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著名的“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率中央红军原拟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但因川军的堵截，计划受挫，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向川滇黔边地域转移。在转移途中的1935年2月3日～8日，又召开了一个被称作“鸡鸣三省会议”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目前有一些争议，笔者根据掌握的史料对这些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辩析，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鸡鸣三省”会议的召开时间和决定的事宜

目前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解决了遵义会议已决和待决、以及根据会议精神需要贯彻和落实的有关事宜。但对会议的日程界定和解决的问题，尚没有比较明确和一致的意见。一般的看法主要是根据有关人士的回忆而集中在所谓“博古交权”^[]的问题上，时间段也集中在一两天的会议上。

笔者认为，这种界定过于狭义，而且未必严谨也未必准确。关于会议的若干界定，应该以遵义会议尚未决定或虽已决定但急需重新审议的问题为依据。比如，遵义会议虽然选出了新的政治局常委，但尚未进行具体分工；新旧领导子尚未进行工作移交；遵义会议决定的“北渡长江计划”在受到挫折后急需重新审议；遵义会议的精神尚未向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传达；遵义会议上委托张闻天起草的《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还未经政治局审议通过……

综合各种史料，笔者认为，“鸡鸣三省会议”决定了如下重大事宜：

⒈完成了领导班子的交接和分工

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异议：在“鸡鸣三省会议”上，原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向新的总负责人张闻天移交作；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毛泽东成为“恩来同志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⒉经讨论，向中央苏区发出“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的指示。^[]

⒊经讨论，决定了改变遵义会议决定的“北渡长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新方针^[]。

⒋经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除此之外，这次会议应该还讨论了派人去白恢复工作并重新打通与共产国际联系的问题，而这个使命，被委托给了潘汉年。

“鸡鸣三省会议”结束的标志有二：

⒈1935年2月7日19时签发的《中革军委关于我军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的方针给各军团的指示，这个指示正式决定改变“北渡长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新方针^[]；

⒉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如此或可判定，军委纵队进驻川境内的石厢子的1935年2月3日，到通过《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的2月8日，会议前后持续了6天。

2月9日，军委纵队移至扎西。当日，中央负责人在扎西老街江西会馆继续开会。但这次会议已属于“扎西会议”的范畴。在这次会议上，政治局再次审议了“鸡鸣三省会议”（滇境内石坎子召开）上刚决定的“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新方针，对该方针中“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再度作出改变，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放弃经镇雄入滇作战的计划，“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准备与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

 二、“鸡鸣三省”会议召开的地点

这个问题，目前川、滇、黔三省各执一词，各自都在自己认为是“鸡鸣三省”的位置刊碑，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迄今仍是相持不下。一件原本应该很严肃的认定工作，变成了各省的利益和名份之争，真是令人扼腕蹉叹！

目前三省各自刊碑且各执一辞的“鸡鸣三省”的位置为：

⒈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石厢子（今石坝乡政府所在地）；

⒉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水田乡水田村花房子（亦称花屋子）；

⒊贵州省毕节市林口镇老鹰岩山崖边（现在叫“鸡鸣三省”村）。

三个省的有关部门各有各的理由，都能说出一堆道理来。

但笔者认为，要弄清这个问题，恐怕先得确定军委纵队在这段时间里的日程。

这个问题，最有证据效力的，应该是军委有关行动部署和行军日程的电报。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部署文电（从1935年2月2日～2月8日）

