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幼文，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５期

【摘 要】：“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提出的推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重大倡议。从经济发展意义上讲，就是以各国政策与规划的对接实现发展的国际协同；从全球治理意义上讲，就是合作路径与方式的创新推进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建设是世界协同发展机制的创新和国际合作模式的创新，是推动合作共赢、破解世界发展难题的中国方案。阐明其创新意义将有利于各国深化合作，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关键词]“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发展协同；全球治理创新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提出的推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重大倡议。从经济发展意义上讲，就是以各国政策与规划的对接实现发展的国际协同；从全球治理意义上讲，就是合作路径与方式的创新推进经济全球化。与此相应，中国的开放型发展布局也进行了历史性的转型升级。

一、国际协同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新机制

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最大主题和难题，“一带一路”建设就是突破这一难题的中国方案。从经济发展方式的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深刻的理论和时代意义的创新在于其倡导了国际协同发展的新型发展机制。

　　在各种发展战略的探索及其理论总结中，战略选择的依据基本上都是从国内出发的，根据国内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的现状和发展目标确定发展战略，无论是赶超战略还是跟随战略都是一个国家本身的战略，而不可能是多国合作的战略。对外贸易战略是否选择更高的开放度等，也都是从本国的条件和目标取向出发的。外部因素是条件，战略和政策会注重如何利用，但不可改变，不是规划的对象。各国也会以各种方式争取国际发展援助，但这些援助一般都用于某一特定项目，不会从整体上改变发展的基本条件。加入国际组织或参与区域一体化，履行开放承诺获得外部市场的同时，会改变经济自由化的程度，会改变发展的条件，但不会改变发展的规划。各国可以参与国际组织协议的谈判，但发展中国家一般很少有话语权，往往只是被动地接受条约。简而言之，发展战略是各国自己制订的，而不是合作的产物。

　　中国虽然在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无意将自己的成功模式强加于任何国家，因为中国相信各国有自身的国情，发展战略要从自身国情出发。

　　“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意义在于提出了一个地区各国协同发展的倡议，通过形成发展共识，共同创造发展的软硬条件，以实现共同发展。在这里，协同既不是对各国有约束力的承诺，也不是难以把握的外部条件，而是实实在在的各种措施与项目。这些措施与项目是共同合作确定的，而不是各国自己制订的。

　　“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的“五通”，全面体现了这一协同发展的要义。政策沟通就是在取得发展与合作共识的条件下实施各自政策的有效对接，这是一种软条件。沟通是在自愿基础之上的，有较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不同于国际组织的协议和承诺，但能使各国之间的发展规划得到更好的互动，使市场具有更大的确定性和透明度。政策更多是在开放意义和合作意义上的，有利于共同项目的实施，但也要避免过度的激励性竞争。设施联通是协同发展的基础，是硬条件。基础设施广泛涉及各类道路、通信、管道、电站、港口、机场等，这些发展的条件在各国的分别规划下往往效率较低甚至无效，设施联通则会提供最大的经济效益，符合各国利益。设施联通可以使地区各国形成一个更为便捷的大市场，降低使用成本，也将使各内陆国家找到出海口，从而使发展更为高效。对于一个目前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的区域来说，基础设施的整体规划特别有长远意义。资金融通对于整个发展是决定性的，是硬条件之一。资金融通的内涵比直接投资要宽泛得多，除了直接投资外，还包括各种意义上的信贷资本和融资方式，无论对于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企业融资都是关键。特别是基础设施所需资金大，回收周期长，需要更加市场化的融资机制支持。资金融通直接回答了一般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双缺口问题，有利于突破发展的最大瓶颈。资金融通并非区域各国之间简单的资金借贷关系，而是要形成一个开放的融资机制，包括吸收来自于区域外的资金，创造各种更加有效的融资方式适应各类需求，适应共同发展。贸易畅通是各国经济分工合作深化的表现。贸易历来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发动机，即在启动发展上具有重要作用。贸易畅通不只是在于关税的降低和非关税壁垒的取消，而且在于各种意义上的贸易便利化，提升通关效率，降低流通成本。更高水平的贸易便利化就能使区域各国的分工合作更为紧密、更加高效，为发展提供更强大的动力。民心相通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一大亮点，其超越了经济合作，但又对经济合作具有深刻的影响，是软条件。“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等各个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经济发展的区域合作虽不在于消除这些差异，但却要排除各种差异对发展的不利影响，这里的关键就是求同存异，求经济发展之同，存民族特征之异。当谋求发展成为共识之时，合作就有了最大公约数。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倡议中所提出的“五通”是区域合作的基本框架，也是以国际合作突破发展难题的总体方案，是以国际协同解决发展问题的战略创新。市场是可以培育的，贸易是可以创造的，增长是可以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以协同发展突破发展难题，任何纯粹基于现状的分析和预测都脱离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与要义。

