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出兵朝鲜，毛泽东虽有充分考虑，然而由谁挂帅出征，却是颇费了一番思量。

他首先想到的是粟裕，可当时粟裕有病缠身正在调养，一时无法到任。时间和局势变化不等人，毛泽东最终想到在大西北主政的彭德怀。虽然当时西北形势仍然紧张，调离彭德怀也是万不得已，但毛泽东深知彭德怀敢于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经过简单沟通，彭德怀很快领会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欣然接受了这一新的任命。

入朝前彭德怀曾打趣自己是命中注定要和苦地方打交道，并说：“我们共产党人注定要和‘苦’字、‘穷’字打交道。没有穷、苦，还要我们共产党人做什么？”

正是具备了这种为人民出生入死、不惧艰难困苦的品质，这场“开国第一战”的历史重担才由他来承担。

毛泽东认为，现代战争的指挥员要具备高于常人的战略眼光，才能更好地将指挥军事行动放在全局盘子里进行谋划。毛泽东选定的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身上，就鲜明体现了这种宝贵的战略素质。

在最初接受任务时，彭德怀就认为，“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

入朝前，第13兵团将领曾联名致电彭德怀：在缺少高射炮又无空军掩护的情况下，出兵朝鲜的行为弊多利少，建议推迟出动到空军能够出动、装备确有保证的时候。彭德怀怎不知没有空军掩护的仗有多难打，但他下定决心要和敌人抢时间。为此，困难再多、再大也要出动，否则将会更被动。

正是因为彭德怀能在复杂战场形势下保持清晰判断，坚定执行中央战略决定，及时排除杂音，才使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的几次战役迅速改变了战场局势，打乱了敌作战部署，使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方手中。

毛泽东认为，将无勇则不为将。他选择的挂帅抗美援朝的将领都是战功赫赫、威望极高。比如粟裕，他素以骁勇善战著称，军事素养极高，又足智多谋，在解放战争中因“七战七捷”被称为“战神”，无疑是作为胜战核心之不二人选。最终挂帅的彭德怀，他带领西北野战军以少胜多，“三战三捷”保卫党中央的佳话一直传颂，毛泽东用“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高度评价了彭德怀的卓越军事才能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由他挂帅，无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志愿军当时的一些弱点。

我军的高级统帅机关，自革命战争时期以来就是以非常精干高效的班子进行运转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最高统帅机关仍然是从革命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总参谋部实际上还是由陕北带来的那个小而精干的班子，人数很少，总共只有20多人。

抗美援朝战争中，第13兵团司令部、政治部改组为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组成了志愿军总部。总部机构很精干、灵活。司令部只有作战、情报、通信、军务、机要、直工、行政七个处和一个办公室，政治部只有五个部（处）。这样安排，既保证了作战指挥的集中统一，又能够充分发挥一线将领的核心作用和集体智慧。

作为志愿军总部前身的东北边防军指挥机构的建立虽然可谓一波三折、几经调整，但这却是毛泽东深思熟虑后进行配备的。

一方面，毛泽东确定的指挥机构从作战上说较为有利，配备了作战经验丰富、指挥才能出众的邓华担任司令员，选配洪学智、韩先楚、解方等作为其得力干将；另一方面，充分考虑了部队的实际，保留了第13兵团主任杜平及组织部门。这样的搭配不仅使战前准备得到了保证，而且给指挥机构以时间磨合，为后来以13兵团部为基础组建志愿军总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毛泽东历来重视指挥部的安全问题，志愿军总部办公地点是由彭德怀亲自选定的大榆洞，位于平安北道朔州郡南北两座大山之间夹着的一条东西走向的山沟里。

1950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发给彭德怀等的电报中专门提醒指挥部的安全问题，指出：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此次战役中敌人可能使用汽油弹，请你们研究对策。

朝鲜战争爆发后，东北由战略后方变成了国防前哨，而当时东北边防力量薄弱，在敌人进攻面前，如果不成立东北边防军进行制止，不仅朝鲜有沦亡的危险，我国大陆的和平建设也将无法进行。成立东北边防军我们就有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基于对美国干涉和朝鲜战争持久化的预期判断，果断决策以第13兵团为主成立东北边防军。毛泽东这般堪称用兵典范的战略预置，为取得战争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对新中国的稳定发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今天看来仍极具战略眼光。

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战争时期只有陆军一个军种，依靠着“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深知，我军即将面临的现代战争形态与之前是完全不同的。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力量非常弱小。毛泽东慎重考虑了使用空军的需要与可能、眼前使用与长远建设的关系，权衡利弊后毅然作出了空军参战的决策。在战法打法上，毛泽东肯定了刘亚楼提出的不能零零碎碎地去同敌人进行拼消耗的空战，应积蓄起来选择适当时机集中分批地使用的原则。

志愿军空军在2年零8个月的作战中，取得了击落美机330架、击伤95架的重大战果，创造了让敌心惊胆寒的“米格走廊”，在掩护后方重要目标安全、保障后方交通运输的畅通和开创我军多军种协同作战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为什么在第一次战役后，调驻扎在上海的第9兵团进入东线战场呢？我们可以从毛泽东与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的谈话中得到解答：军委要用人所长，要用部队所长，解放战争你兵团练就了一身的硬骨头，是善打阻击、勇战恶敌的部队之一，现在用你兵团的目的就在于此。

毛泽东这里的“用人所长”是指，宋时轮曾是华野十纵的司令员，而他带领的十纵，有号称“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的美誉；“用部队所长”是指，第9兵团下辖的3个军都是我军的王牌部队。

毛泽东认为，既然陆战1师号称美军的头号王牌，那么我们也要派出解放军能打硬仗的王牌，来一个“王牌对王牌”。事实也证明，在接下来的长津湖战役中，9兵团给美军以巨大打击，展现了顽强能战的战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