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袁家村是个奇迹。
袁家村是中国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的典范。袁家村值得每一个参与乡村振兴的人去研究学习。
不管是领导干部,乡村振兴的智力服务团队,还是乡村两委班子成员,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应该把袁家村作为典型案例来研究,她在中国本土土生土长的乡村振兴模式和她创造的商业传奇已经可以载入中国乡村振兴史册了。
我们更要走近她、认识她、理解她、品味她、聆听她。
袁家村由“空心村”变身“网红村”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前来参观、考察和学习者络绎不绝,成为中国农村近几十年罕见的独特现象。但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似的考察只能是看热闹。我认为研究袁家村应持严肃科学的态度,不能泛政治化、道德化。一味贴标签、戴高帽、说空话,泛泛而谈没有意义。更不能停留和满足于对表象和结果的重复叙述,而放弃对问题的探索和思考。只有回到当年、回到现场,澄清事实,还原真相,通过对已有的真实可靠的材料进行概括、归纳和总结,才能抽象出合乎逻辑的正确结论。也才能回答什么是袁家村模式?袁家村如何打造旅游IP?袁家村如何把旅游做成产业?袁家村如何把农民组织起来,实现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问题。
袁家村创造多个“第一”
我们看到,2007年以来,仅仅用了十年时间,郭占武就把袁家村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通过持续创新,不断刷新美丽乡村建设的新纪录,谱写出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在解决三农问题的探索中,乃至在中国乡建史上,袁家村创造了多个第一:
第一个创建农民创业平台,让农民真正成为经营主体,并用股份合作的方式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全体村民的共同富裕;
第一个不依赖先天独有资源和外来资本,而是完全通过自主创新打造出特色小镇三产融合发展的商业模式;
第一个不依赖专业人士和机构,自主发展乡村旅游,颠覆和改写传统教科书对乡村旅游的定义和范式;
第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带领农民进城创业,把农民培养成老板和合伙人,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农民进城自发、分散和揽活打工的方式和性质;
第一个以村集体为单位,用自己的品牌和模式与地方政府和大型企业对等合作,共同开发市场,实现全国布局,跨省发展。
第一个通过自我研究,总结自身发展经验,定义袁家村模式,并对外输出智力成果,独立开展培训、咨询、策划和设计业务。
袁家村正进入转型升级、进城出省的快速发展期,奇迹还在延续,还会有更多的第一,让我们一起期待和见证吧。
袁家村模式
现在大家都在讲袁家村模式,但是袁家村模式的定义是什么?主要内容有哪些?我问了很多来访者,其中不乏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可见很多大谈袁家村模式的人并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既然连基本内容都没弄明白,那还谈什么能不能复制呢。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和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表述是:“袁家村模式”是袁家村人在党的领导下,把农民组织起来,自主创新,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思路和经验总结。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支部为核心,以农民为主体;
2.以创新谋发展,以共享促和谐;
3.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
4.以乡村旅游为突破口,打造农民创业平台;
5.以组建股份合作社为切入点,实现三变;
6.以旅游创品牌,以三产带二产促一产,实现三产融合发展;
7.把村民培养成为经营主体,让村民当老板和股东,家家有生意,人人能挣钱;
8.循序渐进,逐步升级,由少到多、由小到大大、由弱到强,由一元到多元,由低端到中高端;
9.搭建平台,汇聚资源,面向全国,合作共赢;
10.注重精神文明,加强思想教育,弘扬优良传统,淳厚乡风民俗。如果这个定义的内容大体不错的话,那么袁家村模式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模式了。