二、开放空间布局从梯度型转变为平行化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各国发展政策与规划的对接，从中国的对外开放上讲，首先是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从而发展布局从梯度型转变为平行化。

　　无论是从国际经济学比较优势论证明开放有益上讲，还是从发展经济学主张开放型发展更为高效来讲，各种理论分析一般都不区分大国小国，事实上是从一国在发展中没有地区差别的小国模型出发的。

　　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且大部分边界为陆地，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也因为这一原因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巨大的差别。面对这一客观现实，中国对外开放选择了从沿海开始的发展道路，利用沿海地区海上交通的优势发展对外贸易，成为开放型发展的起点。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相对较好的发展基础也为引进外资和出口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引进外资发展出口成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最大主题，在我国东部与南部沿海地区的崛起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一从大国条件与发展现实出发的战略选择，是我国对外开放上的第一次创新。

　　随着经济特区与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经验的成熟与推广，对外开放逐步成为全国的统一战略，在政策上不存在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同样可以引进外资，发展外贸。但是，上述开放型发展路径决定了我国的对外开放乃至整个发展格局必然是梯度型的：东部开放度和发展水平较高而中西部较低。尽管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政策上注重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这一格局仍然没有改变。内陆地区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战略经济区且发展势头良好，但在开放度上仍然受到了地理条件的明显约束。

　　中国要从大国走向强国，必然要求缩小这种开放与发展上的梯度差距。“一带一路”建设正是在对外开放战略实施中又一次重大的历史性创新。

　　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对接，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打通西南部、西部与北部的对外通道，包括陆路通道与海上通道，使这些地区在地理上的劣势得以克服，进而为实现开放型发展创造条件。通道的建设包括国内部分，更重要的是邻国部分，最终到达出海口，因而国际合作成为内陆地区开放的关键。正是这样，“一带一路”建设将使整个国家的对外开放格局从梯度型逐步转变为平行化，即东中西部各地区都可能以不同方式发展对外经贸关系。近年来已经开通的几条中欧班列已经证明陆路运输有其优越性。

　　“一带一路”建设在对外开放上的创新表明，地理条件是可以改变和创造的，通过改变和创造可以使开放的后方变成前沿，参与国际合作。地理条件的创造改变了传统发展战略把区位因素作为不变的约束条件的分析方法。当然，地理条件的改变需要以巨大的投资与建设能力为基础，同时与邻国相连接，还包括相关国家的投资与战略的对接，因而是一个高度复杂和综合的战略主题。这一创新也使过去十多年来讨论的如何把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展开了一个全新的战略布局。

　　当然，平行化的开放格局并不意味着全国各地对外开放采用同一模式。各地区的开放特征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产业基础与特点，东部产品可以经陆路运往欧洲，西部产品也可经海路运往美澳，而沿边地区的开放模式也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与相邻国家的经济特点相联系。

推进西部大开发是实现国内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接的关键。中西部发展立足于对外开放，但是又没有直接沿用东部开放的经验。东部开放的主要特点是以特殊政策形成对外部资本的引力，同时形成对旧体制的瓦解作用，因为国内的市场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但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政策性开放阶段已经结束，内外资政策走向一致。在前一轮开放中，国内大部分市场也已经对外资开放，中西部特别是在制造业发展上不可能主要靠特殊政策形成新一轮引资高潮，虽然我们并不排除继续引进外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其国内发展意义在于针对了中西部客观现实与需求，即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其对外联通形成开放条件，并结合相邻周边国家实际情况注重项目合作与共同开发。因此，西部大开发因“一带一路”建设找到了发展的国际对接，从而开辟了更大的空间。

