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保良：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红军政治工作的主要经验

点击：作者：牛保良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22-08-04 11:27:08

【论文摘要】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在领导湘赣边界的斗争实践中体现了革命首创精神，而且在创建人民军队的军事实践中同样体现了革命首创精神和卓越智慧。本文谨从毛泽东探索并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红军进行民主主义改造，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加强红军组织纪律建设，增强全军凝聚力和战斗力；对红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思想教育改造，建立无产阶级军队；实施革新创新管理制度，创建新的军队政治制度等五个方面总结了毛泽东开展红军政治工作的主要经验作为学术探讨。

【关键词】井冈山毛泽东红军政治工作主要经验

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的思想理论不仅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毛泽东军队建设和军队党的建设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在创建红军的革命实践中，不仅开创了党独立领导红军的军事斗争实践，而且进行了如何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创新实践，并创建立了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形成了新型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宝贵经验和思想理论。长期以来，这些经验和思想理论一直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和重要遵循，主要表现在：必须坚持和建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必须对红军进行民主主义改造，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保持人民军队性质，保卫人民利益；必须加强红军的组织纪律建设，增强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必须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红军实施思想教育改造，建立无产阶级军队；必须实施革新创新管理制度，创建新的军队政治制度，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等等。这些创新实践和经验做法构成了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政治工作的精华。

一、必须建立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之所以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因为其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在中国的农民阶级），其革命胜利的结果和前途是社会主义社会和人民共和国，而不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胜利的结果和前途也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的封建社会，外无主权而受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内无民主而受地主阶级、封建军阀等反动势力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由于受到中外反动势力的重重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中国人民不自由的程度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好几倍，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要获得一丝一毫的民主自由都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就不得不建立自己军事武装，进行“暴力革命”。

换句话说，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首先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阶级的无产阶级军队。如何认识军队及关于军队的性质，恩格斯在1857年给《美国新百科全书》论述的有关“军队”中指出：“军队是国家为了进攻或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①]1871年9月，马克思在《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中论述无产阶级军队的历史作用时也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②]俄国革命胜利前，列宁在1905年7月论述《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中指出：“革命军队是进行军事斗争和对人民群众实行军事领导以对付专制制度军事力量的残余所必需的。革命军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靠暴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而在现代斗争中，暴力组织就是军事组织。”[③]了解了军队的性质和职能，再进一步了解一下国家的性质和职能及其与军队等暴力工具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国家的本质时做出进一步论断：“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④]“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⑤]“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关或者机器。”[⑥]列宁则更加明确地指出：“最能表现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吏和常备军。”[⑦]“国家机构首先指的是常备军、警察和官吏。”[⑧]构成国家机构的主要标志就是国家官吏和军队、警察。没有国家官吏和军队、警察，国家机构就不能失去政府行为的前提条件。毛泽东在领导革命的斗争实践中亲身体会到掌握军队和领导军事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在“八•七会议”做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同时还批评了党内存在的放弃对军队建设及军队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他在总结井冈山的军事斗争实践时曾这样描述道:“（湘赣）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那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⑨]不仅从轰轰烈烈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而且从湘赣边界斗争的惨烈军事斗争实践中，毛泽东都亲身体会和认识到了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要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深刻懂得了建立无产阶级军队迫在眉睫，要以无产阶级军队战胜资产阶级军队，要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战胜蒋介石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战争。

在中国，离开了人民军队，就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没有人民的民主自由地位，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是革命战争和武装斗争的残酷性。因此，毛泽东从另一面揭示了军队的本质：“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⑩]“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来看，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11]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军队是具有阶级性的，人民军队也不例外，无产阶级军队的政治责任和军事责任是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保卫人民切身利益。

二、必须对红军进行民主主义改造，保持人民军队性质，捍卫人民利益。对旧军队实行革新改造，加强人民军队建设，保持红军之无产阶级军队的政治性质，保卫人民利益，是毛泽东军队建设的重要经验之一。在中国历史上以往的一切军队都是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广大劳动人民的暴力工具，近代以来产生的全国各地的封建军阀势力也不例外，各封建军阀势力对外都是依靠各帝国主义势力，镇压本国人民的反抗，对内则依靠封建地主官僚与各帝国主义一道对本国人民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建立的南京政府仍然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土豪、大劣绅的专制独裁政权，是以国民党新军阀代替了旧的封建军阀势力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长期以来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并彻底打倒作为这“三座大山”在半殖民地的封建中国的集中代表——蒋介石国民党资产阶级的专制独裁政权。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必须也必然是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利益的军队，中国共产党也必须建立一支人民军队，以形成无产阶级军队反抗国民党资产阶级军队，达到以阶级的革命战争反抗反革命的阶级战争，直至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军队及其反动统治。

毛泽东在建伊始，就确立了无产阶级军队性质和武装保卫人民利益的建军宗旨。1944年9月8日，他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作《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时明确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2]1945年4月24日，他在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再次强调：“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13]到1947年10月10日，他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政治宣言中昭告全国：“本军作战目的，迭经宣告中外，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在今天，则是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借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14]“本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一切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本军的政策，代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15]

