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毛泽东土地革命时期“四落四起”及启示

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从1928年到1935年，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还有《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才溪乡调查》这三篇没有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调查报告。这些光辉著作不仅是毛泽东在“四落四起”时调研思考的理论成果，更是他在人生遭遇挫折时党性修炼与心路历程的生动写照。毛泽东这八年的苦难辉煌经历，为其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政治基础。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重读这些经典，回味其跌宕起伏的八年人生经历，让人感慨不已、敬畏不止。

毛泽东的“四落四起”

（一）

1927年被撤销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1927年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停止向大中城市进攻、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的转移决断。在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被指责为“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并被撤销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这是毛泽东革命生涯的第一次挫折。

历史证明，当年毛泽东带队伍上井冈山，是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正确道路的开始。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1万多人，其中党员2.6万多人，全国党员损失过半。在生死考验的重要时刻，八七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决定发动秋收起义，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实践证明，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开辟建设革命根据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离开武装斗争，就不可能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如果不结合土地革命，就不能把广大农民群众调动、武装起来，就难以扩大红军，巩固革命根据地。此后，党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直至抗日战争，党领导武装力量深入敌后。解放战争时期，党又建立东北根据地，巩固和发展了西北、华北、华东和华中等广大解放区。可以说，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政治、物质、军力等基础条件。

（二）

1929年，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被解除军事领导权。红军初创时期，红四军内部对如何带兵打仗、如何发展壮大红军，曾经爆发过激烈的争论。在讨论中，毛泽东一度成了“少数派”。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甚至说他“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同中央在认识上的根本分歧，即以什么方式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问题。中央的意见仍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则一直坚持工农武装割据思想。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未能当选前委书记，实际上就已经失去了在红四军里的领导权。他只能离开红四军，到地方工作。

后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陈毅致信并派专人去请他就任红四军前委书记。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并着手红军整顿和训练等事项。

（三）

1932年，被撤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失去对红军的领导权。1931年11月举行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受到不公正待遇，开始“靠边站”。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中共苏区中央局继续坚持“左”倾错误的进攻路线，对毛泽东的战争策略横加指责，又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军事领导职务。这次会议指责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方针，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批评他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主张，是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毛泽东被指责为“否认过去胜利成绩”和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会议决定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同时批准他“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当时负责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经过几个月战争失败的洗礼和反思，已经认识到毛泽东提出的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关于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完全是正确的。他把毛泽东又请了回来。历史再次证明，撤掉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解除他的军事指挥权，不仅是错误的，而且给红军造成了极大损失。

（四）

1934年，被免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失去在苏区政府的行政权。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时，中共中央局免去毛泽东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以架空其在政府的行政权。毛泽东先后丧失了军事指挥权和行政权。历史证明，毛泽东亲手创立的中央苏区毁在“左”倾冒险主义者、“左”倾教条主义者手里，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红军不得已离开中央苏区，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一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等实践中逐步摸索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崭新革命理论，却遭到了党内持“城市中心论”，主张“左”倾冒险主义、“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反对和打击，而这正是他在此期间“四落”的根本原因。

在挫折中彰显纯洁党性与伟大人格

“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毛泽东的中肯评价。

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是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十月革命后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无论是经历“倒海翻江卷巨澜”，还是经历“雄关漫道真如铁”，他的理想信念始终都坚如磐石、矢志不移，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苦苦探索革命道路，虽万死犹不悔，这就是伟大党性和人格风范之所在。

毛泽东把群众放在心里，群众也把毛泽东放在心里。毛泽东失意时，始终不忘关心群众生活，研究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为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军事“围剿”作充分准备。1932年的一天，毛泽东去洋溪村调研，途经绵江河，发现架在河上桥的几块木板差不多已经腐烂，走在桥上摇摇晃晃，也十分危险。他对随行干部说：“这座桥都成这个样子，再不修一修，说不定哪天就要塌了，人走在上面多危险呀！”时值农忙季节，眼看大家都无暇顾及，毛泽东便说：“现在不好请人，我们自己动手。”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大家找来了木头石料。毛泽东与大家一起抬木头、扛石块，最后搭好了绵江河上这座桥。后来老百姓把这座新木桥誉为“红军桥”。毛泽东当时已经几番起伏，却时刻不忘群众安危，可见其为党为人民的赤诚之心，绝不因为自己受打击而影响关心群众、为群众服务。

毛泽东在“四落四起”的挫折经历中，展现出常人所没有的独特品质，最根本的就是将人民放到了最高位置，真正做到了忘我无我。人民至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种坚定的信仰让他作出最深刻的代表人民的决策，形成了能够改变历史的巨大影响力。

“落难”不“落志”，从不计个人得失，以纯洁党性积极为党和人民工作。毛泽东“四落”时，正值他从而立之年进入不惑之年，不仅政治、精神上受委屈、遭打击，生活上还温饱难保，甚至因严重疟疾差点丧命。对一般人来说，这必定是惨痛的经历，但毛泽东却不一样，他对信仰从未怀疑，从未动摇。他总能以大局为重，讲党性，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哪怕明知是错误决定，仍能不掺杂私利地忘我工作，人在深山中，心却在战场，为一批政策的发布作了许多价值重大的贡献。