三、开放合作对象从先进国家拓展到发展中国家

　　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对接，中国对外开放的合作对象从以先进国家为主拓展到同时注重广大发展中国家。

　　对外开放就是充分利用国际条件实现发展。由于开放之初的基础差，虽然确立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思路，但产品水平低、质量差，出口市场非常有限。于是，引进外资发展出口就成了开放型发展的一个主要途径。这就决定了开放之初的主要合作对象必然是发达国家与地区，因为这些国家拥有充裕的资本、技术，其跨国公司拥有广阔的国际市场。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起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统产业的国际转移，以及一些新型的复杂产品寻求国际价值链分工，中国的国内市场潜力与劳动力低成本适应了这一轮全球化的特点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需要。这一切决定了对外开放的主要对象只能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而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除了对其资源产品有需求，承接一些工程项目外，更多的是低端产品竞争。从经济全球化的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特征来看，发达国家拥有的是技术、品牌、销售网络等高级生产要素，而中国拥有的是低端劳动力，因而作为发展的启动模式，只能是与发达国家建立垂直分工关系，包括产业间的垂直分工与产品内的价值链分工。

　　尽管我们对于自己国家处于垂直分工低端状态不满，但是客观地看，这仍然是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历史机遇、实现高速发展的成功之路。对外资开放以引进发达国家的高级生产要素是成功的关键，正是对发达国家的市场开放才使中国实现了发展的突破。然而，当中国走过了脱贫意义上的发展阶段，开始致力于民富国强目标的时候，此前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够了。一方面，中国及时提出了自主创新的发展理念，其经济学意义在于培育技术、品牌等高级生产要素以实现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并且是在坚持开放的条件下推进自主创新；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从自身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出发规划新的开放格局，“一带一路”建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开放创新。

　　所谓新的历史方位，首先是中国已经成为新兴经济体，并且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产业结构水平从总体上摆脱了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并且因强大的制造能力开始影响世界。部分领域的创新成果和新兴产业已经开始与发达国家相竞争，同时基础设施建设、装备制造等一批传统产业的巨大生产能力又为我们与这些部门相对落后的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中国在许多领域中投资能力强，国内资金充裕，国家的比较优势结构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这一切决定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对外开放既需要继续坚持与发达国家合作，进一步开放高端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又需要从自身的比较优势结构变化出发，开辟新的国际合作模式。“一带一路”沿线的大部分国家存在着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在工业化的起步上需要大量从传统产业抽投资，进而又会在发展启动后产生大量的一般消费品需求，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所在，这就决定了对外开放的合作对象从先前的发达国家拓展到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创新在于，我们没有沉浸在纯粹接受发达国家价值链分工布局的成功之中，没有满足于高速增长奇迹般发展的成就，而是从国家比较优势结构的历史性变化出发，扩大开放合作的对象，这是对外开放与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重大的拓展与创新。

　　产能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内容之一，但是产能合作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产能转移。同时也不能把产能合作简单理解为对过剩产能寻找外部市场。没有相关国家的发展需求，产品是没有市场的；仅仅从中国自身需要寻找市场，合作是不可能持久的。产能合作应当建立在广泛的投资贸易基础之上，形成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才可能是互利的和可持续的。“一带一路”建设正是以其全面的经济合作和长期的经济发展为主旨，因而既是中国开放的新拓展，也是国际分工的新模式。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可能是多种形式的，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发达国家：一是基础设施投资，这是中国的优势所在，也将建立起这些国家的长期发展能力；二是产业转移，中国制造业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的同时，也将加快相关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三是价值链分工，相关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得以发挥，中国制造业也将因此形成新的竞争力。

四、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结构从单向流动扩大到双向流动

　　“一带一路”建设以中国企业“走出去”为重要特征，从而将形成我国开放型发展结构的一场历史性变化。从以“引进来”为主到同时注重“走出去”，是中国对外开放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对接的必然要求。

　　从发展战略的意义上讲，前30多年的开放型发展模式是一种顺应全球化的发展模式。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点是以国际直接投资为载体的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由此形成了基于各国不同生产要素结构的国际合作。具体而言，就是外资流入与东道国劳动力等相结合开展生产并再出口到世界市场。在中国前一轮经济大发展中，出口特别是外资带来的贸易顺差是一个重大因素，因而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外资主导型的出口增长模式，这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最重要特点之一。

