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面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围堵、打压、捣乱、颠覆活动，必须发扬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同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迟滞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一切势力斗争到底，一味退让只能换来得寸进尺的霸凌，委曲求全只能招致更为屈辱的境况。”翻阅党的文献，这是第一次将“不信邪、不怕鬼”写入党的历史决议，充分说明“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在党的百余年奋斗历史中有着深厚的哲学内涵和实践基础。毛泽东是“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的主要提出者和践行者，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系统的“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哲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

在传统中国，“鬼”和“邪”（下文统称“鬼邪”）一般指人们在认识世界时，由于没有科学思想指导和脱离具体实践，在幻想中形成的某种不可战胜的无形神秘事物或力量。要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必须在科学思想的指导下正确认识世界，克服不敢斗争、惧怕斗争的心理即“不信邪，不怕鬼”。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史观是指导人们进行科学实践的前提，“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也是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斗争哲学的基础。

（一）生成前提：追求真理与克服传统文化中的迷信和幻想

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标志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哲学范畴。马克思主义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古今中外，“鬼邪”作为人们头脑中强大的邪恶世界的迷信认知和幻想反映，是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的结果，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和基础是无神论，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须在掌握真理的基础上，批判人们头脑中的“鬼邪”，克服对“鬼邪”的恐惧。马克思主义真理观揭露出传统文化中“鬼邪”的本质是迷信和幻想，这构成了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斗争哲学的生成前提。

在马克思主义真理观指引下，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用“鬼邪”来指代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切需要革命、斗争的对象，将反对“鬼邪”的必要性和必胜性赋予新的思想和科学内涵。“不信邪”就是追求真理，坚信科学与实践，不为谬论所动摇，“不怕鬼”就是不怕威胁、挑战和困难。“不信邪、不怕鬼”的必要性就是为国为民，从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出发，坚持理想信仰，面对一切风险和挑战敢于斗争；必胜性就是依据历史规律和历史走向，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在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直至取得胜利。

（二）根本方法：矛盾分析法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

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也是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斗争哲学的根本法则。“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的普遍性决定了斗争的普遍性，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一切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前提。由此，矛盾斗争不仅涉及社会革命中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等领域，也关涉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中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等。在毛泽东看来，一切社会都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面对无处不在和无时不有的矛盾，必须“不信邪、不怕鬼”，不惧怕斗争。在处理敌我矛盾时，首先要“分清敌友”，找到革命真正的朋友，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一同对付共同敌人；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必须分清是非对错，采取民主、协调，而非暴力、镇压的办法解决。

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主要任务的不同。抗日战争时期，革命主要任务是要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解放战争时期，“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主要任务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人民自由解放。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革命主要任务是解决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的现实需要的问题。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主要任务的不同，决定了必须根据具体实际认识斗争的性质和适当调整斗争策略。只有准确识别“鬼邪”，摸清情况，找准问题，提实对策，有的放矢地解决矛盾，才能真正做到“不信邪、不怕鬼”，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三）关键议题：坚持群众路线和认清斗争的主体与客体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哲学。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分清敌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确定了中国革命必须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也确定了“不信邪、不怕鬼”斗争实践中可依靠的主体和斗争的对象，“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将日本帝国主义称为“冒失鬼”，将汉奸称为“怕死鬼”。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称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蒋介石是“狞鬼”“恶鬼”。不难看出，这些时期开展“不信邪、不怕鬼”斗争实践的主体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开展斗争实践的先锋队），作为斗争对象的“鬼邪”则指阻碍中国发展进步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的“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哲学进一步发展了。