是否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理解?一个是它的商业模式,一个是它的组织模式。袁家村乡村旅游商业模式建立在组织模式之上,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合二而一,缺一不可;大家到袁家村来,看到是业态丰富、产业兴旺,这个乡村旅游的商业体系和模式很完备、很成熟。但是它不是发生在像乌镇、古北水镇或田园东方、多利农庄那样的企业投资的封闭式景区,而是发生在原村民生活的村子里,也就是说,原村民全部参与到旅游中来了,如果没有一个组织模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做到有序发展,再好的商业模式都不可能落地在一个有原村民生活的村子。这也是资本下乡为什么不能进村的原因。那么,袁家村模式能不能走出去或者说能不能复制呢?我认为在袁家村具有旅游IP和品牌价值之后,其乡村旅游商业模式,或这个模式的部分形态和形式有可能脱离原有组织模式,在异地实现自我复制和扩张。当然也不是无条件、任何人都能复制的。事实上,郭占武的餐饮进城店和出省文旅项目都在不同程度上复制了他的商业模式,当然,也有很多创新和差异化的内容。
袁家村成功的原因解析
说到袁家村成功的原因,网上流行的观点很多,基本上都是盲人摸象,有些说法更是匪夷所思。例如,认为袁家村离西安70公里一小时车程是成功的原因,那么为什么比袁家村距离西安更近或是同样距离的的很多乡村旅游项目没有成功呢,如果距离是成功的原因,那么很多大城市周边70公里一小时车程的地方都应该有个成功的案例,那么为什么没有呢?距离说站不住。说袁家村是个古村老镇,建筑景观吸引人,事实上袁家村的建筑都是后来建的,既无法和安徽宏村西递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比,也无法和重金打造的乌镇、古北水镇比,景观价值并不大,如果你愿意你又有钱,你完全可以建造一个比袁家村更有建筑美学价值的古镇,但是你能吸引足够的客流量吗?更多的人认为关中小吃是袁家村成功的原因,但是他们不知道袁家村乡村旅游起步时并没有小吃街,而是三年以后郭占武为应对客流量的剧增,农家乐总量供给不足和同质化严重才创新出来的,五年后在客流量超过百万且快速增长之后才成为袁家村旅游消费的热点。也就是说,先有规模化的客流量后有小吃街。显然这个观点解释不了最初袁家村是靠什么吸引游客来的,也解释不了很多模仿袁家村小吃街的为什么都倒闭了?如果在远离城市的荒郊野地建一条小吃街就能形成规模化的客流量,把乡村旅游做成,那也未免太简单了吧。还有人认为政府财政投入巨资,或村集体经济实力雄厚,这些说法都没有根据。事实上我发现凡是用钱能解决的问题,郭占武解决的都不好,因为资金有限,舍不得花钱,比如房子盖得太简陋,一些基础设施至今没完善;但是,凡是用钱解决不了的问题,郭占武反而都解决的很好,例如把农民组织起来,解决农民的利益问题。如果有钱就能把旅游搞起来,那给你五个亿、十个亿,你能再造一个年五百万客流量的袁家村吗?既然用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把目光投向用钱解决不了的问题。外界的很多错误认知,都源于不了解袁家村的发展过程,误把结果当原因,错把表象当本质。很多人以为他今天来袁家村看到的一切都是一开始就有的或者是早就规划好的。
那么,应该怎么看袁家村成功的原因?
我认为,郭占武在发展过程中渐次递进的解决了三大问题。
首先,郭占武成功解决了远离城市的乡村如何吸引游客来并形成规模化客流量的问题。这个问题至今困扰着试图进入乡村振兴领域的政府、企业和专家学者。一般说来旅游吸引物或者是自然景观,例如绿水青山,或者是人文景观例如古村古镇,再就是人造景观各种主题景区。这些袁家村都没有,也没钱造。郭占武是把乡村的传统习俗和村民的日常生活当资源,“无中生有”搞旅游,他把村民组织起来,以村民为主体,以村庄为载体,恢复关中民俗,重建乡村生活,以此作为旅游吸引核,独一无二,不可复制,形成乡村旅游的超级IP,是完整意义上的乡村旅游(包括乡村、村庄和农民三要素)。刘峰博士的《乡村旅游概论》列举了十位权威专家对乡村旅游的定义和关键词,但是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专家提到“农民”这个词。郭占武专打农民牌,把旅游引入农民生活,让乡村生活成为旅游产品。袁家村村就是景区,家就是景点,村景一体,全民参与,袁家村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雕塑和景观,村民一张张朴实真诚、生动活泼的面孔岂是那些一成不变的雕塑所能表现的。来到袁家村的游客可以长时间、全方位、零距离、多角度体验和感受乡村生活的真实性和独特魅力,尽管它并不完美。袁家村卖的不是教科书意义上的景区,而是乡村生活。所以我说袁家村是一个乡村旅游的超级IP,据我了解,中国没有第二个。
其次,郭占武成功解决了旅游产业化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问题。乡村旅游市场很大,但是企业和产业很弱,很多旅游企业不挣钱,产业做不大。郭占武说他搞乡村旅游打造的是农民创业平台,也就是要让农民挣钱。所以一开始就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把农民培养成经营主体,农民作自己最熟悉的事得心应手,普通常见的农副产品都做成了高附加值的旅游产品。我发现,在袁家村,凡是农民做的或是和本地乡村生活相关的产品市场表现就好,反之则不好。这也证明了袁家村的价值是乡村生活。郭占武以旅游创品牌、逆向发展的模式也是一大创新,他用三产带二产促一产,实现三产融合发展,举个例子,袁家村的油泼辣子,最早是郭占武创意设计和恢复的一个关中民俗场景。在康庄老街的一面土坡下,一头老黄牛、一个石磨盘,一个农家妇女,碾好的辣子烧开的菜籽油一泼,满街飘香。既是美食,又是乡愁。大受游客青睐,边看边买,供不应求。郭占武判断该产品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随即建起作坊,扩大油泼辣子的生产能力,使之逐步产业化。三产的一个体验场景转变为二产的加工项目,小小一瓶油泼辣子从一开始的年营业额不足十万元到2018年营业收入高达八百多万元。酸奶现在是袁家村销量最大的明星产品。最早也是郭占武指导的一户村民在自己家用小作坊生产。由于现做现卖,奶新鲜,味道好,游客在品尝后都要买几瓶带走。但小作坊满足不了快速增长的袁家村旅游市场,郭占武在对酸奶市场进行深入调研和准确判断的基础上,和专业的乳品厂家合作,由作坊到生产车间,最终实现了流水线作业,产能和产量不断增加,2018年袁家村酸奶的销售额超过了三千万。诸如面粉、醋、粉条等等都是走的这个路径,就是变农副产品为旅游产品,旅游产品形成产业。郭占武四两拨千斤,以微不足道的一点投资在袁家村创造出一个强大的旅游消费市场,非常了不起。我们也看到很多政府或企业投巨资建起来的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或大型旅游景区冷冷清清,惨淡经营,既无品牌,也无产业。
