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改变世界的哲学现实性品格

　　“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马克思的理论宣言一开始就塑造了哲学所独有的现实性品格。短短几年，马克思脱离博士俱乐部的学术小圈子走上哲学舞台，经过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将思想领域一切虚幻的“副本”还原为“正本”的批判，以“抓住事物的根本”和“掌握群众”的彻底精神，以他动员社会力量的巨大能力成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思想领袖。马克思把握他那个时代精神的真谛，就在于哲学现实观的唯物主义确立，一切彼岸世界的神圣形象被打破以后，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构成了哲学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改变世界的哲学革命不是在思辨的头脑中实现的，而是在现实及其现实的变革中实现的。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手稿原稿

　　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性品格因标识性的费尔巴哈提纲第十一条，也常常称之为“改变世界的哲学”，这一品格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得到了传承，“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哲学从中国所处的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的原理，为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提供了切中现实的方法论。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资源配置、国家治理、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等方面以“赶上了时代”的气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排的现代基本架构。在一系列制度、理论创新中，逐渐突破了传统意识形态的话语牢笼，最终以“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情怀，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标志。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单纯是理论的中国化，更是先进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模式、历史创造的中国化，中国特色与中国道路，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统一与互动，为世界多元现代文明结构作出了中国独特的贡献。

   02在中国问题场域展现自主的思维能力

　　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的环境。从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到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西方自由主义主流学者却始终以其固有的理论框架和历史尺度评判中国，将社会主义的艰苦努力排斥在文明的进程之外。基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经验所形成的意识形态自信，片面地将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强行纳入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回归的预期框架中，无视中国道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更为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代含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必然逻辑中显示了它的历史独创性并塑造了新的文明形态。因此，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首要的是基于文化自信的学术自主性的当代建构，在思想趋向现实中进行哲学存在方式的确证，在中国道路的必然展开环节、历史逻辑制约、文化主线构成及发展深层矛盾所交织的中国问题场域展现自主的思维能力和思想定力。

　　哲学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作为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以其彻底性掌握了群众，唤起人民主体的历史意识与阶级意识，成为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变革与发展的强大思想动力。马克思看到了历史发展动力的主体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又从制度、治理和创新能力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动力论。重构社会创新能力，推动治理能力与创新能力协同现代化，必然释放社会活力，在社会和大众层面植入创新性的种子。正是这种理性在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洪流的进程中起到了价值认同的作用。

　　在思想史和现实的双重规定性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一致性。始终站在现实历史基础上的新创造，产生了表征文明演进新形态和新轨迹的理论学说，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道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变革时代的理论表达一样。

    03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贡献

▲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

　　经济全球化上演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描绘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孤立的历史向交往的历史和普遍交往的历史转变的图景。虽然经济全球化表明了人类的进步，但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依然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一语中的的那样，“资本要夺得全球作为它的市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因此，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必然按其本来面貌周期性的震荡。十年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了世界范围内学者围绕经济全球化问题产生的激烈辨识，共识性见解几乎难以达成。正如“被淡忘的启蒙者”齐格蒙特·鲍曼在《全球化——人类的后果》中所言：全球化这个风靡一时的字眼如今已迅速成为一个陈词滥调，一句神奇的口头禅，一把意在打开通向现在与未来一切奥秘的钥匙。

　　当今的国际秩序和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转换，去西方化的政治开始成为新的主题。在世界充满风险的不确定性中推进经济全球化，要赋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在公平原则基础上建构全球治理的国际体系，必须打破冷战以来被零和博弈顽固困扰的政治思维，互信互赢对于国际交往的价值成为时代的优先选择。

　　另一面，当经济全球化遭遇民族主义挑战，也可能带来两个后果：

    一是有将全球整体机制撕成碎片化的危险，这势必加大主权国家或区域间沟通与对话的难度和利益考量；

    二是走向狭隘性的民粹主义，以极端的保守和封闭对抗人类面对的共同难题。

现在正是推进国际合作制定战略互信基本框架的机遇，我们需要摒弃霸权逻辑，克服民族的狭隘性、地域的局限性及其发展的片面性，努力寻求更加广泛的价值共识，甚至为国际交往新秩序和新规则努力达成政治认同。

　　基于新的现实和情境，中国正在启动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新议程，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从民族国家利益向全球共同利益转化，从多元文化向文明共识转化，战略思维给哲学留下广阔空间，从理念、规则到路径、方案，中国哲学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精神，在中国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担负着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进的历史任务。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