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初，我丈夫苏延勋对我说：“我们那里对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的问题，争论很大。多数同志认为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分为二。少部分同志认为毛泽东思想也应该一分为二。我当时没表态，只是先听听。从感情上讲，我同意多数人的意见。从哲学角度看，一分为二是符合哲理的。究竟谁的意见是对的，你有机会可顺便问问主席。”

几天后，我向主席请教此事。

主席说：“告诉小苏，一分为二的观点是正确的。什么都应该一分为二，为什么我的思想就不能一分为二了呢？我的思想也是应该一分为二的。”又笑着说：“有的时候，少数人的意见是正确的。”

《矛盾论》是主席在一、二、三卷中用功夫最多的一篇，改动也最多，它原来是毛主席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的提纲，后来是把这个讲课记录稿印出来给全党学习。毛主席在准备这个讲课提纲的时候，经常和艾思奇一起讨论。这次编辑《毛泽东选集》收录此文，主席先是对照原来的讲课记录稿口述修改和补充，当时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都在场。田家英回来跟我说过，他记都记不下来，听也听不懂。主席修改后的《矛盾论》，由师哲他们翻译成俄文后交苏联人尤金去看。我对照过《矛盾论》原文和修改后的《矛盾论》，一大段增加，一大段删减，里面引述的黑格尔、马克思、列宁的一些话，是陈伯达整理的。陈伯达对《毛泽东选集》的主要贡献就是在这个哲学思想方面。

在《矛盾论》的“五、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一节中，论述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的时候，有一句“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毛主席原稿写的是“没有同一性就没有斗争性”，是陈伯达把它改成了“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当时，政治气氛是强调斗争，他们三人在讨论的时候，陈伯达怀疑主席是笔误，田家英就在底稿原话下面划了一道，并将其倒过来了，胡乔木也同意倒过来。这样，在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里，就是“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我当时水平低，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讨论，陈伯达这个修改对不对，我也说不上。现在如能查阅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原件，就能看到主席原稿上面的那一道就是田家英听了陈伯达的意见后划的。

值得顺便一提的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问题牵涉到“一分为二”这个哲学问题。在文革进行到1967年时，一些群众在讨论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问题的时候，就讨论到“一分为二”的问题，进而讨论起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可以一分为二。一些说可以一分为二的人给抓起来了，说他们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理论依据就是《矛盾论》中的“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后来事情反映到中央文革，我去问陈伯达，他不表态；我又去问张春桥，他说理论问题说不清，这个也不好问主席。我觉得，这个问题，牵扯到很大一批人，说人家是反毛泽东思想，不解决也不行，要是成为一个错误潮流也不好，我就去问了主席，关锋也说应该去问主席。我向主席请教说，外面说毛主席的思想是个普遍性的东西，绝对性的东西，不能一分为二，那些说可以一分为二的人，很多都挨了批评。主席听了说：“我的思想怎么就不能一分为二？当然可以一分为二。所有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谢富治知道这个情况和毛主席的态度后，就展开调查，责令可教育但不能抓人，抓了的都放了。文革中类似的事情不少，毛主席都不知道。有的是下面的人不能准确领会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乱来，结果把事情搞出很多偏差；有的是一些人故意错误领会和错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干扰文革。文革后，有人就把所有这些偏差都算账到主席的头上，就好像都是主席叫搞的。主席也是真冤。

主席说他自己的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我想，那不只是自谦，而是反映了他一贯遵循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事物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和“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这两个命题是否存在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或者说，主席原稿到底有没有笔误？陈伯达的修改到底正确不正确？关于这些问题，仁者还可以见仁，智者还可以见智。（摘录完）

“一旦把辩证运动的过程归结为这样一个简单过程，即把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加以对比，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并且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那么范畴就不再有自发的运动，观念就“不再发生作用”，不再有内在的生命。……辩证法没有了，至多还剩下最纯粹的道德。”【4】

三、习近平经济思想对市场经济的两点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