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现行西方制度暴露出来的一些深层次缺陷，也许可以被称为“基因缺陷”。如果这些基因缺陷迟迟无法得到修补的话，最终历史可能会证明，今天仍然在国际话语中暂时占有优势的西方民主制度很可能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插曲。

　　民粹主义泛滥，选民非理性的主要表现

　　今天西方民主制度运作中存在三个预设：一，人是理性的;二，权利是绝对的;三，程序是万能的。迄今为止的社会经验和实践都证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极端非理性的。随着新媒体的普及，人非理性的一面甚至更为强化了。历史上多少政客就是充分利用人非理性的一面大打民粹牌，从而获得更多的选票和利益。当初的希特勒就是这样上台的，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就是这样被民粹政客毁掉的，今天新媒体时代又为民粹主义的扩大和蔓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美国学者布莱恩·卡普兰出版《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一书，点出了理性人假设的要害。他指出，正是由于“理性选民”的“偏见”，他们的选票才会被各种利益集团所利用，进而对经济造成损害。比方说，“理性选民”有喜欢高福利的“偏见”，政客就打“高福利”牌，结果西方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陷入高福利引发的债务危机。他认为民主频频失误的主要原因是选民“理性的胡闹”：多数美国的投票者对政治问题是无知的，他们固有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自己的无知，就把选举搞砸了。

　　现在西方的政治制度安排基本上把选举国家领导人的任务，每四年或五年一次，交给了选民，而集体意义上的选民和个人一样，都有先天的局限和缺陷，特别是受制于个人的眼界和利益局限，往往无法看到自己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利益。选民非理性选择的主要表现是民粹主义的泛滥。政客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和作秀的能力，就可以迎合大众的短视和局部利益。相比之下，中国模式中“群众路线”的核心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既要了解民意，又要整合不同的民意并顾及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最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决策。从过去数十年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决策与西方相比，民粹主义成分总体上比西方少很多。

　　捍卫“绝对权利”，美国越来越多畸形家庭

　　“绝对权利”的预设带来的问题也很多，特别是个人权利的过度膨胀和个人责任的严重退化。此外，各种绝对权利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今天的美国社会就充斥着各种权利互相打架的严重问题：同性恋者的权利与反同性恋者权利、支持堕胎者的权利与反对堕胎者的权利、信教者的权利和不信教者的权利、隐私权捍卫者和知情权捍卫者的权利都互不相让，互相冲突。

　　随着权力的绝对化，传统的家庭结构已经基本解体，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不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包括对亲人、对家人、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已经从“传统家庭”为主的社会转变成今天的所谓“多元家庭”社会，即包括单亲、私生子、大孩子生小孩子、同性婚姻等等“家庭”状况构成的社会。1970年“传统家庭”还占美国家庭总数的40%，但到了2012年，“传统家庭”的比例已经跌到19%。这种“畸形家庭”的特点是孩子往往不知道父亲是谁。美国的“畸形家庭”结构自然产生了一种畸形的社会，美国犯罪率高与这种畸形的家庭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的社会建设一定要超越美国这种畸形社会的模式。

　　在政治层面，权利绝对化表现为党派政治“极化”趋势不断强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两党及其支持者都把自己的权利放在整个国家的利益之上，所以美国今天的政治版图是一张分裂的版图。中国人所秉持的权利与义务平衡，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代表的是一种基于常识的价值观念，也代表了人类社会应该走向的未来。更进一步说，不仅是权利和义务要平衡，而且不同的权利之间也要保证必要的互惠与合作。唯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良性运行。

　　迷信程序万能，既得利益阶层日益固化

　　至于“程序是万能的”这种预设，这首先导致了西方政治制度的日益游戏化：西方民主演变成以“游戏民主”为核心的程序民主，只要程序正确，谁上台都无所谓。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这种“游戏民主”看来将越来越玩不转。

　　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层面，程序困境也同样存在。经济学家陈平研究了在美国一项发明变成一个产业所要花费的时间，得出如下结论：虽然美国在创新和研发方面目前还走在世界前列，但是美国研发的新技术，从试验、投资、游说议会、修改有关的法律规章到生产和营销，平均周期为10年左右，相比之下，中国一般只需要20个月左右，也就是大约美国1/6的时间。

　　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建设法治社会和程序正义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因为中国的法治传统和程序正义的传统都相当薄弱，但我们要走一步、看三步，我们的理想目标一定要超越美国模式。美国是一个治理成本异常昂贵和既得利益严重固化的国家。法治和程序正义非常重要，但法治和程序正义本身也要与时俱进。如果它们不能与时俱进，那么一个国家就会越来越缺乏活力。

　　总体上看，在现有西方制度安排下，人非理性的一面似乎被强化了，各种民粹主义思潮得到鼓励，使得西方社会越来越难于“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权利绝对化表现为各种权利的相互排斥和对抗。程序万能使西方民主制度越来越“游戏化”，“唯才是举”和“深谋远虑”越来越罕见。在这种情况下，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资本力量利用民主制度的基因缺陷扩大自己影响力，甚至实现了影响力独大的目的。这三个基因缺陷是西方制度改革迟早要正视的大问题，否则的话，西方社会整体走衰的颓势将无法逆转。

　　(作者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