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有关战略机遇期的命题是当代中国关于时代方位与战略形势的重大判断之一。这一命题认为，当今中国面临难得的和平发展机遇，在外不存在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安全环境无比宽松，在内没有政治与社会动荡之虞，可以一心一意谋发展、专心致志搞建设，这就构成了十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应该抓住这个难得机遇，迅速发展壮大自己，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从而使自己更加坚实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战略机遇期这一重大判断与命题相关联，当代中国提出和建立了“和平发展”的理论学说，“战略机遇期”论与“和平发展”学者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指导和规范了当代中国党和国家的战略重点、资源配置、工作重心与经济方向。深入诠释战略机遇期的内涵是少数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大众化的理解与把握，往往聚焦于挑战与机遇的关系上。一直以来，人们大都从二者的对比入手来丰富自己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认知。从这个角度说，有关“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认识大体上经过了这样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有关“战略机遇期”的诠释大都是强调中国所面临的大好机遇，不讲或者甚少谈论挑战与风险，尤其是对来自西方集团的挑战与风险，基本上都忽略不计了。在事实的逼迫下，尤其是在普世大潮与颜色革命的压迫下，挑战的客观存在不能不予以正视。尽管如此，多数或者主流意见坚持认为机遇大于挑战，并且认为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并不严峻，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更无损于战略机遇期大局。进入新时期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战略机遇期做出了新的重大论断，指出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提出要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要统筹“两个大局”，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争精神，树立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这一新的重大论断，及时、准确地把握了战略机遇期的新变化，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战略机遇期学说的新内涵，把风险意识摆在显著位置，把发扬斗争精神，树立底线思维和应对挑战提到了新的高度。上述有关战略机遇期的认识过程，完全契合了理论实践关系的逻辑路径，充分体现了理论指导实践和实践丰富理论的发展辩证。事实上，在战略机遇期学说发展完善的过程中，这一理论既给中国以总体上正确的战略指导，但不同阶段也存在相当明显的偏差与不到位。第一阶段的不良倾向是存在严重的松懈心态，那个时期存在广泛的人类永久和平论等认识误区，在相当程度上出现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颓废现象……第二阶段的偏差在于对全球形势的消极面认识不够，对霸权的侵略扩张估计不足、对战争危险估计不足、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估计不足等问题都很突出，发扬斗争精神很不到位，存在明显的缺失。第三阶段对于战略机遇期内涵的丰富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修正了以前的偏差，但现如今的情况又有了剧变，即百年未有大变局出现了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以超出人们想象的力度与强度向纵深挺进，人类历史道路与全球战略形势再一次走到战争与和平的十字路口。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以为，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已变得相当严峻，已经不是一般性的风险，而具有兴衰成败、生死存亡一般的重大干系。在如此空前严峻挑战的面前，我们所需要的已经不仅仅是风险意识，更需要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已经到要树立和强化危机意识、忧患意识的时候了。事实上，强烈的危机意识历来都是中国人民奋斗牺牲不可或缺的动力源泉。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激起了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强烈的危机意识，正是在这种强烈危机与忧患意识的作用下，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中国人民奋斗牺牲，掀起一次又一次反对内外敌人的伟大革命与斗争，最终赢得了新中国的建立。可以说，没有危机意识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胜利某种程度上就是民族危机与忧患意识的直接后果。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这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如下三个方面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历史事实证明，上述三个方面的危机意识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到位的。改革开放的中国也是这样，改革开放一个重要的思想前提，就是中华民族必须正视自己经济技术依然相当落后的客观现实，必须通过学习借鉴世界上发达技术与先进经验，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可以说，因为落后而激发出来危机意识是改革开放的深层动力。正是在这种危机和忧患意识的激励下，中国人民奋起直追，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之路，取得了经济建设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无数历史经验证明，中华民族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强烈的危机意识，都必须在强烈危机意识的极力下发扬斗争精神，勇于同一切内外敌人做坚决的抗争，奋斗牺牲，以此才能实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是这样。中国的复兴崛起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战略背景与条件下实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什么样子，相信任何有基本战略观察能力的人都已看出端倪。越来越多的迹象与事实表明，中国注定将置身于一场新的全球性大动荡、大改组的旋涡，因为中国已经荣获霸权“战略竞争”首要对手的殊荣，这场战略竞争将怎样展开，其过程将怎样激烈动荡，结果又将怎样惨烈，都不是中国主观愿望所能决定与所能驾驭的。因此，中国必须本着底线思维的原则，把可能最坏的情形充分估计到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如果不能和平发展，中国怎么办？这个问题应该有答案，必须有答案；
——如何不能和平统一，中国怎么办？同样的，这个问题同样应该有答案，也必须有答案；
——如果霸权国家联合整个西方集团对我们进行全面的战略封锁制裁，中国怎么办？这个问题更加应该有答案，也必须要有答案。
面对林林种种如此严峻的挑战，继续论证挑战与危机孰大孰小、孰轻孰重已经没有意义。现在我们固然要继续认定中国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历史时期内，甚至可以说，新的战略机遇来得比以往更大更惊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则是，在新时期新的背景条件下，所谓水涨船高，面临巨大机遇的同时，中国所面对的挑战也惊心动魄、十分严峻。因此，我们应该在汲取既往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树立更加强烈的战略危机意识，现如今已经到了必须这样做的时候了。（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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