今天，走进遵义枫香镇苟坝村，可以听到讲解员讲一盏马灯改写中国命运的红色故事。1935年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联名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出一封“万急”电报，建议中央红军主力攻打打鼓新场。当天，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坚决反对攻打打鼓新场，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打鼓新场的地形呈口袋状，容易被敌人合围“包饺子”；二是打鼓新场四周国民党兵力强大，红军这样的攻坚战极为凶险；三是红军不能在如此窄小的空间滞留，应尽早跳出蒋介石在黔北地区设计的大包围圈。由于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反对，争执到最后他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经过举手表决，不但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建议，毛泽东才上任7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也被撤掉。

散会后，毛泽东由于担心红军遭遇灭顶之灾而无法入睡，深夜，他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耐心劝说他好好考虑这个作战命令。第二天重新开会时，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也得到恢复。

会后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此后，红军一步步跳出敌军的包围圈，毛泽东带领红军走向了胜利之道。

现实启示

今天，重温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落四起”的故事，结合党史百年苦难辉煌历程，能让我们更好地深刻领会建党百年“十个坚持”的宝贵经验，更加自信自强地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这些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两个确立”是党百年历史经验的深刻提炼。毛泽东从1928年到1935年的“四落”，最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建党初期，还不成熟，尽管有党的中央领导组织，还远没有形成党中央坚强的领导集体核心。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议逐渐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为后来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在抗战上王明的右倾错误，实现长征的胜利和形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以及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由此可见，形成党中央的领导核心，确定党的指导思想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党要成为且必须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政治要件。

百年党史表明，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至关重要，它是决定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关键。这个中央领导集体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1872年，恩格斯在信中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1873年，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指出，权威和服从不是由人的主观愿望确定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1900年，列宁强调：“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今天，我们506.5万个基层党组织和9800多万名党员要步调一致不断取得胜利，就必须有一个党心所向的领导核心；我们14亿多人口大国，必须要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人民领袖；我们党领导下的230多万人民军队，必须要有一个威武不屈的英明统帅。

“两个确立”的提出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伟大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贡献。当前，要做到“两个维护”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自觉的而不是强迫的，是坚定的而不是摇摆的。伟大事业要靠党的坚强领导，党要靠党中央的领导。全党服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应该自觉讲政治规矩，服从和维护核心，自觉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坚决服从和维护大局。要同少数不讲政治规矩、阳奉阴违、“四风”不止、野心膨胀的人作最坚决的斗争。

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极其重要。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这项制度不仅能最大限度激发和调动全党的积极性、创造性，还能防止“家长制”“一言堂”对持有正确意见同志的打击，很好地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防止和克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分散主义。我们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避免盲目随大流。毛泽东的实践反复证明，有些时候大多数同志还没有认识到真理，那些持不同意见者可能代表了民意、真理、改革创新甚至是前进方向，打压这样的关键少数就会损害伟大事业的健康发展。当前，就地方党组织而言，还有不少地方和部门喜欢搞“一言堂”，听不得不同意见；有些地方存在数据造假、形式主义、形象工程甚至是腐败、违法现象。所以，当前巡视巡察或者政治考察应突出对各级“一把手”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情况的摸排，同时，应从组织上建立刚性的纠错机制，坚决杜绝新时代的各级党组织里的“家长制”，从而真正把“两个维护”“人民至上”等政治要求贯彻落实到位。

坚持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不能动摇。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我们党的百年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不断走向胜利。在现实工作中，就组织而言，实事求是就是党的指导思想之精髓和灵魂，须臾不可偏离；就个人而言，任何党员干部，当自己受上级组织批评或者被群众误解时，只要是对党和人民忠诚，对伟大事业有利，完全可以问心无愧坚持真理、不计得失、勇往直前。只要无私就会无畏，坚持真理就会力量无穷，不要轻易放弃坚持真理和正义，最终必将取得胜利。实践证明，围绕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遵义会议及其前后的一系列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敢于自我纠错的过程。这一系列会议纠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是党从幼稚走向成熟、从错误走向正确的伟大转折，是政治和军事上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伟大转折，因而它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启示我们，从组织而言，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摒弃教条主义，正确而慎重地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从个人而言，要有毛泽东等领导人那样的胸怀、格局，学习毛泽东在人生“四落”中坚守信仰、践行初心使命的品格。

成就常经挫折来，无欲亦柔才是刚。毛泽东在挫折中彰显的党性修养、实事求是精神、执政为民宗旨意识和伟大人格风范，永远熠熠生辉、光照千秋，永远值得我们在强国复兴大业的实践中敬畏景仰、学思践行。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学习强国-湖南学习平台”，原载“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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