最后,郭占武用股份合作的方式,调节收入分配,避免两极分化,成功解决了全体村民共同富裕的问题,从根本上保证了袁家村的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把农民组织起来,让乡村旅游有序发展并不想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经营主体,农民在自己家做生意谁也管不了。一家挣钱,家家仿效,一个东西卖得好,人人都来卖这个东西。如果不能让村民挣到钱,不能调节收入分配,让村民利益平衡,乡村旅游就会无序发展,恶性竞争,起步于农家乐止步于农家乐,而不可能做成产业。全国各地的乡村旅游没有跳出这个陷阱和“怪圈”,原因就在于组织无效,管不住村民。资本下乡之所以不进村,也是因为搞不定农民。回到十年前,没有人能想象今天的变化。发展不仅引发了村民利益关系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激起村民心理的剧烈波动,在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很多始料不及、意想不到的问题和情况。村民与村民之间、商户与商户之间、本地村民和外来商户之间、投资人和村集体之间、袁家村和邻村之间,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利益冲突此起彼伏。可谓处处陷阱,步步惊心。在跌宕起伏、变幻不定的利益大潮中,稍有不慎或一步走错,袁家村这支刚刚起航的小船随时都有倾覆沉没的危险,难逃乡村旅游“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发展“怪圈”和宿命。在这些关键时刻,郭占武确实有定力、有气概,也有智慧和耐心,牢牢把控发展方向,排除了各种干扰和阻力,化解掉各种矛盾和纠纷,通过适时、适度调节收入分配,逐步平衡了村民及商户的利益关系。既确保了袁家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又兼顾到每家每户的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这里面的故事太多了,都值得记录在案,作为启示和借鉴。没有经历这个过程或不知内情的人无法想象郭占武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和情感精神的折磨,这可能是他人生的“炼狱”,也是让他脱胎换骨的必经之路。我们发现,建国以来所有的先进典型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有一个能代表村民利益的村民领袖,有了村民领袖就能把村民组织起来,就能实现农民的主体性。郭占武就是这样的村民领袖,他的威信也不是外界认为的先天就有,而是在不断帮助村民挣钱,公平合理给群众分钱的过程中逐步树立起来的。郭占武做事的方法也很独特,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讲实效,接地气,让我们看到乡村民间有大智慧。他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因事定策,因人施策,极具创造性的设计出一整套符合乡村实际和农民特点的股份合作制度,形成一个股权清晰,分配明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事实证明,郭占武富有远见的利益调整和制度安排,确保了袁家村在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上能够平稳前行。这在中国乡村发展史上既是一次创新实践,也是一个重大突破,意义非凡而深远。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以郭占武这样一个没有旅游、规划和设计专业背景,又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带领村里的普通老百姓,不仅创造出乡村旅游的成功案例,更创造出一个乡村振兴的袁家村模式。而全国各地那么多由专家学者和专业机构大手笔规划设计的、政府企业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的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和文旅项目,迄今未见佳作,乏善可陈。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处在一个不差钱不缺资源的时代,但是我们最缺少的是创新力,张口闭口讲复制其实就是没有创新力的反应。我在全国各地考察,看了很多文旅项目,大多数都是同质化的,没有新东西,有些已经烂掉了。建议大家冷静下来,在创新上下功夫,通过创新走出困境。
来源:新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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