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义｜南街村的党员干部为什么都甘愿做“二百五”？

点击：作者：陈先义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发布时间:2024-06-12 17:18:42

1、老俊德唱梆子戏管村干部叫“二百五”。没错，村干部们确实个个想当“二百五”——挣二百五的工资，发扬二百五的精神，发挥二百五的干劲。

南街村敬老院原先住着个没有儿子的老人叫周俊德，20多年前就过世了。老俊德在世时，整日里爱唱那河南梆子戏。老人们都说老俊德那架式，那随口而出的词，还真有些“专业”的韵味。那时候，敬老院的老人们吃过饭没事儿，围着闲聊，就有人嚷嚷“老俊德来两句”。老俊德在老哥们老姐们面前也不做客套，清清嗓子就唱开来。那么多年时间过去了，老人们还记得老俊德的梆子戏里有这样一段唱词：

说南街，

道南街，

南街的党员干部累又苦，

人人落个二百五，

……

说谁是“二百五”，那准是骂人的话，这不只是南街人的说法，也不只是河南人的骂人话，这在咱们中国就是一个妇幼皆知的损人的话。我们一听说老俊德唱梆子戏叫村干部“二百五”就纳闷了，在一说起村干部就是满口好的敬老院老人中，怎么还有人这样骂村干部“二百五”的?而听到这话的老人们居然还哈哈笑，也是一反对村干部呵护热爱的常态。一问，方明白老俊德那话里头说的，是指南街村的干部每月拿250元工资。

听了这一番解释，我们觉得这样做有些难以理解。自己给自己定每个月工资拿250元，这不是明摆着凑热闹叫人骂嘛。南街村的干部也是有意思。于是，我们就这个问题采访了一下王宏斌。

“铜钱中间有个方孔，是用来串钱的，五百个算一串，也叫一吊，二百五就是半串，也叫半吊，在咱河南人原先把那不精细、憨、傻、缺心眼的人叫‘半吊’，后来，就称作‘二百五’，这可是句骂人的狠话。”

王宏斌说，到了南街村的人，大凡都要向他提起“二百五”。而一问到“二百五”这一故事，王宏斌总是先向客人讲这么一段典故。完了，王宏斌就立刻要绷起刚刚还笑嘻嘻的圆脸，严肃起来。

“咱村干部工资之所以定为250元，就是要用上那‘半吊子’、‘二百五’的劲儿。咱村的党员干部就是要有‘二百五精神’，‘二百五’的干劲，工作起来就是要有那一股憨劲，那种不怕吃亏的傻劲。”

在南街村，戴“二百五”这顶帽子的，头一个就是王宏斌。

这大约是40多年前的事了，王宏斌弃工归农的事在中原大地传开来后，人们就议论纷纷起来“王宏斌是个二百五”来。

“听说南街有个小伙儿叫王宏斌的，老爸退休让他顶了工作，可他才干两年工人，就硬是回农村修起了地球，你说这人傻不傻。”

“别人进了城干个临时工，都为自己一半脱离了农村而庆幸，人五人六的，那小子倒好，端着了个铁饭碗，正式工，他都不干，看样子脑子有点问题，是那二百五一个。”

“那是的，不是二百五，也是半吊子。”

当人们都首肯了这一定论后，王宏斌就正儿八经地戴上“二百五”的帽子。

但是要真正说起南街村党员干部都是“二百五”的由来，应该追溯到1981年那年。

当时已有近3000口人的南街村人称“难街村”，因为当时这么多人只靠2300多亩地吃饭，每年种的细粮连让群众吃饱都不够，村子穷了啥事都办不成，就落下了这个诨号。于是，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南街村党支部一班人开始琢磨着走发展村办企业的路子。首先他们想办一个面粉厂。可是那时南街生产大队穷得叮当响，根本没钱投资。当时就有人笑话村干部异想天开：“看那几个人憨样，俗话说，吃酒、赌博量家当，看看咱南街穷得这啥样的，能指望啥呀?”

可是南街村党支部一班人没有被困难吓倒，没钱就决定筹集资金，村里干部每人先筹3000元，期限是一星期。任务一分，村干部们就分头行动开来，求亲戚告朋友，你一百他两百地凑，群众看在眼里想在心中，也纷纷加入了这筹集资金的行列来。还有些有点小门路，主动替村里去贷款。就这样，南街村的党员干部们终于凑齐了20万元。

有了钱，面粉厂就开始兴建起来了。拉大沙、抬水泥、运砖头、垒厂房，村里的领导干部带头义务干。那时间里，他们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吃过一顿应时饭。支部成员郭全忠、王金忠、技术员李黑最“傻”，整天磨在工地，连家也不回，等面粉厂建好开了工，他们没有一个人想起来要工资要奖金的，加班费那提都甭提，要是别人提，干部们就说，那是俺们蹲在家里没事干，到工地来活动活动手脚。别的村的人一听，还是那话，不是标准的一群“二百五”吗?

