社会治理思路,在根本上是探索社会主义治国理政的独创性著作,具有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广泛深远意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特殊和过渡时期,根本目的在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形成和修改《正处》的治国理政视界;根本主题在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充分彰显了毛泽东形成和修改《正处》的世界历史视阈。世界历史视阈与治国理政视界使《正处》成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经典文献。
改革开放以来继续推进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成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的历史起点。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现实运动,又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科学治国理政的新要求。我们纪念《正处》正式发表60周年,就是要坚持其据以形成和修改的世界历史视阈,汲取其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理政智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社会主义历史世界新局面。
第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新境界。《正处》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正处》这一论断不再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社会理想,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比较新中国与旧中国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它以客观事实回答了“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 的道路问题,是最早的、最鲜明的、又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回答。《正处》旨在调动一切积极性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之根本问题的探索,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也不走苏联模式的老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任务总归一条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根本上就属于共产主义范畴,是在当代中国开展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怀抱社会主义理想,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无不是向着共产主义理想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因而从毛泽东世界历史理论审视《正处》,其首要价值就在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新局面。
第二,妥善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为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创造条件。《正处》指出:“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 这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和前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敌人,在根本上主要是资本主义。这是因为在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以消灭资本主义为自在自为目的,必然大肆批判和奋力超越资本主义,但又不能不借鉴资本主义先进文明 ; 资本主义为延长自身世界历史进程,必然设法阻扼和竭力破坏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时又努力调和自身内部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根本道路问题上的斗争,正如毛泽东修改《正处》中所增写的: “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这是对两者矛盾合乎历史发展的高瞻远瞩的客观认识,为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治国理政奠定了重要基础。冷战时期的帝国主义妄图推翻社会主义政权,社会主义必然与资本主义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总体趋于缓和,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贪婪掠夺本性丝毫未消减。因而妥善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主动适应、参与和引领全球化进程,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新局面。
第三,全面而坚决深化社会主义改革,为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固本强基。《正处》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 “建立”不仅意味着还不适应和不巩固,而且意味着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社会制度还不完善。“建成”不仅意味着成就和成功,而且意味着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缩短社会主义从“建立”到“建成”的距离,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完善,而资本主义固有弊端是其自身所不能克服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动力,源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后者如《正处》所指出的,“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正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客观分析和界定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为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最深刻的哲学基础,是社会主义改革不可背弃的理论遵循。据此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在新的生产力水平上不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又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中扫除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对于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开创,不能离开改革、发展生产力来谈发展社会主义,更不能离开坚持社会主义来谈推进改革、发展生产力。
第四,强化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教育,为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凝神聚力。《正处》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政治观点”也就是“世界观”,其性质是意识形态上的道路问题,核心是“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的问题,本质上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为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构筑共同思想基础。《正处》在探索社会主义治国理政时,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未完全转变,社会主义世界观还未完全树立起来,两者“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不充分认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各种非、假、反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及其危害,就会否定思想斗争和思想教育,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正处》首次突出强调“批判修正主义”,即在于促使人们逐步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并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与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相比,“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也是个复杂艰难而长期得多的工程。世界观的转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应该采取民主、讨论、教育的方法,而不能采取强制、命令、压服的方法。每个人自觉自愿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各部门齐抓共管思想政治教育,就能为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凝神聚力。
第五,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掌舵领航。《正处》指出:“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 中国共产党因其力量与威信,成为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是中国其他任何党派都不可取代的。《正处》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其省略的主体正是中国共产党而非各级党委,探讨的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问题。两者相混淆导致不少人指陈《正处》的缺陷和不足,各级党委不严格向党中央看齐导致《正处》发表后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失误频发。中国乃至世界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掌舵领航,必须坚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成就,前所未有的接近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成为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表率和榜样。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依靠人民,威信源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2012 年习近平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 党始终成为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坚强领导核心,不仅必须防止党历史地形成的力量与威信遭到侵蚀和丧失,尤其必须不断增强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
《正处》在根本上是毛泽东遵循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所创造的治国理政理论,因而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独创性的恒久性的意义。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背离这一原理必然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存在 ,遮蔽《正处》对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治国理政智慧;抛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世界历史视阈,必然以现实、历史、经验、逻辑为尺度片面评价《正处》,也是多年来人们错误指陈《正处》缺陷与不足的根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 ,当前无论如何强调也不过份。要立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世界历史视阈,着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创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新局面。
作者简介: 黄显中,湖南桂东人,伦理学博士,(湘潭411105)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及其现代治理意义研究”(15AKS002); 湖南省高校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毛泽东协商民主的共和意向研究”(14K096)
本文刊于《现代哲学》2017年第3期,感谢作者授权本平台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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