一方面，“不信邪、不怕鬼”斗争的主体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扩大到全世界人民，作为对象的“鬼邪”则从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扩大到压迫、剥削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一切反动势力。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1959年在西藏平叛遭到西方舆论的大肆攻击，这种攻击本身就是“鬼邪”。1959年5月6日，毛泽东在同苏联、匈牙利等11个国家的代表团和驻华使节谈话时，提到《聊斋志异》里“狂生夜坐”的故事，认为鬼是怕不得的。同时，毛泽东就西藏叛乱问题指出：“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5月10日，毛泽东就西藏问题再次指出：“资本主义这个鬼确有其事……希特勒是大鬼，蒋介石这个鬼也不小，在他以前还有袁世凯、满清皇帝等鬼。”从封建迷信故事中的“鬼邪”到现实社会中的敌人，毛泽东的讲话深入阐明了开展“不信邪、不怕鬼”斗争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争取解放的国家及这些国家受压迫的人民，斗争的对象则是仇视社会主义国家和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纳粹主义、封建主义等，希特勒、蒋介石、袁世凯、清朝皇帝就是这些“鬼邪”的具体体现。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也有新的使命任务，“不信邪、不怕鬼”斗争的主体和对象随之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层面。在毛泽东看来，那些横亘在党和人民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都是“鬼邪”：“严重的天灾，一部分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篡夺某些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实行复辟，小而至于一般工作中的困难、挫折等等，都可以说是类似鬼的东西”。此外，包含封建迷信文化思想的舞台剧目是“牛鬼蛇神”，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瘟君”是“鬼邪”，甚至作为斗争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也暗藏着“鬼邪”，如一些党员干部“怕群众”“丧失信心”和抱有畏惧和顾虑。此时的斗争主体是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象除了国内外敌人，也涵盖自然界中的灾害、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困难挫折以及一些党员和群众的不良心理状态等。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信邪、不怕鬼”斗争哲学的内涵和外延有所不同，但坚持群众路线不仅是毛泽东敢于“不信邪、不怕鬼”的动力，也是他形成“不信邪、不怕鬼”斗争哲学的关键。

从提出“鬼不要怕”开始，毛泽东的“不信邪、不怕鬼”斗争哲学在实践中经历了三次演进和飞跃。

（一）在追求民主科学的口号下萌生

面对近代以来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各种救国主张和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由于一开始没有科学救国方案的领导，人们的思想激烈分化，一些人甚至将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在封建迷信上，致使神学和灵学沉渣泛起。例如，1917年成立的上海灵学会公然鼓吹“灵怪”的存在“毫无可疑”，并公开出版《灵学丛志》刊物宣传迷信，一时间吸引了一大批社会知名人士参与（甚至包括翻译《天演论》的严复）。“有鬼论”思潮不仅与追求民主科学以启发民智的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而且阻碍了中国先进分子寻求科学的救国道路。“欲图根本之救亡”就必须先将国民从“有鬼论”等迷信思想中解放出来。为此，1918年5月至1919年4月，陈独秀、陈大齐、刘半农等人纷纷撰文批驳“有鬼论”，使《新青年》成为批判灵学思潮的主阵地。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陈大齐的《辟“灵学”》、陈独秀的《有鬼论质疑》、钱玄同的《斥灵学丛志》、刘半农的《斥灵学丛志》等，这些文章都指出“鬼邪”不存在，认为灵学会及《灵学丛志》更是荒谬离奇，必须揭露并消灭。灵学派对这些批判极为不满。1918年8月15日，易乙玄写了《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坚持认为“鬼”的存在“无丝毫疑义”。12月15日，相信灵学的“莫”等人在《新青年》刊登来信，认为可以通过科学技术证明鬼的存在。对于灵学派的观点，陈独秀在易乙玄文章后作了“独秀识”予以反驳。刘叔雅著《难易乙玄君》支持陈独秀。王星拱、陈大齐分别利用化学和科学方法论对“莫”等人的观点进行了回击。

陈独秀等人表面上在争论“鬼邪”并不存在，实际上直指“鬼邪”背后的封建专制和愚昧意识。通过《新青年》的宣传，这场关于追求科学、反对迷信的论战深入人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场提供了准备。1919年7月14日，深受《新青年》影响的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并指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天命不足畏，神鬼不要怕。从封建迷信到官僚政府、北洋军阀乃至资本家，这些当时高高在上东西统统被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否定了。毛泽东的立意之高，范围之广，已经超越了同时期绝大多数人。毫无疑问，这场关于“鬼邪是否存在”的争论深刻影响了毛泽东，使他的思想更加尖锐。对于宗教迷信，毛泽东更是直接指出：“宗教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这一反对迷信盲从的坚定立场和“鬼不要怕”观点，对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哲学的形成，乃至对他后来选择马克思主义、坚定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在破坏旧世界的革命斗争中发展

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哲学是从推翻旧的迷信观念开始的。毛泽东指出，人民必须自己自觉地去摧毁支配他们的鬼神系统，而不是靠别人发号施令。他在湖南启发农民起来同迷信作斗争。对此，他说：“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也指出，群众必须自己起来同迷信作斗争；与此同时，党也要建立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通过多种方式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从群众的实际需要和自觉自愿来联系、教育和改造群众，打破封建迷信对人们的束缚。