而那年冬天，为了给村办企业扩大生产集资，南街村的党员干部到火车站搬运东西，干了整整一个冬天，得了3万元运费，结果个人一分没得，全贡献给村里做基金了。从这开了个头，往后在别的村的干部忙着到处捞钱的时候，南街村的干部却忙着为群众们干活操心，特别是大量的义务劳动，在方圆四邻八乡出了大名。难以理解南街村干部们的行动的外乡人，就给南街村的干部党员取了个外号“二百五”。

到了这时候，“二百五”这说法还只是外村人给叫叫的。而到了1988年，则是全南街人都开始认可这一“称呼”了。时光行进到了1988年，南街村的企业已初具规模，村里头相继办起了砖瓦厂、食品厂、养猪场、养鸡场、麻纺厂、冷库等大小企业15个，年创产值1200万元，利润120万元。这时村里就有人私下说：“现在咱有钱了，那钱还不知落到哪个头儿腰包里，说不定有的干部要吃个肚圆哩!”有人则不以为然：“村里干部操心大，办事多，尤其是党总支的领导，就是多拿些钱，咱也没啥说的。咱能生活得好，还不是全靠他们领导。”(那会儿，因为南街村的经济发展速度快，外来人口剧增，村党支部也升级为村党总支部了。)更多的人则是静静地观看着，看集体有了钱到底如何分配?一双眼睛都盯着村干部。

针对这些情况，南街村党总支召开一个别开生面的讨论会。

主持人首先发了话：“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咱们这里也实行工资制了，今天，大家就来定一下班子成员的工资，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

当时有人就提了意见：“按理说，今年咱村的产值也不低了，利润不少，按乡镇企业的利润提成来算，就是拿个千儿八百也不多，这个问题上面也有规定的。再说，咱大家当领导的都是没日没夜地操心，也该提提工资啦。”

你一言，我一语，大家各自发表自己的意见。王宏斌也提了个意见。他一开口就把大伙给逗乐了，他说：“我建议，咱们村委班子领导的工资都定为‘二百五’。”等大家笑过后，王宏斌开始认真了，他一字一句地说：“我之所以想把我们的工资定为250元呢，那就是我觉得我们是党员，是村干部，就要有‘二百五’精神，‘二百五’的干劲，工作起来就是要有那一股憨劲，那种不怕吃亏的傻劲。”王宏斌言罢，会议室里一片寂静，连大家的呼吸声都一清二楚。

最后，大家表决时，居然所有的人都决定村干部的工资定为每月250元。以后，不管南街人的工资制度几经调整，全村人的工资不断在上涨，最高的都拿到了每月3000多元，日本技术员月工资甚至有高达5万元的，可南街村村干部的工资还是——“二百五”。

于是，“二百五”的帽子就这样在南街村村干部们的头顶落定了。

往后的日子里，“二百五”这称呼被南街人在心底里默默地温暖着，并升华进发为工作的动力，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则像插了翅膀一般猛增。

在今天，你若是关心“二百五”这个问题，去问那南街人：“你们村里那一群叫‘二百五’的村干部，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言下之意，就是他们的工资是不是还是拿250元。但机灵而不乏幽默的南街人会大声地回答：“有!”

“啥变化?”

“‘二百五’多了，原来13个，现在变成21个啦。”嘿，原来是村委班子调整，村干部数额增加了。而当我们在南街村财务处一打听，得知南街村拿250元工资的其实不是21人了，而是150多人。

对于南街村的这一“二百五”工资制度，有些人认为是他们在故弄玄虚，其实，在我们党的发展历史上，像南街村干部这样自认当“二百五”的人，足以千万计，平时，我们管叫这种精神为“无私奉献精神”。毛泽东著作里多次提起的白求恩等典型代表，就是这种精神的最好诠释。再追溯到早些时候，它可以说是渊源于巴黎公社的最早分配制度。南街人将无私奉献这一抽象的理论，以当“二百五”这-形象思维来理解，也正是他们继承发扬了这一种精神，才得以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成为一名合格的乡村干部。

2、“班长”王宏斌说：不光村干部要发扬“二百五”精神，全村的党员干部都要甘做“二百五”。群众也不甘落后，全村四处出“二百五”。老班头献厂，老阿訇不拿工资。

在南街村，所有南街人几乎全部知道“二百五”的故事，以及“二百五”的精神。这又是一个颇令我们感到吃惊的事情，也使我们对南街村教育的广泛程度以及深人程度再一次得到验证。