　　从发展模式意义上讲，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个历史性和时代性的创新。这是因为，在传统意义上发展模式的选择核心是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也是如何选择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即注重保护实现进口替代还是接受开放竞争在提升效率中发展，传统的各种发展模式中并不包含以引进外资实现发展的模式。因此，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个利用全球化要素流动特征实现的开放型发展模式，其成功之处正在于这种创新。

　　当然，这一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单向性，即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资本净流入而产品净流出，二者最终形成巨额外汇储备。这种单向流动模式的优点是助推了国内经济高增长，这在发展初期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因为它同时解决了发展经济学上的所谓“双缺口”瓶颈。但是这种单向模式的长期化也导致了外汇与资金的闲置和国际上的市场保护指责。

　　我国早在21世纪初就提出了“走出去”战略，当时更多的是注重维护资源稳定供给意义上的。此后若干年中，对外并购逐步成为“走出去”的主要形式，并在国家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今天，“一带一路”建设使“走出去”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与创新意义。

　　如果说外资流入是国内发展前景和投资环境较好的表现，那么对外投资是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和国家参与全球化发展的表现。当今世界，竞争是全球化的，一个强大的国家就要有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除了通过产品出口竞争外还要直接通过投资进行国际竞争。企业进行国际投资就是寻找最有利投资机会，实现发展的过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相当大一部分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投资空间巨大。“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企业也为全世界各国企业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大市场。因此，这一倡议的提出并非只出于中国的需要，而是适应了相关国家的根本利益即经济的需要，是建立在互利基础之上的，因为它的开放性符合所有国家利益，为世界各国企业开辟了投资机会，为世界经济增长营造了动力。

　　对外投资如何减少风险，实现更高的效率，关键是如何制订合理的投资策略。首先，要在各国政府政策沟通的条件下由市场作出选择，企业和资本市场有能力形成最合理的投资方案；其次，要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联合企业抱团出海，形成产业配套式发展，可以减少单个企业的经营困难；第三，要加强园区建设，以形成产业集群式发展和当地的有效管理。

对外投资促进国内发展的一个重要机制是要把对外投资与国内出口发展结合起来，形成联动，要使对外投资带动国内产品出口与产业升级。以投资深化分工，建立产品价值链分工，带动国内零部件出口等，都是重要的发展方式。

五、以项目先行开辟推进全球化的现实路径

　　“一带一路”建设就是各国以参与全球化促进经济发展，因而，以什么方式推进全球化就成了问题的关键。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项目先行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不论是全球多边、区域合作还是双边谈判，其共同特点是各方达成一个协议，构建一套规则，乃至建立一个组织，即制度化，同时各成员方都要作出一些承诺并履行协议，即承诺在先。这些制度化往往存在利益交换，关系复杂，谈判难度高，实现时间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众多，各国情况很不相同。如果区域合作采用与世界其他地区相同的方式，先进行谈判建立一个制度化的合作框架，那么很可能经历多年谈判仍无法启动实际合作。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没有走制度先行、承诺先行的道路，而是走了一条更为务实的道路，即项目先行的道路。与制度先行或承诺先行相比，项目先行避免了成员方在开放承诺上的压力，这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有意义。倡议提出仅仅三年多时间，沿线国家已经有一大批项目落地，亚投行等关键机构已经建立并运行，世界已经看到了合作的早期收获，充分体现了“一带一路”建设推进方式的创新意义。

　　在近年来全球化深化受阻的形势下，许多国家之间选择双边谈判的模式，签订双边的贸易投资协定，因为双边互利关系一般比较清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已经与区域内许多国家达成了双边合作协议，更多国家还在继续谈判之中。这表明，项目先行的合作方式并不排斥制度化合作，而双边合作和次区域合作的收益更为明显和可预期。因而基于一大批双边合作的区域合作更有实效。

　　注重项目先行和双边合作并不意味着排除整体性的区域合作。今天“一带一路”建设还处于发展初期，中国高度注重合作共识的取得，2017年5月北京高峰论坛的举行就表明了这一点。取得共识将为政策沟通创造有利条件，是全面推进机制化、体制化合作的必要前提。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建设并不是一个排他性的区域合作，不存在一个建成的组织和明确的成员方，非成员方的加入需要作出某些承诺和得到成员方的同意。相反，它是一个开放型的国际合作机制，同样欢迎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北京高峰论坛上就有多位区域外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亚投行的投资者也包括多个区域外国家。因而，“一带一路”建设既是区域合作，同时也是全球性合作，合作的机制创新是“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化意义上最大的特色。

