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学习时报》连载的《习近平在上海》介绍了习近平在上海任主要领导期间，指导关心上海国有经济发展的思想和实践。上海是我们党诞生的地方，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排头兵，是我国国有经济的重镇。“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重要支柱、重要基础。上海是国资重镇，地位举足轻重”；“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把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与完善所有制结构结合起来”；“既要维护好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又要维护好企业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让广大职工群众共享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成果”；“在国资国企改革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切实发挥好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特别是明确强调
“我们讲‘公有制为主体’，这个‘公有制’不是抽象的，是要具体量化的，如果没有量化，那就是‘玩’概念”。
当时，党内外对国有企业的定位和作用存在很多模糊和错误认识，社会上抹黑和妖魔化国有经济、主张全盘私有化的观点正大行其道。习近平旗帜鲜明地主张发展壮大国有经济，要求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正本清源、振聋发聩，体现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的深厚理论高度、历史责任感和政治定力。习近平一贯注重总结国企改革的经验，在福建、浙江工作时就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等重要论断，这些重要思想，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国有经济发展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厚学养，着眼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科学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有经济发展改革历史，在指导新时代国有经济改革发展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国有经济的重要论述，揭示了国有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律，回应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根本问题，是引领国有经济发展的科学指南，标志着我们党进入了更加自主、自觉地发展国有经济的新阶段。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经济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创新发展，有深厚的理论渊源。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在理论上解决得怎么样，直接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等主张，但没有条件进行实践。苏联和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全面建立了公有制经济体系，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探索，但对国有经济的职能定位、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等问题，还没有从理论上做出成熟回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飞跃，但理论建设滞后于丰富多彩的实践，特别是简单照搬、比附西方经济理论，已经难以解释和指导我国国有经济发展。习近平在理论上强基固本、旗帜鲜明，在地方工作时就发表过多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提出“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机地融为一体”“高度重视人的主观因素”“充分发挥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优势”“坚强的企业党组织、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等政治资产是比资本运营更为先进的经营方式”等具有开创性、前瞻性的思想。担任总书记以来，习近平多次带头学习政治经济学，要求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经济的重要论述，就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国有经济。习近平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把国有经济放到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高度认识，提出国有企业的职工队伍是工人阶级的骨干力量，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基础，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根据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提出要善于从政治高度上看问题，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与独特优势，不能把党的领导和现代企业制度对立起来。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明确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并据此赋予国有企业“六个力量”的重要定位。二是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但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了建立公有制经济的思想，但并未来得及探索和完善。马克思晚年还设想，东方国家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能否实现马克思这一设想，关键在于能否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融合。对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习近平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融合，并具体提出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增强国有企业活力的一系列战略措施，明确回答了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能否融合、怎样融合的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国家和资本关系上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不同，这是以往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没有成功回答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国有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融合最集中、最生动的体现。这一思想还从理论上回答了国有企业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怎样坚持党的领导，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党的建设理论和企业理论的贡献。三是澄清了关于国有经济的理论误区。习近平曾指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著中，看到的几乎全是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述”，多次要求并带头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西方国家经济低迷、两极分化、社会矛盾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经济的重要论述，澄清了照搬西方经济理论的误区，明确回击了社会上针对国有企业的一些奇谈怪论，明确指出西方一些人把矛头对准我们的国有企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树立了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问题、促进理论创新的典范，也增强了我们坚持发展国有经济的理论自信。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经济的重要论述，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国有经济发展历史的规律性认识，有充分的历史依据。
习近平一贯强调注重学习历史、在历史条件下看问题，他本人就是这样做的典范。贯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经济重要论述的一条红线就是：绝不认为发展国有经济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始终站在社会主义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看待国有经济地位和作用，谋划国有经济发展改革。一是从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发展史高度认识国有经济。我国自古就有“天下为公”、政府专营战略性部门的传统。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开展了公营经济的探索。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经济为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突破外部封锁、推进改革开放建立了不朽功勋，也形成了以“大庆精神”“鞍钢宪法”等为代表的先进经验。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对此给予充分肯定，指出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要求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风，载人航天、两弹一星、大庆铁人精神等，鲜明地指出国有企业功勋卓著、功不可没。