当初，村干部给自己定了“二百五”工资的事，在南街村，就如一粒石子投进水里就泛起层层涟漪一般，以南街人特有的方式传播形式传了开来。南街村的党组织就充分利用这一契机，在全村展开了“人人学‘二百五’精神，争当‘二百五’”的活动。正如他们发展经济非常注重抓住机遇一样，在搞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中，他们也是非常注意时机的运用。组织全南街村的群众学“二百五”精神，该学些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受到了南街村党组织的高度重视。为了能更好地引导群众，王宏斌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将所认识的“二百五精神，归纳为这样三句话：

一是学“二百五”精神里头的不怕吃亏的精神。不怕吃亏指的是什么，这一点不用说，群众们也都知道。

二是学“二百五”精神里头的干劲，那种认准了方向不回头的苦干劲头。这样一说，群众们心里头也透亮了。

三是学“二百五”精神里头的那股认真劲，干什么事都不受外界干扰，不干好不罢休。

这三点解释下来，南街村的群众就算是把这“二百五”精神给弄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了。

自从1988年南街村推出这么个“二百五”精神后，村里的党员干部就个个成了“二百五”。党员干部们说，光叫着不算，行动上见功夫。于是人人一心扑在工作上，个个热心为群众服务，给群众做好榜样样样带好头。

在这些人中间，南街村党支部原副书记刘坤岭的“二百五”的事干得最大。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他一下子就向村里献了一个工厂，一个老农民向村集体捐个几十几百甚至几千元钱，或许都不算啥，要说一个人能捐一个工厂，那可当真是了不得的事。

不过，你到南街村去，要问刘坤岭家住哪儿，南街的年轻人会反问：刘坤岭是谁呀?因为南街人都管刘坤岭老人叫“老班头”。因为1984年前，刘老汉当了几十年的南街村党支部副书记，年纪大，人们都亲切地叫他“老班头”，正儿八经的大名，除了领粮领钱村里头的会计写一遍以外，没人说也没人写，时间一长倒是给忘了。

话归正题，1984年那一年，刘坤岭为了培养接班人，实现村干部年轻化，主动让贤，退出了领导班子。后来因为忙惯了闲不住，就联合村里的刘改莲、小黄等人办起了一个小型的清真食品厂。

老班头办事认真，手艺又好，很快就把清真食品厂给经营得红红火火的。1986年，在“全省少数民族传统食品展评会”上，老班头的产品竟一举获了三项优质奖。1988年，河南省政府又授予老班头办的厂“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一时间，老班头和他的食品厂在临颖及周围几个县都小有名气，而老班头这个外号，更是越传越远，越叫越响。不久，老班头的清真食品厂因产品的产量、品种和档次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而进行了全面扩建，更新了设备，生意更加兴隆。就在这时候，学习“二百五”精神的活动，在南街村广泛开展起来。老班头是党员，是党员当然对村党总支的号召积极响应。于是，那会儿开始，老班头就有了向村里献厂的想法了。

时间推移到1990年农历腊月二十三，别的家庭都忙乎着商量准备年货，可老班头却琢磨着和老伴商量献厂的事。那天中午，老班头向老伴和盘托出自己的想法，没想到平时思想挺开通的老伴一听老班头说，“把食品厂交给村里”，就坚决反对：“什么?你是不是说梦话?”

老班头说：“不，这是我最清楚时候说的话。”

“那你跟改莲、小黄他们商量了?”老伴知道老班头脾气倔，想做的事别人说了也没用，只能寄希望于这一点上。厂子是三人合办的，如果另外俩人不同意，老班头一人说了也不算。

没想到老班头接口道：“商量过了。”

“他们咋说?”

“都同意，只剩下和家里人商量了。”

“什么都同意，你是老班头，还不是你出的馊主意，他们不好驳你的老面子。你呀，真是越老越昏了头，越老越积极。那好，当你的老积极去吧，真是老了还要当‘二百五’。”老伴越说越气，连饭也不做了，回到房里往床上一躺，任谁怎么叫，就是不起来。

老班头拿老伴一点办法都没有，一向在家里说一不二的他，在做出重大决策的关键时刻，竟败在老伴手里了。老班头苦思冥想了好几天，终没想出能说服老伴的好办法，只好找他那两个合作伙伴——刘改莲和小黄共商对策。有句话说，三个臭皮匠项个诸葛亮。几个人经过一番研究合计攻坚方案”终于制定出来了。