为了建设一支无产阶级军队并铸就无产阶级军队的政治性质和为人民利益而战的政治宗旨，毛泽东对红四军进行了人民民主主义的革新、改造，主要表现在：（1）实行民主革新、民主建军。体现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三方面。在政治民主方面，实行官兵平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争一致，全军无论职务高低，没有贵贱之别，士兵委员会严格监督，坚决反对和清除旧军队中存在的封建习俗、官僚作风、长官意志，不允许打骂士兵，废除旧军中存在的“肉刑”酷刑，使广大红军官兵切身感受到了人的尊严，彼此尊重。在经济民主方面，不允许旧军队中存在克扣贪污军饷继续存在，全军经济账目及开支公开，士兵委员会给予监督。这与军阀部队中广泛存在的“吃空饷”和克扣部队军饷的消极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更加增强了广大官兵的主人公觉悟和意识。在军事民主方面，处分调动广大官兵的积极性，学习作战，讨论军事，发挥积极主动的战斗作用。（2）加强无产阶级军队的政治教育，广大红军官兵思想政治觉悟明显提升。加强对红军官兵的阶级教育，学习和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觉悟，同时在经济待遇和生活上得到体现，红军官兵也可以像农民一样获得一份土地，即使对国民党俘虏并也不例外。对国民党俘虏实行，经教育改造后愿留则留，与红军战士一样分得一份土地；不愿留则发给三块大洋的“路费”，准其回家。出了瓦解敌军外，实质是争取其为人民的一部分，并给予其“人民”的权利和地位。“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16]（3）实行军政一致，军民一致。人民军队的建设还表现在党、政、军、民的一致性或统一性。政府叫做“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军队叫做“中国工农红军”，人民群众主要是由工人、农民、士兵及小商人、手工业者构成。党的领导及其施政主要也是为他们服务。（4）加强红军的无产阶级军队政治性质和人民军队政治宗旨建设。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红军官兵中的边界本地人都分得了土地，只是远籍人分配土地颇为困难。”[17]由此，无论红军队伍革命战争的环境多么艰苦，战斗多么惨烈，他们都在思想上都十分明确是在为广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作战，在精神上感到无比的崇高和自豪。（5）加强对红军队伍的政治领导，将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确保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以领导无产阶级军队取得最终胜利。实现对红军的政治领导，实际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纪律上、作风上、作战中和生活中都要创建管事顶用的规章制度，正是经过这一系列的政治制度革新创建，毛泽东创造性地解决了红四军中原来存在的不少问题，可谓“旧貌变新颜”。1937年9月29日，他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这样回顾：“这个军队也不是一开始就像现在的情形，它也曾经过许多的改造工作，主要地是肃清了军队内部的封建主义，实行了官兵一致和军民一致的原则。”[18]由此，毛泽东率部到井冈山的红四军已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封建的、军阀的、资产阶级的、雇佣的、镇压人民的旧军队，而是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崭新的、人民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军队，在广大人民的汪洋大海中获得给养和力量并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中不断发展壮大。

三、必须加强红军组织纪律建设，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毛泽东率部进军井冈山是在“八•七会议”确定的秋收起义计划，进攻长沙失败之后。当时进攻长沙的部队共有四个团，主要是国民革命军武昌警卫团、安源路矿工人、当地参加起义的农民义军。1928年春在井冈山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会师后即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主要成分来源。但是，由于这一支队伍来源成分的复杂性，立即就提出了红军的政治建设问题，因为国民革命军武昌警卫团中虽然有部分共产党员，但总人数并不多。朱德、陈毅带来的南昌起义余部中有原来的叶挺部队，其中原来有党的组织和中共党员，但是在历经南昌起义南下，南下转移作战及奔向井冈山途中伤亡巨大，所剩党员已很少。可见其主要成分却还并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的深刻教育，在实质上还不能达到作为无产阶级军队性质根本要求。来自安源路矿的工人是中共中央临时决定组织他们参加红军，虽有一定的政治觉悟，但尚不能适应红军行军作战的要求。秋收起义时在当地加入的农义军具有个人主义的自由散漫性，组织纪律性较差。因此，首先必须加强组织纪律建设。毛泽东到达永新三湾和荆竹山两地先后进行了红军内部的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三湾改革”主要是在红四军内完善了党的组织，即：班排设小组，连设党支部，营团设党委，均为设政治部，全军归属前委书记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军党委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荆竹山制定的纪律建设内容主要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即：“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等“三大纪律”，以及“捆铺草”“上门板”“买卖公平”“言语和气”“借东西要还”“损坏要赔偿，不准乱翻东西”等“六项注意”。这些新制定的组织纪律具有很明显很实用的针对性，正是班、排、连、营、团等部队各级加强和巩固了党的组织，党员处处身先士卒，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坚决执行党的政治任务，严格遵守党的红军纪律，在红军内部形成了坚固的凝聚力，促进了红军战斗力的提升，对树立红军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维护群众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意义是，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对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管理制度的第一次尝试，不仅是对红军政治工作的伟大创新，同时也是创建无产阶级军队新的政治制度的伟大革新。这一制度在以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完善提升，发挥了重大的政治作用。

