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又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一

同马克思一样，毛泽东同样强调“哲学”通过回到实践所获得的“解放”。他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在毛泽东那里，哲学的解放究竟指向什么呢？

 

1964年8月，毛泽东在召集党内人士谈哲学问题时指出：哲学界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

 

同年更早些时候，在与吴冷西谈《人民日报》宣传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抓哲学，要抓活哲学。

 

什么才是“活哲学”？就是那种同现实生活打成一片的哲学，而不是那种同生活撅为两截的哲学，不是哲学家书房里或书本上的哲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就曾尖锐地批判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所持的思辨哲学与现实生活相剥离的抽象性。毛泽东同样反对那种脱离实践和现实生活的本本主义态度，他强调说：“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在哲学批注中指出，“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

 

马克思同样主张哲学的解放。在马克思那里，哲学不再是哲学家书房里的思辨游戏，而是变成了对人的存在的自我展现及其完成本身的反思形式或把握方式，从而把哲学真正地广义化了。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思想的理解相吻合。

 

众所周知，强调实践性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鲜明、最突出，也是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它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最根本的标志。马克思正是以“实践”性来命名自己所创立的新哲学，他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实践的唯物主义”，或曰“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本质上和基本性格上都具有强烈的实践性。

 

正如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马克思的这一角色，同马克思的哲学立场和信念是内在地一致的。

 

一位俄国学者在马克思逝世时写的纪念文章中说：“有些思想家坐在书桌旁声称要摧毁世界，但在街头踩到一个鞭炮就会吓得缩成一团。马克思不属于这一类思想家。”

 

的确，马克思绝对不是那种坐而论道的思辨哲学家，而是起而实行的实践家。当然，作为实践家的马克思是通过他的深刻反思把握住了何以必须回到实践的内在理由的，因此，他又绝不是那种盲目自在的实践家，而是自觉自为的实践家。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真正力量，归根到底就在于马克思所谓的“实践能力的明证”，而不在于“理论”本身的“高雅”和“完美”。

 

毛泽东同样秉持了这种精神，他在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指出：“他们（指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引者注）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

 

毛泽东基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明确肯定：“实践高于认识。”

 

二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一次座谈会上说：

 

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又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毛泽东曾批评马克思主义经学化的倾向及其危险。

 

同年3月17日，在会见智利共产党左派——斯巴达克派代表团时，毛泽东曾谈到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他又坦率地承认：

 

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有很多我还没有看过，只看过少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读个几十本也就差不多了，要注意拿书本作为观点来研究事情。书不可不读，但不可多读。读多了，就成为书呆子，不会工作。

 

在读经典著作方面，毛泽东认为也是“过犹不及”。其关键在于能否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的成功之处，也是高明之处，也正在于此。

 

其实，早在1943年，毛泽东就曾指出：

“我常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整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

 

少了，容易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多了，则容易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可谓“过犹不及”。因此，毛泽东是不太信任学院派哲学的。他指出：

 

单从学院中出来的哲学家大都不行，必须务点实。马克思因为是搞革命的，才能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青年毛泽东确立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理想，就是学习应该同生活打成一片，教育不能同生活撅为两截。

 

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1919年12月1日）中说：

“工作须为生产的，与实际生活的。”

 

他还强调说：

 

“学生在学校所习，与社会之实际不相一致，结果则学生不熟谙社会内情，社会也嫌恶学生。”

 

他总结道：

 

“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今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焉，则为新生活矣。”

 

毛泽东提倡教育的工读模式。这些观点，说到底都是旨在凸显实践的重要性和优先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在谈到医学教育改革时指出，医学教育主要应该是在实践中提高。他甚至强调，书读得越多越蠢。

 

有人批评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带有某种“反智主义”色彩，其实这种批评未曾真正读懂并理解毛泽东的深刻用心。毛泽东实际上是试图强调实践相对于书本知识这一理论态度所具有的至上性。

 