年二十九了，这天晚上，老班头破例没有出去转转，而是在屋里一边烧水，一边擦洗着茶壶茶杯，好像家里要来客人了。果然，不一会儿，刘改莲和小黄就进了门。

老伴虽然躺在床上，却在细心地听着他们几个人的动静，果然，不出老伴所料，他们就谈起献食品厂的事来。刘改莲先讲了话：“前天，孩子他爹放假回来，我把交厂的事跟他商量了，他说，我们几家辛苦几年，厂子正兴旺着时候，咋能犯傻交给村里?就是要交，那也等过几年，咱各人手里都存个十万二十万的，再交也不迟——”

“俺娘也不同意。”没等刘改莲把话说完，小黄就迫不及待地抢了话头：“俺娘说，人们都说咱的小食品厂是棵摇钱树，本扎了，光求利了，咋能说交就交出去呢?”小黄这话也没等到说完，就有人接了话：“看看，看看，我想着大家也不会同意的。就你老班头老积极，老发昏，老‘二百五’。”老班头叫了几天没叫起来的老伴，不请自到，披着衣服就从里间出来了。

老班头、刘改莲、小黄一看老太太出来了，便会心一笑，把刚才没完的话题继续下去。还是刘改莲先说：“后来，我对孩子他爹说，你在外边工作，不了解村里的发展情况。现在咱南街村已经不是前几年的南街了。村党总支领着大家把集体经济搞得可红火了。大家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是党员能只顾自己个人发家致富吗?小孩他爹是个明白人，听我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也就同意我的意见了。”

“小黄，你娘啥态度?”老班头的老伴听了刘改莲的话，有些沉不住气了，她希望小黄他娘能和自己意见一致。

“俺娘为这事可伤心了，几天都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老班头的老伴一听这话，来了劲，把凳子往小黄边上挪了挪。可没料到小黄接着说：“昨天晚上俺娘对我说，我想了好几天，咱也是南街人哪!在村办企业上班的村民有啥福利，咱也有啥福利，咱这是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心里有愧啊。就如你说的，咱把厂交给村里，村里也亏不了咱，咱去村办企业上班既拿工资，又光荣，心里又踏实，再也不觉得欠乡亲们的人情了。”

老班头的老伴听完小黄的话，久久没吭声，而老班头他们也不催她，只顾自己慢慢地品茶。停了一会，老太太终于开口了：“你们说的也有道理，咱不能一边不劳而获，一边个人发家致富，既然大家都同意，我还能拉着后腿?”

一屋子四个人全都会心地笑了。

第二天，正是大年三十，老班头代表南街清真小食品厂“董事会”，向南街村党总支郑重献上了这棵他们多年创业闯下的“摇钱树”。

这段故事，给有关南街人当“二百五”的传说，加上了重重的一笔。

其实，要从南街村的历史上来说，老班头还不是头一个向村里献厂的人。在他之前，还有个村民，就把自己创下的造纸厂无偿献给了村里。

在这之后，南街村又出了诸如老人不享清福、没事找事等发生在群众身上的事。这些里头，回民老人阿訇不要工资的事，又引起了南街一段佳话。

年过七旬的老回民阿訇在南街村可是个人物，因为有一手做面食的好手艺，阿訇老人一家是南街较早走上富裕路的人，并且是村里回民的头，威信极高。七十多岁的人，还担任着方便面厂一个车间的主任，根据干部向工人倾斜的原则，阿訇一个月拿300元钱，但是车间工人们说，俺们老主任8年没拿一分钱的工资了。听了这话，老人开朗地大笑：我这么大年纪不花钱，生活上又好，我要这钱干啥?我每次发了工资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存够四个月就再取出来上缴给村里。

人人都说有钱好，哪有干了活不要拿工资的。在外村人的眼里，老班头、老阿訇这些人真是太不可理喻了，确确实实可以冠名为“二百五”了。这在中原是个奇迹，在中国也是奇迹，它让人们真正地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南街精神。一天一天下来，干“二百五”事的人越来越多，“二百五’的故事也越积越多。南街人先是大会小会讲，后来是编成故事，在故事会上大讲特讲，再后来，这些有关“二百五”的故事稿子多了，南街人干脆把它和村里其他的一些故事合在一起，汇编成一册书。

书名是市里头的领导给取的，叫《中原风》。

那一年，一批作家、诗人到南街来体验生活，听了这“二百五”的故事后，很受感动，当即有人写了这样一首诗。

诗的题目就叫《致南街的“二百五”们》。

我知道二百五

当然是一个饱含贬意的

称呼

可站在南街村这方土地上

别样清新的乡村气息

却让我明白了

这让我们的民族戏说了几千年的称呼

在这一刻

就如同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