毛泽东以“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对旧世界开展了英勇的革命斗争。面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毛泽东没有被吓倒，而是勇敢地进行反抗。他对湖南的共产党员和骨干积极分子提出，要勇敢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在1927年7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根据湖南局势提出：湖南省农协要上山，要投入军队，因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之后，毛泽东又指出，我们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面对白色恐怖，毛泽东充分认识到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正确出路是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去，组织起广大农民，用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的武装。从“坐而言”到“起而行”，毛泽东把秋收起义的部队带上了井冈山，在中国大地上创建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燃起了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甫一建立就遭到蒋介石集团的围剿和封锁，这导致力量还很弱小的红军不得不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这时，关于革命道路该怎么走，党内还没有形成正确认识。在“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领导下，革命根据地接连遭受重大损失，一些党员和红军战士产生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知道，这一悲观情绪会严重阻碍革命发展，因此必须对之展开坚决斗争。为此，他接连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述了红色政权在中国存在的必然性和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意义，揭示了作为“星星之火”小块红色政权“可以燎原”的必然发展趋势，指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这些论著有力增强了根据地军民的信念和信心，极大促进了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之后，蒋介石一再发动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围剿”，但毛泽东始终没有被吓倒，而是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术，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由于“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五次反“围剿”失败。面对这一局势，中国工农红军不得不展开长征，但是，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临时中共中央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党和红军陷入全军覆没的险境。此时，被排斥出中央领导层的毛泽东依然保有高昂的斗争精神，既“不信邪”也“不怕鬼”，与“左”倾错误路线坚决斗争，促使临时中央同意红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实际领导下，党和红军克服了无数艰险，成功在陕北站稳脚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哲学得到进一步发展。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冒失鬼”亡国灭种的侵略，毛泽东指示全党要立即准备抗战，并化解了西安事变带来的内战危机，成功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从而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在“统一战线”这个打神鞭面前，“什么都不怕”。[8]在日本帝国主义短时间内占领大批国土并残害中国人民之际，出现了急性病的“速胜论”与悲观主义的“亡国论”观点。毛泽东与这些错误观点展开了坚决斗争。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系统阐释了以持久战求取抗战胜利的观点，指明了抗日战争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日本帝国主义这个“鬼”必将失败，中国人民必将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但国民党统治集团却企图继续维持一党专政局面，“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为达到目的，国民党表面上与中国共产党开展和平谈判，实际上在谈判掩护下全力准备打仗。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本着对人民负责的真诚，认为和平谈判是必要的，必须要为和平而斗争。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以“弥天大勇”亲赴重庆进行谈判，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但是，蒋介石不久就撕毁了“双十协定”。面对国民党蒋介石“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独裁言论，毛泽东毫不畏惧地指出：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因为站在人民对立面的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947年2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再剥开一层皮——论北平大恐怖》，集中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蒋介石这个“鬼”的态度和“不信邪、不怕鬼”的品格：“凡是懂事的人都知道，人若存心怕鬼，那鬼就凶就狠；若是根本不怕鬼，那鬼就没有了。何况中国人民今天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钟馗，他一心一意为人民立功，蒋介石这个狞鬼任凭他有三头六臂和什么靠山，看他还能逃向何处！”

可以说，“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哲学构成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敌斗争的基本策略思想——正是在这一面对一切“鬼邪”毫不畏缩的强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三）在建设新世界的诸多挑战中完善

“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哲学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伟大实践中逐渐得到完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谈到“鬼邪”的次数大幅增加，这与当时困难重重的局面分不开。1956年，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不足，我们党在建设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偏差。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幅减产，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构成极大威胁。同时，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鬼神迷信依然存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仇视新中国，一方面实施封锁、包围和打压，另一方面企图颠覆我社会主义政权；中苏发生分歧，双方关系逐渐趋于恶化；西藏分裂势力发动武装叛乱；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纠纷逐渐增多。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毛泽东认为，必须先破除迷信，既“不信邪”也“不怕鬼”，与这些“鬼邪”展开坚决斗争。为此，他特意提出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以鼓舞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破除鬼神迷信和对西方帝国主义的迷信，在挑战和困难面前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在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斗争精神的指引下，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几易其稿，写成《不怕鬼的故事》，于1961年2月公开出版。毛泽东在编辑出版《不怕鬼的故事》过程中多次提出指导性意见，并仔细审阅批改了序言。这篇序言和毛泽东本人的讲话，深刻反映出他“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思想。

