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45年7月初，毛主席在延安窑洞中，问从国统区来访的黄炎培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说，他六十多年耳闻目睹，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主席对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点头称是：“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窑洞对”证明，早在夺取政权之前很多年，毛主席就在认真思考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实践也表明，毛主席一直在以极大的努力寻找他所说的“民主新路”，直到晚年。

02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在经历了庐山会议上关于大跃进的争论之后，毛主席曾专门抽时间带着几个“秀才”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后来由参与读书的“秀才”之一的邓力群出版了一本《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

根据“批注与谈话”记载，苏联教科书在第23章，讲到1936年苏联新宪法时，论述了苏联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

毛主席在这段文字旁醒目地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并发表议论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从“窑洞对”到“批注与谈话”，我们发现毛主席对民主的理解有了重大变化，他已经不再单纯地满足于“人民监督政府”了，也不再笼统地谈论“人人起来负责”了，而是要把“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作为民主的主要内涵——由充分实现了主体性的劳动者(人民)直接而不是假手他人管理国家——只有这样，才算真正实现了人民民主。

理解了毛主席的这一思路，我们就能够理解，当以“工人参加管理”为重要内容的“鞍钢宪法”呈现在面前时，他极为兴奋，以一种欢呼式的语气批示说，“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此外，毛主席在大跃进遭遇挫折后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是大有深意的。

大跃进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问题，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后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现象?很明显，是干部为了追求自己的政绩而牺牲了人民的利益。解决这些问题，对干部进行教育、整风等都是必要的，但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

很显然，毛泽东的答案是：必须真正落实人民“最大的权利”，即管理国家的权利。

03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在山上又有过一次关于民主问题的重要谈话。

时任江西省公安厅厅长，陪同毛主席上山的王卓超后来回忆道：

“记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师考学生一样问我们井冈山精神是什么。我们回答说艰苦奋斗。他笑了，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向，只是一点，还差两点，要从制度方向想。汪东兴加了一条支部建在连上。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从“窑洞对”到“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再到重新激活“士兵委员会”作为通向“全国性的政治民主”的桥梁，毛主席的思路日渐清晰、具体。

不久之后，他即冒着“跌得粉碎”的巨大风险，开始了寻找“民主新路”的伟大探索。

今天，对毛主席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沿着他老人家开辟的“民主新路”走下去，如此，中国才会有光明的未来，人类也才会有光明的未来。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郭松民”今日头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