2月2日，朱德、周恩来关于2月3日行动部署给军委纵队指定的目的地是“石乡子”：“军委纵队进到石乡子”^[]；2月3日19时，朱德总司令作出的4日行动部署中为军委纵队指定的目的地是“水潦地域”^[]。但当日22时即作出改变：“军委纵队明日仍在石厢子不动，准备开水田寨、扎西之间的地域” ；2月4日23时30分，朱德总司令作出的5日行动部署中为军委纵队指定的目的地是“水田寨”（即滇镜内“花房子”所在地）：“军委纵队应进到水田寨宿营” ；2月5日21时30分，朱德总司令在致红一军军团长林彪电中称：“军委一梯队今到滇境之水田寨”^[]；2月6日22时，朱德总司令在致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电中称：“野战军司令部今晚宿营石坎子附近，明七日进至扎西”^[]；2月7日凌晨4时，朱德总司令在当日行动部署电中称：“军委在大河滩”^[]。当日19时，朱德总司令作出8日行动部署中为军委纵队指定的目的地为“院子街”：“军委纵队经大河滩进至院子地域”^[]；2月8日，中央政治局在院子街通过《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时任军委三局政治委员的伍云甫日记可资佐证——通讯部门肯定随中央和军委行动。

二月二日 阴

由（八时）马碲滩经张家坝、海螺铺、千水桥，到达摩坭宿营（二十三点三十分到达）。越六座高山。（约八十里）

二月三日 晴

由达摩坭经安吉亭、乐洼沟，到石乡子宿营，没收彭姓土豪。（是日即旧历除夕日——三十日）

二月四日 阴

驻石相子。

二月五日 晴

由石相子出发，经水田寨，团匪据炮搂二座扰乱，绕山道，至花屋子宿营，路甚难行（3里路行了约三小时)，二十三时半才到。与二科合住房子。

二月六日 晴

由花屋子出发，至石坎子。出处炮楼内尚有土豪及武装。据说，愿出款子，承认条件，只要不收枪。

二月七日 阴

驻石坎子街上，司令部驻庄子内，相距约五里路。是日下午，参加无线电营排长以上干部会。

二月八日 阴

由石坎子出发，经大河滩遏通信教导队，取装发报机的材料，至院子街上宿营（行程约三十里）。石痕调二科。^[]

这个行军日程为：摩坭——石厢子——水田寨——石坎子——大河滩——院子街，这条行军轨迹，不经过黔省境内。倘无特珠及意外情况，中央及军委，也不可能在行军途中，转到另一方向黔省境内的林口地域去开会——而且还要过赤水河。

鉴此，“鸡鸣三省”会议在黔省境内召开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

图1：军委纵队去扎西途中不可能去黔省境内开会

值得注意的是，军委纵队在石厢子住了两个晚上，这除了召开重要会议的需要外，很难有其他解释。所以，“鸡鸣三省”会议始于川境内的石厢子，可能性最大！但笔者同时也认为，这个会议是一个在行军中持续召开的会议，在滇境内的花房子、石坎子、院子街，一直都在召开，直至2月8日（当天通过《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所以，可以这么认为：“鸡鸣三省会议”从川境内的石厢子召开，持续了一个白天和两个晚上，解决了一些当务之急的重要问题（如领导班子的移交手续，对常委作出分工等）。尔后，又在向滇境转移途中，在滇境内的花房子、石坎子、大河滩、院子街持续召开，直至确立新的战略方针和通过遵义会议《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笔者认为：“鸡鸣三省会议”是一个行军移动中不断召开的会议，会议从川境内的石厢子开始，尔后又在滇境内的花房子、石坎子、院子街持续召开，直至2月8日在滇境的院子街通过《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为止，前后持续了6天。川滇两省不必为名份过多计较，在各自的纪念地刊碑时，可称“鸡鸣三省会议”石厢子会址，花房子会址，石坎子会址，大河滩会址，院子街会址。不必过份强调各自地域的标识。

图2：鸡鸣三省会议是一个行军途中连续召开的系列会议

 三、“鸡鸣三省会议”后潘汉年受领的特珠使命

关于潘汉年的这个特殊使命，《潘汉年传（修订版）》记载如下：

大约是在遵义会议之后一个月左右，部队正在川滇交界处活动。有一天，张闻天找到潘汉年，代表中央和他谈话：

“中央研究决定，让你和陈云同志一起离开部队到白区去，在上海长期埋伏，并设法打通上海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我们现在和国际的联系电台早已中断了。你知道，我们对国际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你们如在上海联系不上，就得设法到莫斯科去。总之，应当尽快地和国际打通联络线，向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结果以及红军的近况。”