这一立场，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偏好，也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实践特质。它的实质不在于作为工具的知识论建构是否重要的问题，而是关乎整个哲学的基本取向是否回到实践的终极原初性上来的问题。

 

三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读苏联学者写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时所作的批注，既受到教科书内容的启发，也深刻地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

 

譬如，他认为事物“只有在实践过程中才能暴露其本质而理解他［它］”，“认识以实践始以实践终”；特别强调“实践高于认识”，“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毛泽东强调说：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他还写道：

“哲学的研究不是为着满足好奇心，而是为改造世界。”

 

在毛泽东看来，哲学研究的目的说到底在于实践本身。1965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曾表示：“自己认为《实践论》是比《矛盾论》更重要的一篇文章。”

 

另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另外的场合谈到自己的著作时又说过：

 

我的那些东西还有用？那些是历史资料了，只能参考参考。……我只有一篇好的——《实践论》，还有点用。

 

由此不难看出《实践论》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这种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践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和意义。这大概不仅仅是一种写作质量上的评价，更是实践与辩证法在理论重要性或优先性上的比较。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由为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做的讲义中的两节改写而成的。据温济泽回忆，毛泽东1937年在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讲授过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为此写过一本《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而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的《实践论》就是该提纲第二章中的一节，《矛盾论》就是该提纲第三章中的一节。

 

值得注意的是，《实践论》作为创造性地阐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著作，其副标题就被冠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其中用了典型的中国式的措辞。

 

《实践论》的标题本身就带有浓厚的象征意味，它表明毛泽东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采取了中国式的语言，而且利用了中国思想的形式（这种形式不只是一种外在形式，更是一种内在形式）。

 

毛泽东试图用中国思想所特有的语汇来表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蕴，这在思想上实践了他自己所提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要求。

 

关于“知行合一”，毛泽东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阐释所作的创造性发挥，融入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理念。

 

对此，贺麟认为，在“知行合一”问题上，从朱熹、王阳明、王夫之、孙中山到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毛泽东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重新阐释了儒家的“知行合一”思想，但不能否认其中对传统思想资源的利用和继承。

 

正如贺麟所指出的：“他文（指毛泽东的《实践论》——引者注）中虽未提到他们（指朱熹、王阳明、王夫之、孙中山等思想家——引者注），然而他又没有把他们的贡献完全抛开，他对于知行问题的重点提出，对于知行结合的注重和把实践提到最前面，以及在他的文章所包含的许多中国优秀哲学遗产的思想和结论，都足以证明是尽量吸收了前人优良的成果的，这就使他的《实践论》于发展马列主义的认识论时，复具有新颖的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哲学理论。”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强调“行”构成“知”的来源、动力、标准和目的。正如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中指出的那样：“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对于实践的强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体现，同时也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既是认识论的立场，更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原初基础的奠定。

 

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

何中华 著

 

内容简介：

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大地扎根、发芽、开花和结果？马克思主义同儒学会通的历史条件和机缘是什么？两者融会贯通的内在根据和理由究竟何在？

 

本书以马克思与孔夫子自晚清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的相遇为主线，通过特定历史语境的还原和追溯，试图从哲学观念、文化原型、精神气质等层面，多维度地揭示这种相遇的内在可能性及其学理依据，以期更深层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本书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虽然在自觉的层面更多地表现为冲突，但在无意识层面却更多地表现为融会贯通。本书主要从运思方式、历史观、自由观、实践观、真理观等多个方面，从对历史本真性的敞显、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洞见、对人性超越性的指认、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等不同维度，探寻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会通的内在理由。

 

本书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历史文化条件和契机：前现代的儒学与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有其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相遇的机缘；中国文化与欧洲大陆文化之间的亲和性，也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近代文化遭遇后的严重受挫，“一战”所暴露出来的西方文明的局限，使中国人对东西方文化产生了双重失望，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三种可能性被中国人选择的重要历史原因。

 

（作者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来源：“淮左徐郎”微信公众号，摘编自何中华教授的新著《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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