有些研究者认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就是全球化的标准，各国要参与全球化就应当无条件接受这些标准，这种看法在美国退出TPP前尤其盛行。应当承认，从全球化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公平化本质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国内体制有其标准意义。但是，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同，在一定时期内发展水平和对外部的需求也不同，开放和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应当适应本国的发展要求，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特别重要，许多国际协定对发展中国家作出特殊安排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中国选择了更切实可行的合作推进方式，同样不失为全球化路径的一种创新。

六、顺应发展需求推进全球治理的补充与创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全球治理问题日益显现。以什么理念推进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建设体现的就是顺应发展需求对全球治理进行补充与创新。

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特别是由美国主导的，其经济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企业需要更大的商品市场与投资机会。因此，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必然也就是以发达市场经济规则主导的全球化。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是机遇也是挑战。贸易分工可能提高效率，也可能阻碍工业化的进程；外资流入可能推动增长和出口，也可能因此处于价值链分工的低端而获得较少的收益。成功的发展战略在于尽最大可能趋利避害，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关键也在于此。

　　与此相应，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也必然具有发达市场经济的体制取向，而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是十分有限的。面对世界发展难题，全球治理的根本目标就是要顺应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

　　近年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主要有四个途径：一是维护现有的合理体制，如联合国，其在二战以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创始成员国和常任理事国，中国要积极维护其权威性和各种职能；对于在世界自由与公平贸易中具有重要作用的世界贸易组织也是这样。二是改革现有体制中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维护世界金融稳定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在表决权份额等方面不能反映世界的发展和变化，需要改革。三是补充现有全球治理体制的不足，如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援助机构作用重大，但与全球发展需要相比资金却远远不足，中国倡导建立的金砖银行、亚投行等都具有这方面的意义。四是创新治理模式以适应新发展需要，如面对全球气候变暖需要各国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在这方面积极履行减排承诺，为全球环境治理体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以补充和创新方式推动全球治理的重大举措，是推动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中国以建立亚投行、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方式补充了世界发展资金的不足，并通过自身的努力动员了世界的巨额资金参与。同时，针对该地区区域合作水平较低的现状，中国倡导了以“五通”为内容的全面合作体系，推进了地区发展的互利共赢。

　　顺应发展需求推动区域合作，是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中的出发点。这一点形成了与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上立场的根本区别。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推动全球化的制度安排，核心是要求各国市场开放，保障公平竞争，政府退出市场，消除对市场的干预和本国企业的扶持，承认国际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从更好发挥市场作用上讲，这些都是合理的；但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又不是最重要和最紧迫的，因为许多国家国内市场还没有真正发育起来。实现发展的启动，营造发展的条件，解决贫困和社会稳定等约束发展的问题才是更为紧迫的。因此，推动国际合作的首要主题是顺应各国的发展需要，而不是要他们先按发达国家标准建立一整套制度。中国是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走上新兴经济体道路的，中国深知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利用全球化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在发展中积极有为的重要性。因此，中国推动的全球治理新模式更适应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会导致世界逐步形成新的治理模式，其核心就是顺应发展，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最现实需要，尊重各国的国情和选择，以互利共赢为目标。

　　中国是否要主导“一带一路”建设？这是国际上有些人提出的问题。如果说问题本身的含义是中国是否要让“一带一路”完全服务于中国的需要，那么回答应当是否定的，这样的目的是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也是不可持续的。但是，如果说所谓“主导”指的是主动倡导和发挥积极作用，那么回答应当是肯定的。这一倡议是中国提出的，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要积极推动并全力投入各种经济与政治资源。因为“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共同发展的新机制，是互利共赢的，因而这种主导作用是有利的、必要的，也是一个新兴大国应尽的责任。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建设是世界协同发展机制的创新和国际合作模式的创新，是推动合作共赢、破解世界发展难题的中国方案。阐明其创新意义将有利于各国深化合作，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