张闻天还说，遵义会议后，考虑到今后的军事行动将更为艰难和严峻，中央曾考虑将党中央机构转移到南洋地区去活动。但没有决定下来。现在派陈云和你先出去，就是要使党中央保持着和国际国内的有效联系，不致被长久地隔绝在边远、闭塞地区。

陈云也和潘汉年谈了话，他们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期已经有过很好的合作，彼此都很了解和信赖。陈云对潘汉年说，我们这次要分开走，中央决定你先行一步，到上海之后我们再设法会合。

 “遵义会议之后一个月左右”即是1935年2月中旬，也就是“鸡鸣三省”会议之后。

4个月后的6月20日，已在香港的潘汉年得悉了中央红军已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消息后，给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发出过一封信，信中对其所负使命，作出了更为明确和具体的详陈： 

中央认为，共产国际与国统区党以及与[中共]中央之间这样长时间地失去联系会给工作带来重大损失。如果有可能恢复这种联系的话，那就应该立即这样做。为此目的，我们受派遣来执行以下任务：

⒈我随身携带了进行无线电联系所必需的呼叫信号、波长和时段，应该直接同共产国际代表取得联系，以设法恢复无线电联系。[中共]中央制定的措施是：

⑴请你们为我们安排同[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无线电联系。

⑵设立直接联系的单独电台。他们不想让我直接同中共上海中央局建立联系，因为我们认为，既然中共上海中央局遭破坏，其内部必有暗藏的叛徒。如果我们先找到[共产国际]代表，那么地下工作将会更有保证。但这次我先找到了新的上海局，还没有同你们见面。

⒉在同你们见面后，我应在适当地区[不一定在上海]建立稳定的联络点，同时建立同四川南部的信使联系。[中共]中央看到中共上海中央局不断遭到破坏和国统区群众斗争领导薄弱，决定加强领导。同时[中共]中央新的负责同志——波克利洛夫(他的中文名字叫张闻天)和陈云认为，鉴于红军进行长期行军和长期内战，同军队一起转移的[中共]中央无力领导全国的工作，应该改变自己的领导方法。因此，他们要求我们同你们会面并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你们同意，我将在某些合适的地区设立代理人机构以做好准备工作，同时建立电台和同川南的信使联系。在我离开[中共]中央前往上海之前，曾专门派出一名同志去建立联系，由于该同志到上海后先同中共上海中央局会了面，我也就同该局联系上了。

我从[中共]中央出发前，党已决定在云贵川边区建立根据地。我出发后，看来，因为局势发生变化他们放弃了原来的计划。他们渡过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再次讨论是否应该改变领导方法的问题。 

这个陈述，与《潘汉年传（修订本）》中：“张闻天还说，遵义会议后，考虑到今后的军事行动将更为艰难和严峻，中央曾考虑将党中央机构转移到南洋地区去活动。但没有决定下来”，是有相当的互洽性的。之所以要潘汉年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会面并讨论这个问题”，一则是因为“兹事体大”，需要得到共产国际方面的首肯；二则，很可能是因此当时的中共中央决策层，也并未就此取得一致意见（没有决定下来！）——所以潘汉年才在信中陈述了自己的基本任务后，将“中央负责同志”的意见单独列出。而且还提出：“这种情况下，必须再次讨论是否应该改变领导方法的问题”。

至于潘汉年是否如提议的那样，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见面并“再次计论”了这个问题，讨论的结果是什么？目前笔者还没有查证到更多的资料。不过可以确证的是：此后的中共中央，并没有“改变领导方法”，而是继续“同军队一起转移”并领导全国工作。中央红军到达泸定后的5月3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派陈云去上海恢复党的组织^[]。陈云离开部队后，于当年7月上旬安全抵达上海，在与正在香港的潘汉年取得联系，于7月下旬在上海会面。^[]尔后又先后去了苏联。