二是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分析国有经济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不断深化改革，既坚持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又不断增强自身活力。习近平在2001年发表的文章《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中就指出：国有企业产权不清、管理不善、效益不好等问题，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本身的问题，解决问题不能拿基本制度“开刀”，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这一论断有高度前瞻性和预见性。一段时间以来，针对社会上动辄否定国有企业发展的成就、把国有企业存在的不足归结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观点，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中，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客观辩证分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和不足，既坚持理直气壮发展国有经济，又指出了改革和发展的方向，避免了苏联那样的制度僵化和一些西方国家盲目私有化带来的严重后果，开辟了国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
三是从历史趋势出发谋划国有经济下一步发展。真理总是历史的、具体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我国和世界历史趋势提出一系列重要论断，我国国有企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从过去引进西方理论逐步走向主动构建理论，引领新的发展。习近平强调国有企业发展必须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将实现中国梦、坚持中国道路作为谋划新时代国有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正是因为有这样宏大的历史视角，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经济的重要论述才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体现了高度的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
第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经济的重要论述，是对我国国有经济发展实践成果的全面总结，有充分的实践基础。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宝贵的理论品质。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了建立公有制经济的设想，但是其具体形式和途径只能交给实践来回答。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经济发展迅速、亮点频现，但客观上理论建设还跟不上丰富多彩的实践。即便是目前理论体系比较成熟的西方经济学，因为西方缺乏建立如此大规模国有经济的社会实践，政治基础也与我们不同，无法形成指导国有经济发展的理论。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可能来自现有理论的综合，只能来自新的社会实践。我国国有企业运行质量不断改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顶梁柱、引领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履行社会责任的排头兵，习近平总结国有经济发展实践，大胆突破现有理论体系，提出一系列创新性观点，第一次构建了涵盖国有企业领导体制、功能定位、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依靠力量、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系统理论，标志着从理论上构建了国有经济发展的“四梁八柱”，为突破现有理论、构建全面解释公有制经济的理论体系指明了方向。一是来自总结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实践。习近平一贯注重总结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在福建、浙江、上海工作时就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等重要论断，到中央工作后，他多次到国有企业考察调研，亲自指导总结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二是来自同其他国家的比较。习近平以广阔的国际视野，通过对比突出我国国有经济的特点和优势，强调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要立足我国国情，不要生搬硬套国外的做法；他亲自总结指出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思想政治工作、工会工作等方面的制度优势，包括总结吸取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企业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突出了我国企业制度和西方相比的特点和优势。三是把国有经济置于提升理论自信的全局。习近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把国有经济置于四个自信特别是理论自信的全局，既弥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公有制企业领导体制、运行机制等微观环节理论的不足，也批驳了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得出的否定和弱化国有企业作用、认为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不相容、党的领导和现代企业制度有矛盾等错误认识。这就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超越西方经济学提供了指南。
第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经济的重要论述，是面对百年未有大变局进行伟大斗争的有力武器，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思想是时代的声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提出我国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重大论断，并在这种时代特征下谋划国有经济发展。对时代特征的判断，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经济重要论述的重要来源。一方面，根据新时代国有经济面临的时代特征，赋予国有经济新的使命。习近平在科学分析我国发展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指出国有经济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在考察调研国有企业时，习近平多次强调大国重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走自力更生的道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逻辑要倒过来，要求国有企业成为六个“重要力量”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经济的重要论述从当前时代特征出发，赋予国有经济新的方向和使命，是我们赢得伟大斗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局谋划国有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经济的重要论述不是孤立的，而是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治国理政实践的全局融为一体的。习近平曾经做出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分前半程和后半程的重大论断，认为社会主义实践后半程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我国国有经济经历了建立、发展、改革的探索，当前也逐步进入建立成熟稳定制度体系的阶段。习近平高度重视国有经济制度建设，关于坚持党对国有经济的领导、加强国有经济党的建设、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等方面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十三个显著优势”在国有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经济的重要论述方方面面的内容，都能从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思想和实践中找到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经济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生动的反映，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的国有经济发展实践是“四个自信”集中、生动的反映。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经济的重要论述有深厚的理论、历史、实践和时代的渊源和依据，决定了其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符合我国实践的迫切需要，具有崇高的理论品质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原刊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10期，修订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