四、必须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施思想教育改造，建立无产阶级军队。中国工农红军既然是一支无产阶级军队，其军事职能是保卫人民的利益，而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统治阶级以及蒋介石国民党资产阶级新军阀，那么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或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改造，通过这一教育和改造，要是广大红军官兵懂得自己的政治使命和军队性质，而不是一支单纯打仗的军事集团或军事组织，却并不明白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懂得了这一点，就有别于以往历史上为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和残害广大人民的雇佣军。由于部队来源成分的复杂性及千百年来封建思想束缚甚至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局限，毛泽东率领到井冈山的革命队伍中的思想意识状况也是十分复杂的，部队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问题，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这些错误思想观念和认识严重削弱红军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严重影响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政治作风和军事作风。如果不批评和纠正这些五花八门的错误观念和认识，就不能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

在如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毛泽东首先指出了红军内部存在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和认识的错误表现，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甚至对有些问题还简要指出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如：毛泽东在分析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时就明确指出了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一）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不认识红军和白军是根本不同的。（二）雇佣军队的思想。因为历次作战俘虏兵甚多，此种分子加入红军，带来了浓厚的雇佣军队的思想，使单纯军事观点有了下层基础。（三）因有以上两个原因，便发生第三个原因，就是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四）党对于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也是形成一部分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的原因。”[19]在指出这些错误思想的同时，毛泽东即针对这些问题给予了批评、教育、改造，但是最主要的最普遍的方法是教育。在对红军官兵的教育中，不仅开展了对全体红军士兵的思想政治教育，而且是首先实施了对红军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如此，对红军干部开设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加正规，更加严格，在龙江书院举办的红军干部的课程设置有一半是思想政治课，体现出了其所占居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而对广大红军士兵的教育则不仅来自军队内部的党组织和领导，还体现在军队宣传工作，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的人民民主主义治军革新思想，还有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意见等。这些都在不同的方面、层面和途径教育和改造了军队。

五、必须革新创新管理制度，创建新的军队政治制度，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军队是一种军事组织、作战集团，构成这一“组织”“集团”的机制、规则概括起来即为“军事制度、军事体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一概念也早有论述。1857年8月，恩格斯在《军队》中曾经论述：“我们不去讲荷马所描述的希腊英雄时代的军事制度，那时还没有人知道骑兵。”[20]马克思对恩格斯写的《军队》一文高度赞赏，并在回信中指出：“亚洲的军事制度，最初出现在波斯人中间，但后来在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等等中间则被改得面目全非了。”[21]1995年出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制分册》做出了更加科学的概念解释：“军事制度，即国家或政治集团组织、管理、维持、储备和发展军事力量的制度。”[22]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加强制度建军构成了毛泽东的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一方面。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由于部队受旧军队思想观念影响及士兵主要来源成份复杂等原因，军队政治工作变得十分紧迫，十分重要。毛泽东在创建红军的革命实践中也切实加强了红军制度的革新创新和建设，这是他全面改造红军为无产阶级军队性质的重要的政治实践创新。以毛泽东为领导的红四军前委革新创新的治军建军制度主要包括：军队内党组织创建，在红四军内创建了系统的党组织，特别是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确保了党的绝对领导权；纪律制度创建，对严格约束和规范红四军官兵的形象和作风，树立红军新风尚发挥了重要作用；民主管理制度创建，创建了士兵委员会制度，在全军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实行民主治军建军，创建新型军队，对发挥广大红军官兵的智慧和积极性，相互监督提高，促进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将旧军队改造为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制度措施；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创建，对红四军党内整顿错误思想，纯洁革命队伍，对认识、批判、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实行前委书记为全军最高指挥和领导及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创建，在全军中广泛实行民主原则与集中原则相结合的制度，既利于发挥广大红军官兵的集体智慧和积极性，又有利于在领导集中集体的指挥进行决策的环节形成科学的决策，充分体现了广大红军官兵的“当家作主”和前委书记的“集中决策之领导”“两个环节、两个动力源”的结合和相互融合发力制度机制；对红军干部教育制度创建，不仅提高了军队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水平，而且培养了红四军中无产阶级军队的骨干力量，并促进了红四军无产阶级军队性质的巩固和政治水平的提高；红军宣传制度创建，向全社会、向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宣传了红军和红军的政治性质、政治任务，对对促进广大人群了解和支持红军革命斗争实践，对锻炼和提升红军干部的宣传能力，对教育和提高红军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水平都产生了积极作用。总之，毛泽东在红四军中革新创新制度,坚持以新制度建军治军，对人民军队的制度建设具有不扣磨灭的重大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页。

[③] 《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6页。

[⑤]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

[⑥]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1页。

[⑦]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5页。

[⑧]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7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5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