一方面，世界上并没有“鬼”，只有类似“鬼”的东西。《不怕鬼的故事》序言开篇就明确否定了“鬼”的存在。所谓的“鬼”只存在一些人的大脑皮层里，相信有鬼是一种落后的思想，但世界上“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如国内外的敌人、自然界中的灾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困难挫折以及一些党员和群众的不良心理等。要破除这些“类似鬼的东西”，就要提高觉悟、解放思想，成为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者，“那末不但鬼神不可怕，而且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一切实际存在的天灾人祸，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都是不可怕的，都是可以战胜的，都是可以克服的。”一味地惧怕解决不了问题，“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

另一方面，打“鬼”要讲求方法：战略上要藐视，战术上要重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谈到“鬼邪”，为的是让人们在面对一切风险挑战时能够坚定理想信念，敢于战略上藐视“鬼邪”，把“鬼邪”看成“纸老虎”，不被“鬼邪”吓倒。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因此，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切挑战和困难都是暂时的，都可以通过斗争来克服和扭转，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完全可以藐视并战胜它们。与此同时，在同“鬼邪”做具体斗争时，不能盲目轻视，而要认真对待，“认真的思想可以把妖魔鬼怪打掉”，“对于每一个具体的鬼，对于每一个同鬼相周旋的具体的场合，人又必须采取谨慎态度，必须有智谋，然后才能最后取得胜利”。

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哲学不断趋于完善，成为激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敢于面对一切挑战和勇于战胜困难的话语表达。

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哲学具有鲜明的特征，主要体现为三方面：一切斗争以社会主要矛盾和时代任务为根本出发点；始终坚持敢于斗争、勇于斗争；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一）以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主要任务为出发点

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哲学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在斗争中深刻把握事物联系和发展的特征，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牢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主要任务，体现为三点：

第一，斗争要坚持“发展观”即保存和壮大自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付出代价。敢于斗争和保存自己并不矛盾，要在斗争中减少不必要的牺牲。面对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切“走”的目的是为着“打”；只“打”不“走”完全消耗自己是愚蠢的，只“走”不“打”完全保全自己、避免任何牺牲就谈不上斗争了。毛泽东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战术，就是从中国革命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以达到保存、发展和壮大自己的目的。

第二，斗争要把握好“敌我观”，分清敌我。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自从党的二大提出“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多个统一战线联盟。分清敌我，广交朋友，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人民的敌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敌人，中国人民的朋友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对敌人和朋友要采取不同的政策：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对人民和同志要团结。

第三，斗争要突出“两点论”和“重点论”，解决主要矛盾。“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毛泽东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着力解决主要矛盾以完成不同革命任务。大革命失败后，面对蒋介石的恐怖屠杀，他带领红军在广大农村与之斗争；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改变，“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毛泽东毅然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起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

（二）始终坚持“敢于斗争、勇于斗争”的精神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毛泽东在为民族、国家、人民的革命实践中始终敢于和勇于斗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不惧强大敌人。为改变中华民族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革命和建设中，敌人越强大，越能激起毛泽东的斗争意志，正如青年毛泽东所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第二，为人民不怕牺牲。毛泽东强调，“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为了人民，毛泽东先后失去了六名至亲。人民，也只有人民，才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源动力。第三，破而后立。中国共产党不但善于摧毁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的道路到底该怎么走，是继续模仿苏联革命模式，不断在中国的城市起义，还是另辟蹊径？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因而毅然把革命的浪潮引向农村。面对陌生的革命环境，毛泽东始终充满信心，说：“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毫不惧怕各种“鬼邪”，指出：“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正是凭着“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哲学和精神，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建设新世界的过程中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

（三）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内外一系列困难和挑战，毛泽东“不信邪”也“不怕鬼”，始终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放在首要位置，让中华民族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上。政治上，毛泽东强调，面对内外“鬼邪”，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打击反动势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经济上，毛泽东强调，“经济问题不解决，则社会上一切问题俱不能解决”，中国想要获得一个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就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和增强抵抗帝国主义的实力。文化上，毛泽东强调，文化一定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军事上，毛泽东强调任何时候都要加强国防建设，并将国防的现代化确立为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外交上，毛泽东强调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努力优化国际环境，团结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

总之，毛泽东的“不信邪、不怕鬼”思想集中体现了他的斗争哲学，并为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不信邪、不怕鬼”斗争精神指引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命运和贫穷落后的面貌，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高度评价毛泽东的伟大成就，指出：“在几十年艰难而辉煌的战斗生涯中，毛泽东同志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作出了光耀千秋的历史贡献。”

当今世界正处“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想在变局中育先机、开新局和谋新篇，就需要学习和发扬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哲学和精神，从中汲取滋养，切实做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这个意义上，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进程中，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斗争哲学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忻平，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邹武龙，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毛邓理论研究”，原刊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