陈云和潘汉年见面后是否讨论过“改变领导方法的问题”？他们先后到达苏联后，是否与共产国际方面讨论过这个问题？目前仍然没有足够的史料可以说明。但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并与共产国际方面沟通了联系后，这个“改变领导方法的问题”再也没有提出讨论过，则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这个事实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能力和地位，在当时尚未得到政治局成员心悦诚服的一致认同与确认，不少人对毛泽东等是否能带领中央红军摆脱困境还缺乏足够的信心，乃至于对“与军队一起转移的”中共中央能否有效的领导全国工作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对曾经遭受过重挫造成了极大损失的城市领导方式，尚有留恋或期盼。

 四、回顾与反思

在遵义会议后的首战——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红军面临着极其困难极其危险的处境：在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下，被迫在无根据地无后方的条件下，在没有工作基础的区域进行大幅度的机动和作战。中央红军前途难卜，生机渺茫，乃至于在“鸡鸣三省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新的负责同志”还不得不考虑如何应对最坏的情况。潘汉年的这个“使命外的使命”，实际上就是为中共中央在面临“最坏的情况”时，“准备后路”！

也就是说，对毛泽东等开始担负起的军事领导责任，并不是所有人都抱有信心的。既或是在中共中央新的领导集团和新的领导人中，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对“毛主席来掌舵”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农村包围城市”的大战略，不仅仅是一个战略问题，还是一个“领导工作方式”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是走过不少弯路的，是得过不少教训的——而且是血淋淋的教训。党中央在白色恐怖下的城市“领导全国工作”，那就只能是在“地下”而不能搬上地面。即或是在“中国工人阶级发祥地”上海，号称“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的中央，也得面对“空有十万产业工人”彼此遇有危难却彼此指望不上的尴尬局面。象“武装保卫苏联”的“飞行集会”、“红队锄奸”这种在街面儿上打打杀杀的“革命斗争”，城市普通群众并不了解甚至反感：看不出这种跟黑社会互相仇杀一个模样的“斗争”，跟自己打工挣钱养家糊口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而且，这种“领导方式”，牵一发而动全身，动不动就要被敌人逼上走投无路不得不硬着头皮去作“一家哭还是一路哭”的两难选择。比如被时人和后人们炒作得沸沸扬扬“顾顺章灭门事件”，就是这种“城市领导方式”一个具体的恶果：要么吞咽“滥杀无辜”的苦果，忍受时人和后人来自人性高度的傲岸遣责，要么就承受被敌人顺滕摸瓜一网打尽的结果……

而“农村领导方式”就大不一样了：有土地革命的旗帜，有保护群众和革命政权的军队，得到了实际利益的群众知道这“革命”跟自己有啥关系，那些要来扑灭革命的人又跟自己有啥关系，杀土豪杀劣绅杀敌人那是人人都拍手称快，敌人军队来“围剿”了老百姓知道该帮哪边。共产党人有了武装有了队伍可以找准机会去缴敌人的枪，共产党人有了政权有了群众那就是站在地面上的“合法政权”，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也指得上，相互之间那是可以依赖也可以指望的……

既或是后来降格成为配合“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城市秘密工作”，汲取了教训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作出了很大的改变，如不搞“红队”式的暗杀和“锄奸”，不搞“美人计”，工作重点放在工运农运商运学运兵运上，注重在城市群众中扩大党的影响和同情面，地面上的斗争也是以经济斗争为主或者以经济斗争的面目出现……

从“鸡鸣三省会议”，到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冲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会师，实际上是一个重大选择的重大转折的枢纽。“鸡鸣三省会议”后潘汉年所担负的特殊使命中反映出来的疑惑和担忧，以红一、四方面军实现会合为标志，得到了很好的回答！

我们还有理由认为：遵义会议后担负起了实际军事领导责任的人，已经在环境的重压和对手的锻击下，通过了自己战友和同志们各种怀疑和挑剔眼光的考量！而这样的考量，几无从中作弊弄巧行“弓弦”走捷径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